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子关系诉讼中的亲子鉴定协力义务论——兼评《婚姻法解释（三）》第2条

亲子鉴定是解明亲子关系的利器。亲子鉴定协力义务属于公法性质的勘验协力义务,其义务范围和主体范围均较为广泛。亲子鉴定协力义务的法理依据有诉讼经济、证明妨碍及事案解明义务三个。是否科处被检人协力义务,在实体上应当本着保护子女最佳利益的原则进行利益衡量,在程序上应当具备一定的要件。被检人在具备正当理由时得拒绝鉴定,但不当拒绝的,可对其进行直接强制或间接强制。我国《婚姻法解释（三）》第2条意义积极,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适用条件不明确、当事人程序保障条款缺失、拒绝鉴定所生法律效果较为模糊、适用的主体范围偏窄以及与实体法没有很好地对接等。     

亲子鉴定结论在亲子关系诉讼实务中的定位

目前,我国的亲子鉴定正处于一个方兴未艾的时期,亲子关系纷争的日益增多加之DNA鉴定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作为依托于DNA科学鉴定技术之上的亲子鉴定越来越得到广泛认可及信赖。首先分析我国目前亲子鉴定结论在诉讼实务中的定位以及存在的问题,同时结合美国及日本对于亲子鉴定结论对亲子关系纷争中的作用和相关规定及实务进行梳理分析,对我国亲子鉴定结论在诉讼实务中的定位提出自己的观点。     

论公民的行政协助义务

公民行政协助义务是指公民在作为行政相对人时对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依据职权执行公务的行为。公民的行政协助义务可以降低行政机关的工作成本,提高行政机关工作效率,但公民的行政协助义务不是绝对化的。我国已经走出了公共利益一定高于个体利益的机械认识,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对公民行政义务的限制,以保护公民个人的利益。在拥有强大国家资源行政主体与身处弱势的公民的对比下,对公民行政协助义务的控制是有必要的。     

浅谈行政执法中的公民协助义务

近些年，对行政执法中的公民协助义务的研究进入学界的视野。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行政执法中的公民协助义务进行界定，对协助义务的特点和分类进行探讨，并简述构建公民协助义务的法律机制的原因，并对构建公民协助义务的法律机制提出建议。     

亲子关系诉讼中的亲子鉴定推定及其改革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创制的亲子鉴定推定以实现亲子确认诉讼的确定性解决为目标,主要的缺陷是模糊了举证证明责任制度的程序地位、与举证证明责任的程序功能相悖、适用条件模糊。作为其理论依据的证明妨碍理论难以为亲子鉴定推定提供正当性,事实上域外很少有采用亲子鉴定推定的立法,即使个别采亲子鉴定推定立法例的国家,司法中对之的适用也非常谨慎。应对亲子确认诉讼中,当事人一方拒绝配合协助鉴定的情况,可以坚持直接强制为原则,并辅之鉴定材料的替代获取。     

举证妨碍规范的解释与完善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67条第1款,不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负有协助调查取证的义务.违反该义务,即构成妨碍举证.由于协助调查取证义务相当广泛,既包括诉讼中的提交或协助义务,也包括诉前在预计存在举证必要时形成或保存重要证据手段的义务,因此举证妨碍的适用范围亦相当广泛.然而,我国的举证妨碍规范存在重大疏漏,不仅未将过失或不作为的...     

DNA亲子鉴定在民事诉讼中几个相关问题探讨

DNA亲子鉴定技术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利用,其在相关案件的处理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DNA亲子鉴定技术在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方面的问题,本文着重就该类鉴定所涉及的DNA亲子鉴定标准、DNA亲子鉴定中的鉴定人、强制进行DNA亲子鉴定问题、DNA亲子鉴定的伦理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台湾地区行政程序中的协力行为

行政程序中的协力行为包括行政机关的协力和行政相对人的协力。前者称为行政协助,后者则称为当事人的协力义务。行政协助虽然是行政职权实施过程中的一种临时配置方式,但无疑已经成为行政机关在实施有关行政行为的过程中比较常见的行政行为。现代行政程序越来越重视相对人的参与,参与行政程序既是现代行政活动中行政相对人的重要权利,又是其协助行政行为的义务——即行政程序中当事人的协力义务。惟有从权利和义务的结合上来理解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程序的行为,才能既有利于行政行为的合法、有效实施,又能更好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台湾地区关于行政协助和当事人协力义务的理论研究与法律规定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但是,有些方面尚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研究台湾地区行政程序中的协力行为,对于我国正在进行之中的行政程序立法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职务犯罪与普通犯罪互涉案件侦查协助机制的重构

在以犯罪分类为基础的侦查管辖权分配中,必然存在职务犯罪与普通犯罪互涉的冲突,我国通过侦查协助解决冲突,但在操作中存在协助不到位等问题。必须通过侦查协助的重构,确立职务犯罪侦查权优先,设置侦查协助启动程序,明确侦查协助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增加侦查协助的可操作性,才能有效解决互涉案件管辖的冲突。     

试析合同法上的附随义务

我国《合同法》在第四章“合同的履行”部分开宗明义地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６０条第２款），此处“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被理论界称之为“附随义务”。将附随义务明确、具体地规定于成文法中，备受民法学界推崇。然而，对附随义务，理论界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在司法界，附随义务更是一个陌生的课题。本文试图对附随义务如何产生于判例学说，附随义务与先合同义务、后合同义务，给付义务，不真正合同义务的区别，附随义务的特征，附随义务的主要形…     

论宪法对公民环境权的设计

公民环境权应是一项独立的、基本的人权,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民的这一权利在世界各国逐步得以确认,出现了公民环境权宪法化的趋势。国外宪法对公民环境权的设计通常采取三种方式:一是公民的环境权利义务对称,二是公民的权利与国家的义务对应,三是公民的环境权利义务和国家的环境义务相结合。我国宪法应借鉴上述第三种方式,明确使用公民环境权这一法律术语,将环境权界定和设计为包括环境使用权、知情权、参与权和请求权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与此对应,宪法还须规定国家对公民只有首位的环境义务。     

我国民法典应设立债法总则的几个问题

我国民法典是否应设立债法总则?侵权行为法是否应从债法体系中分立出去?这是当前民法典编纂所讨论的重大问题之一。本文从法典编纂的作业要求、法典编纂的理论背景、各国或地区的民法典关于债法内容安排的通例以及债的一般规范对侵权行为的可适用性等方面,阐述了民法典应设立债法总则以统帅各种具体债,维护债法体系完整性的观点。本文还对主张侵权法独立的理由做了比较深入的剖析,认为这些理由不足以构成侵权法从债法中分立的理由。     

消极权利与立法者的积极义务——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第二次堕胎判决为例

公民基本权利的义务主体是国家,其实现需要国家履行相应的义务。传统宪法理论把消极权利和消极义务、积极权利和积极义务看作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而当代宪政实践表明,每一种基本权利都对应着国家的消极义务和积极义务。在消极权利所对应的国家积极义务中,最重要的是立法者的积极义务。立法者只有通过立法提供组织、程序及财政上的法律保障,公民消极权利的实现才具有可能性。     

论网络电子数据收集程序的完善

电子数据收集程序的规范对于保障网络犯罪案件处理的质量有着重要意义。有别于传统的刑事证据,电子数据具有收集主体多元化、收集范围广泛化、收集方法科技化的特点。从我国当前司法实践情况来看,电子数据在收集过程中存在一系列问题。当前可参照他国立法经验,通过明确第三方的技术协助义务和保密义务、规定全面收集原则、确立快速保护机制、建立提交技术鉴定的标准这四个方面对我国电子数据收集程序予以规范。     

从亲子鉴定的问题看标准化规范化管理的重要性

近年来,亲子鉴定技术在我国发展较快,越来越多的人应用这一鉴定手段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我们发现,我国目前对鉴定部门的管理却相对滞后,主要表现为实验室缺乏规范化管理、鉴定机构良莠不齐、技术标准不够完备以及缺乏实验室的质量检测体系等.这些问题如不解决,将不适应司法体制改革的趋势,阻碍鉴定技术科学、公正地为司法实践服务.因此,我们呼吁有关部门对这一问题加以重视、加强协作,使科学鉴定早日走上标准化、规范化管理的道路.     

国家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国际合作与司法协助义务述评

国际刑事法院是否成功的关键取决于《罗马规约》的缔约国和国际社会与之真诚的国际合作与司法协助。反之 ,国家也应根据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善意履行其自愿承担的义务 ,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供国际合作与司法协助。本文通过阐述《罗马规约》有关国家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国际合作与司法协助方面的实体性和程序性规定 ,说明国家在国际刑事法院调查、起诉和惩治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的国际犯罪中的作用和义务     

我国区际司法协助问题探析

为实现祖国统一而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衍生出了我国现实而紧迫的区际司法协助问题。区际司法协助介乎于国际司法协助和域内司法协助之间 ,但有别于二者。建构我国的区际司法协助制度须着眼我国的具体国情 ,采取务实的做法 ,以促进两岸四地间的民商事流转和国家的统一。     

我国仲裁协议效力认定的新发展——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仲裁协议的"书面形式"、仲裁事项所包含的内容、瑕疵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仲裁当事人变更或者债权债务转让时仲裁协议对权利义务继受者的效力问题、仲裁协议的独立性、仲裁协议效力争议案件的管辖及程序要求、当事人对仲裁协议效力异议的放弃、涉外仲裁协议效力审查法律适用等诸多问题作出了明确解释。该司法解释限制了仲裁协议无效的情形,规范了法院审查仲裁协议效力的程序,明确了涉外仲裁协议效力法律适用等问题,反映了我国仲裁协议效力认定的最新发展。     

作为债之独立类型的法定补偿义务

在公法和社会法领域内,法定补偿义务作为债的独立类型由来已久。但就法定补偿义务可否作为私法上独立类型之债,与合同之债、侵权之债、不当得利之债、无因管理之债等并身而立,民法学界远未达成共识。若从解释论角度出发进行分析,侵权责任法若干条款规定的补偿义务、"分担损失"规则以及"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等,都属有关法定补偿义务的规定。它们与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确认的法定补偿义务一起,构成我国民法中独立类型之债。在我国的责任保险制度尚不发达,社会保障制度还远未健全的背景下,如果法定补偿义务制度运用得当,无疑可在一定程度上济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制度之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