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重要内容首次写入中央全会决议。浙江绍兴是“枫桥经验”的发源地。绍兴在人民法庭建设中,充分发挥“枫桥经验”发源地的优势,以深化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为抓手,切实发挥人民法庭在诉源治理、方便群众诉讼、就地化解矛盾方面的重要作用,让“枫桥经验”这张金名片擦得更亮,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从社会治理的参与者到社会治理的推动者——基于“寻乌经验”司法治理模式的思考

“寻乌经验”是以赣州法院系统为代表的基层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生动实践,是导源于“寻乌调查”唯实求真精神的新时代司法治理模式。鉴于当前基层法院有效参与社会治理上面临着诸多困境,司法改革深化和社会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传统的司法治理模式需要进行相应变革。借鉴“寻乌经验”治理的模式和做法,可以在创新发展中深化司法治理的角色定位,在内涵式发展中发挥司法治理的功能价值,在时代性发展中整合司法治理的社会资源,从而为基层法院深度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新时代国家治理视野中的人民法庭及其功能塑造

人民法庭作为国家司法权在基层社会的表征,在不同时期发挥着不同功能。新时代人民法庭是乡村社会"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承担着通过乡村法治推进国家法治秩序生成的职责,应当着眼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以及制度规范引领下的乡村治理逻辑,重新审视人民法庭的设立依据,并赋予法律适用、乡村规范型塑、价值判断和法治文化培育等功能,打造以人民法庭为中心的乡村法治权威,建立现代乡村法治秩序。     

“三进乡村”，服务基层社会治理

<正>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院洋口港人民法庭设立于2009年，法庭干警平均年龄30.7岁。近年来，法庭立足辖区法治需求，通过力量下沉服务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着力打造新时代“枫桥式人民法庭”，先后获得“江苏省优秀人民法庭”“江苏省法院党建工作先进集体”和省级“青年文明号”等荣誉。     

人民法庭审执关系：从分立到协调——以基层社会治理优化切入

在最高法院统一的审执分立改革理念下。人民法庭的执行权大多被上收到基层法院的执行机构，人民法庭日益成为基层法院机关外的又一个审判庭。忽视人民法庭大多设置在农村和城乡结合部，其所面向的广大农村社区仍然处于乡土熟人社会的现实，与人民法庭制度设计的初衷和人民法庭的职能定位存在偏差，也与社会及法律活动的分工和专门化发生冲突。从审判与执行的差异性原理中，虽然可以导出执行程序的独立性和专业化要求，但在人民法庭“弱司法化”的特定语境中，可以有程度不同的多种落实样式。人民法庭呼唤一种外部审执合一、内部审执分立的协调模式，以实现审判和执行工作的相互监督、制约和相互支持、配合，提升人民法院整体工作的公信力和群众认同度，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优化。     

把握“枫桥经验”历史逻辑 以高质效法律监督助力基层社会治理

“枫桥经验”集中体现了基层社会治理领域中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生动实践和理论成果。检察机关贯彻新时代“枫桥经验”，要准确把握“枫桥经验”形成发展的历史逻辑，通过系统梳理检察机关参与见证“枫桥经验”的诞生、践行“枫桥经验”的历程，总结并发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检察方案，即坚持群众路线、注重矛盾化解、做好源头治理、加强基层基础建设，以高质效法律监督助力基层社会治理。     

正式资源下沉基层的网格化治理——以河北“一乡一庭”建设为例

我国基层治理资源不断增加但边际效应递减,出现了“内卷化”趋势,其原因在于治理资源处于悬浮状态,未能真正地作用于基层社会.对此,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因基层乡镇司法缺位而推进“一乡一庭”建设,在不增加投入的基础上重构法庭职责,使司法下沉基层,与基层党政联动,共同推进基层社会的法治化治理,创出了一条以法庭为中心的基层矛盾化解和社会治理的新路子.基于河北“一乡一庭”建设的启示,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应当从为民众构筑平台、输送权威和提供便利入手,深化治理模式的规范性、正式性和普适性,重构以法庭为中心的基层治理新格局,构建基层治理“大资源”体系,借力司法改革,不断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数字时代的人民法庭制度及其功能定位

智慧法院建设的纵深推进，给人民法庭制度的存续基础带来严重冲击。一方面，司法信息公开激发的“同案同判”需求让实质性解纷目标难以实现，司法数据的协同共享打破了“一体化”治理的传统模式，从而使人民法庭的治理职能遭遇挑战。另一方面，要解决人工智能裁判带来的认知障碍，化解在线诉讼导致的司法权威认同危机，需要发挥人民法庭密切联系群众的制度优势，这为人民法庭的司法便民功能注入新内容。数字技术对人民法庭制度的冲击，实际上是在推动其制度功能向维护稳定的规范性预期回归。在阶层化的多元纠纷解决体系中，人民法庭将通过对解纷主体、解纷过程和结果进行监督管理，确保非诉解纷活动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后脱贫时代专项治理“常规化”的运作逻辑

专项治理转向“常规化”的制度性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在后脱贫时代，脱贫攻坚专项治理在治理效果内卷化和治理目标改变的劣态倒逼下转向常规化治理形式。既有的理论研究依续这一思路构拟出数种专项治理“常规化”的运行路径，但多囿于自上而下单向度“常规化”治理形式探究，并且这种“常规化”模式已出现明显“负效应”。基于对安镇脱贫攻坚行动的实证考察，发现专项治理“常规化”的单向治理形式并不是基层治理的最优选择，而需在现有基础上发掘和能动地运用基层社会内在的社会资本因素，使基层社会的内在力量与制度化、法治化的制度设施相结合，以期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大数据与“雪亮工程”机遇、挑战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构建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思路和要求。强调指出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体制,社会化、法制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研究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客观要求,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本质规定,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现实需要,是对新时代社会治理发展和创新提出的新目标和新要求。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路径之探析——以白山市江源区为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为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近年来,白山市江源区通过城市社区、乡村、机关、企业、学校、医院“六域”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推动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促进了党的组织力、治理力、公信力,建设探索出了一条高度契合“两山”转化的全员、全域、全周期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路径。     

人民法庭为人民

重视和加强以人民法庭建设为重点的基层基础工作,是开创人民法院工作新局面的基石。党中央曾多次指出加强政法机关基层基础工作的重要性。本刊这一期辑录了部分法院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和人民法庭建设的材料,旨在传递情况,交流经验,提请各地法院“要进一步重视基层组织的建设。特别要充实和加强人民法庭……的力量”。(中共中央〔1984〕5号文件)     

我国人民法庭制度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民法庭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曲折发展历程。从实际发展状况来看,我国人民法庭制度建设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创立与挫折、恢复与重建、发展与转型等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经过六十多年的建设与发展,人民法庭制度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化解基层社会矛盾、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作出了积极贡献。     

吴江开发区法庭 打造智能法庭建设的“吴江样本”

现代科技如何与法院工作深度融合,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创造更高水平的数字正义?9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选编(一)》。其中,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庭(以下简称“吴江开发区法庭”)为各地智能法庭建设提供了“吴江样本”。     

法庭达标工作的研究与对策

人民法庭是人民法院发挥审判职能作用的前沿阵地，担负着大量的民商、刑事自诉案件的审判和执行工作，是人民法院对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提供司法保障的“窗口”。因此，加强人民法庭基础建设已成为人民法院的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为全面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精神、省高院《全省人民法庭达标活动规划》以及海南中院《于加强法庭建设的实施意见》，基层法院结合“作风转变年”的实际，正在紧锣密鼓地狠抓人民法庭的达标工作。辖区法     

国家治理视野下的人民法庭(1949-2014)

人民法庭的发展经过了建国后的"革命法庭"、改革开放后的"政法法庭",直到现在的"国家法庭"三个阶段,人民法庭的发展在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规律和特点。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中国的人民法庭面临着治理资源有限导致供给不足、自利化倾向导致基层治理内卷化、工具技术操作架空国家法律、权力网络压抑程序自治成长的突出问题。展望未来,必须继续坚持人民法庭制度,坚持人民法庭发展的改革方向,提出前瞻性和实践性相结合的治理方案,从国家治理资源供给、强化人民法庭管理;确保规则与技术的平衡;强化司法自治的角度进行制度性变革,实现通过人民法庭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伟大梦想。     

细事细治 ——基层网格化中的科层化精细治理与社会修复

【问题】国家治理体系的落地需要微观治理机制的完善。网格化是近些年发展出的一种重要基层治理机制。然而,谁在治理,怎样治理,治理什么?网格化治理体现了什么样的治理逻辑,又有何种后果?这些问题在文献中并没有系统答案。【方法】本文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内容三个角度,采取内容分析法,对广州市某区2013年1-3月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系统登记的2091起事件进行研究。【发现】首先,科层化精细治理:网格化服务管理通过设置网格和购买网格员服务的方式,使得国家科层制组织体系延伸到比社区还要微观的基层社会领域,直接处理日常社会中的“细事”。其次,社会修复效应:网格化服务管理是在社会的日常自我修复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国家改革基层以“官进民退”促进基层社会修复的一项制度安排。因此,抑制国家权力过度介入基层日常社会事务需要社会自身提升“日常社会修复”能力。【贡献】本文尝试立足基层治理内容探究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逻辑,以“治理什么”视角拓展国家治理研究视域,以“社会修复”范畴丰富“社会秩序何以可能”问题的研究范式。     

群众观语境下的人民法庭功能审视与再定位

新时期,人民群众司法需求越来越多,司法需求的多样性与人民法庭职能定位不适及发挥不充分之间产生了显性矛盾。在群众观语境下,应重新界定人民法庭职能,充分发挥其在案件审理执行、指导调处矛盾纠纷、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参与辖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等方面的作用。     

基层治理中“熟人社区”治理模式的证成

“熟人社区”不是传统熟人社会的简单复制,它在规范基础、联结机制、实践目的三个方面与传统社会存在区别,熟人社区是现代社会法治框架之下的一种基层治理样态。熟人社区治理模式的运作逻辑不是基于政府部门的利益,也不是基于行政运作的机理,而是基于社区自身的美好生活需要。熟人社区治理模式能够在很好地实现“权力下乡”的同时,提升基层社会公共服务产出的水准,保障和促进社会组织与社区居民对基层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新格局的参与。熟人社区治理模式具有可实践性、可推广性,该治理模式实现的关键在于,尊重、信任与保障基层社会的权利空间,同时在基层社会的实践空间中持续地以契约形式引入专业的社会力量。     

新时代党建引领监狱治理问题研究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党着眼于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不仅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更对新时代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