如何用司法规制当事人“闹庭”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一个"诉讼爆炸"的时期,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通过诉讼方式解决各种矛盾纠纷。与法院案多人少情况呈正相关的一个现象是,当事人"闹庭"现象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在司法实践中,有的当事人甚至律师为了达到不当诉讼目的会采取过激、非理性的手段,不能正确处理诉讼权利     

浅谈适用速裁方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问题

控制并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益是当今世界各国诉讼制度改革的直接动因和基本价值取向。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民事流转的加快，法院受理的民事纠纷案件增多，如何解决案多人少的矛盾，提高司法效率，”方便当事人参加诉讼，就成为我国许多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思考和急需解决的问题。对民事案件实行繁简分流，探索对简易民事案件快速解决的途径，是基层法院适应形势需要而实施的改革举措。     

构建多元的矛盾纠纷解决体系

作为全国法院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试点单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不断深入探索法院主导下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新路径,进一步整合资源,建立以调解中心为枢纽,诉前调解、诉调对接、立案调解、委托调解、协助调解等五大机制为支撑的矛盾纠纷解决体系,实现了诉讼内外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机协调与合理衔接,案件的调撤率大大提高,     

集团诉讼初探

集团诉讼是指由处于相同情况的、有相同利害关系的人临时组织的集合体作为诉讼当事人，并由其代表人进行诉讼活动的一种诉讼制度。 作为解决群体纠纷的有效途径，集团诉讼最初起源于英国。设立此项诉讼是为了应对涉及多数人利益的诉讼问题，在许多情况下让所有当事人实际到庭应诉是相当困难的，而如果分别进行诉讼，又会导致重复诉讼，产生相互矛盾的判决，既耗资又费时，大大增加了法院和当事人的负担。     

海事诉讼法登记债权的确权程序中的几个问题

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相关条文和海事诉讼司法实践,分析探讨了海事法院裁定强制拍卖船舶公告发布后或海事法院受理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公告发布后,登记债权的确权程序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指出了法律规定中的矛盾和不足之处,提出了相应的立法修改的建议。     

论行政继续确认诉讼——从“梁某不服广州市人民政府行政裁决案”谈起

继续确认诉讼是指在已经开始的行政诉讼程序中,因出现特殊情况导致被诉行政行为引起的争议已经解决,但法院并不终结诉讼而继续进行审理的一种诉讼类型。继续确认诉讼必须具备合法的原始诉讼、被诉行政行为引起的争议消灭、原行为违法性不明以及原告的申请四个必要条件。在继续进行的诉讼中,法院视乎行政行为合法与否以及原告是否具有诉讼利益而适用驳回请求判决和确认违法判决。     

法官审判工作极限研究

近年来,全国法院受理的诉讼案件逐年大幅攀升,使得某些法院的诉讼容量受到极大的挑战.[1]一方面,收案数量无限制,法院不可能以无精力审理为由不受理案件;另一方面,结案时间又有要求,即在审限规定的时间内必须办结受理的案件.这在案件量不断大幅攀升的情况下,势必造成案件结案量与法官审判精力的巨大冲突和矛盾.[2]然而,各级法院...     

论小额诉讼程序的完善

为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缓解司法资源供需紧张的矛盾,兼顾诉讼效率与公正,小额诉讼程序作为基层法院的小额诉讼法庭或专门小额诉讼法院审理一些涉诉金额较小案件的专门程序应运而生。然而,我国的小额诉讼程序都表现出明显的不完善。因此,需要结合社会条件及司法现状,借鉴两大法系的经验完善我国的小额诉讼程序。在我国,明确受案范围及管辖法院,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完善该程序审级设置及独任制等,使当事人能够利用小额诉讼程序实现权利的救济。     

日本重复起诉禁止原则及其类型化析解

前诉系属后,后诉当事人与前诉当事人同一且诉讼标的同一时,前后两诉案件即为同一,此时后诉构成重复起诉。出于诉讼经济计,同时为避免矛盾判决并维持司法秩序的统一,此徒增对方当事人讼累之后诉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并不合法。是否构成重复诉讼属于消极诉讼要件,由法院依据职权为调查,毋庸当事人主张,并采职权探知主义。于重复起诉时,后诉虽不合法,但处理方式则视情形而定,即法院应当在立案审查时裁定不予立案,而在立案后则应根据具体情况裁定驳回起诉、中止后诉、裁定合并审理或另行指定辩论期日。     

探讨当前诉讼模式处理医患纠纷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既往通过诉讼解决医患纠纷,由于过分依赖医疗损害鉴定造成效率低下,不仅损害了医患双方的权益,也给法院带来了极大压力。对现有诉讼模式处理医患纠纷进行改革,通过设立医患纠纷特别法庭、建立由医学专家组成的人民陪审员资料库、改革审判程序、充分利用好已有的非诉讼解决纠纷的资源等举措,应是完善诉讼模式处理医患纠纷的有效途径。     

论基层法院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的对接

随着民事案件收案数量的飞速增长,基层法院案多人少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如何建立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相互对接的机制,形成化解纠纷的合力,以节约审判资源、降低司法成本是当前法院所要面对的现实课题。     

关于公益诉讼的公益性问题的思考

近年来公益诉讼案件数量有呈递增的趋势,但我国目前公益诉讼效果却不尽人意。其主要体现在司法部门没有重视公益诉讼中对立的利害关系具有公共性这一特征,忽视了整个公益诉讼过程的公益性的体现,给公益诉讼原告带来诉讼成本上的压力,以至于大大削弱了公民维护公共利益的主动性与积极性。针对以上不足,本文认为各级法院在审理公益诉讼案件时应当完整地体现其公益诉讼案件的公益性,充分地利用社会公共资源,减少诉讼成本,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     

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司法调解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凸显,大量纠纷涌入法院,面对案多人少的情况,法院已经不堪重负。大量的案件,如何优质高效解决?调解提供了一条解决困境的途径,作为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的优秀传统,长期以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前党和国家大力倡导创建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体现到司法领域,诉讼调解无疑是与和谐社会精神最为契和的了。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本文探讨了在建设和谐社会背景下司法调解的意义、优势,并探讨调解制度的完善。     

平行诉讼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对策

在国际民商事交往日益密切的同时,各种纠纷也不可避免的产生了。矛盾双方主体为了维护自己的最大利益,争相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法院进行诉讼。国际平行诉讼的产生当然并不只是此单一原因,平行诉讼不仅加重了当事人的负担,也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因此,在没有建立起解决此问题的国际体制时,不方便法院等原则无疑是解决该问题的最好方式。     

新民事诉讼法小额诉讼程序规定对民事司法的影响

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创制和实践推行,将深刻影响民事司法的整体格局,对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工作带来新的挑战。该程序回应了社会公众对司法大众化的期待,在减轻当事人讼累、提高诉讼效率、科学配置司法资源、实现案件分流等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小额诉讼程序的实施将导致基层法院及其人民法庭面临申请再审案件增加的局面,当事人因权利保障不足和救济渠道不畅,也可能产生对法院的抵触情绪。这种状况意味着基层法院面临的压力在短期内将有所增加。为此,基层法院和上级法院特别是高级法院应当通过各种途径做好应对的工作。     

我国群体诉讼的立法与司法实践

我国大多数群体纠纷被法院分案受理,既有制度本身的问题,又与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影响法院积极适用代表人诉讼的诸多因素和司法政策有关。由于群体纠纷本身就需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采取多元化的方式处理,所以,法院通过其他一些诉讼形式解决群体纠纷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在多元化群体纠纷解决机制中,代表人诉讼制度是必不可少的,其独特的价值和功能是不可能被现在各地法院所尝试的其他替代性诉讼方式所完全取代的。     

我国法科学生法官职业思维培养模式研究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其中许多的矛盾以诉讼方式集中于法院,最直观的反映便是法院的案件受理数量年年递增,法官的办案压力也随之增大.对法科学生进行法官职业思维方式培养,可以让学生尽快适应法律职业的需求,从而提升职业生涯中审判能力、审判技巧.对于缓解社会矛盾、增加司法的公信力及权威性具有积极的意义.     

重复诉讼规制研究:兼论“一事不再理”

如何应对重复诉讼是我国民事诉讼实践中经常遭遇的问题。从避免法院就同一诉讼标的的案件进行重复审理,防止可能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判,以及有效利用司法资源,实现诉讼经济等因素考量,原则上应当禁止重复诉讼。但对于如何界定重复诉讼,判断的标准以及相应的应对措施等问题理论界尚未有深入的探讨。应结合我国的情形和国外的相关理论研究,分析和阐述我国民事诉讼禁止重复诉讼原则及其适用的基本法理。     

浅议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

民事诉讼诈骗是近年来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种新动向。一些人利用民事诉讼中各种程序的特点,通过制造假证据、隐瞒事实、制造假债务、恶意串通等多种手法,使法院做出有利于他们的错误裁判,在给被害人造成损失的同时也妨害了司法机关正常的诉讼活动,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但现行刑法对诉讼欺诈没有明确的规定,法学理论界对诉讼欺诈的定义尚未明确,给司法机关对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和处罚带来较大的困难。本文从诉讼欺诈行为概念、特征、行为属性入手,对理论界存在的观点进行了分析,阐述了诉讼欺诈行为应单独设罪加以规制的观点。     

代表人诉讼中的利益诉求

法院、当事人和律师的利益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国代表人诉讼的程序效果,民事司法难以满足各方利益诉求是造成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休眠”的主要原因。在法院方面,我国的政策实施型司法程序消弭了法院在代表人诉讼中的利益诉求;在当事人方面,立法上则存在着利益诉求难以转化为诉讼权利,当事人缺乏理性诉讼动力等症结;律师在代理代表人诉讼过程中职业的公共性和商业性之间的冲突十分明显,降低了其在代表人诉讼中的参与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