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刑事检察职能 助推社会治理现代化

随着我国刑事犯罪态势的变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发挥好刑事检察职能，对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从刑事检察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出发，可以发现基层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仍存在办案思维固化、恢复性司法功能履行不充分、“四大检察”融合度不高的问题，应聚焦更新刑事检察司法理念，激发刑事检察参与社会治理的内生动力，以横向一体化提升刑事检察参与社会治理的质效，进一步深化刑事检察与社会治理的融合，为推动和服务社会治理现代化贡献检察智慧。     

用司法助推生态环境社会治理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构建政府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环境司法实践基地,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坚持现代环境司法理念,不仅在案件上开拓创新,还一直积极参与生态环境社会治理并进行探索,建立了“第三方监督机制”及“非对抗环境社会治理模式”等。从2018年开始,清镇法院又与当地党委政府密切合作,继续打造环境社会治理模式的升级版。     

把握“枫桥经验”历史逻辑 以高质效法律监督助力基层社会治理

“枫桥经验”集中体现了基层社会治理领域中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生动实践和理论成果。检察机关贯彻新时代“枫桥经验”，要准确把握“枫桥经验”形成发展的历史逻辑，通过系统梳理检察机关参与见证“枫桥经验”的诞生、践行“枫桥经验”的历程，总结并发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检察方案，即坚持群众路线、注重矛盾化解、做好源头治理、加强基层基础建设，以高质效法律监督助力基层社会治理。     

论法院的非司法化社会治理

我国法院系统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具有鲜明的非司法化特征,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退隐式治理、错位治理与跨界治理三种类型。对于这一现象的成因,可以从治理技术、治理主体以及治理的历史进程三个方面展开。当前各类型非司法化治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司法化治理负功能的回应与矫正,此外尚有法院系统主动提升司法权地位、提高司法效率的用心。但是,法院参与非司法化的社会治理存在较大风险,在信息、工具以及绩效等方面呈现出利弊互现的二律背反,亟须研究相关的优化方案。     

正式资源下沉基层的网格化治理——以河北“一乡一庭”建设为例

我国基层治理资源不断增加但边际效应递减,出现了“内卷化”趋势,其原因在于治理资源处于悬浮状态,未能真正地作用于基层社会.对此,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因基层乡镇司法缺位而推进“一乡一庭”建设,在不增加投入的基础上重构法庭职责,使司法下沉基层,与基层党政联动,共同推进基层社会的法治化治理,创出了一条以法庭为中心的基层矛盾化解和社会治理的新路子.基于河北“一乡一庭”建设的启示,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应当从为民众构筑平台、输送权威和提供便利入手,深化治理模式的规范性、正式性和普适性,重构以法庭为中心的基层治理新格局,构建基层治理“大资源”体系,借力司法改革,不断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深化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重要内容首次写入中央全会决议。浙江绍兴是“枫桥经验”的发源地。绍兴在人民法庭建设中,充分发挥“枫桥经验”发源地的优势,以深化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为抓手,切实发挥人民法庭在诉源治理、方便群众诉讼、就地化解矛盾方面的重要作用,让“枫桥经验”这张金名片擦得更亮,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志愿服务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意蕴、逻辑与路径研究

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志愿服务参与基层治理是基层社会协同治理的内在需要，是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有力抓手，也是基层治理社会化的客观要求，具有深刻的价值意蕴。本文基于嵌入式治理和适应性治理理论的视角，分析志愿服务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意蕴、逻辑机理，并结合实际案例提出权威性参与、思想性参与、责任性参与和日常性参与四种志愿服务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路径选择，以期未来为搭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借鉴。     

人民法院参与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的思考——以偏远地区基层法院为视角

在我国转型时期的乡村社会治理中,案件纠纷在主、客体上存在的特殊性既是基层法院必须面对的微观环境,也我国法治化进程中应当直面的宏观问题.在明晰转型期乡村司法职能的基础上,人民法院有必要以加强诉调联动、司法释明和审判公开为主要的司法策略,探索参与当前时期社会治理的实践路径.     

基层治理中“熟人社区”治理模式的证成

“熟人社区”不是传统熟人社会的简单复制,它在规范基础、联结机制、实践目的三个方面与传统社会存在区别,熟人社区是现代社会法治框架之下的一种基层治理样态。熟人社区治理模式的运作逻辑不是基于政府部门的利益,也不是基于行政运作的机理,而是基于社区自身的美好生活需要。熟人社区治理模式能够在很好地实现“权力下乡”的同时,提升基层社会公共服务产出的水准,保障和促进社会组织与社区居民对基层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新格局的参与。熟人社区治理模式具有可实践性、可推广性,该治理模式实现的关键在于,尊重、信任与保障基层社会的权利空间,同时在基层社会的实践空间中持续地以契约形式引入专业的社会力量。     

中国传统社会基层治理的法律机制与经验

基层社会治理对于整体社会治理起着重要的基础和支撑作用。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治理中,形成了一套圆融自洽、顺利运行的法律机制,其中蕴含了我国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的宝贵经验。传统儒家法与道德相混成,一直将道德教化作为重要的社会治理手段,德治与法治相结合;而基层的自治制度,不论在立法还是司法上,都为国家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传统社会基层治理的法律机制与经验,与我们今天所提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有着不谋而合之处,在我们面对当代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大挑战时,也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从基层司法行政看我国地方社会治理——以贵州“铜仁经验”为中心

正近年来,贵州省铜仁市区(县)两级司法行政部门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提炼和推广好的做法,探索出"风险评估先行、防范化解联动、建设与调解并进、发展与稳定统筹"的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基层司法行政的基础性、服务性、保障性作用,为铜仁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本文以"铜仁经验"为中心,深入分析司法行政在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的职能作用,阐明继续巩固和加强司法行政基层基础建设的重要意义。     

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的背景和内涵释义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方式的选择与运用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实现.随着我国基层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强,传统政府管理模式的局限也逐渐凸显,如何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去应对危机和风险便成为政府和社会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在后工业时代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基层社会治理方式不是传统的权治或法治为主导,而是建立在德治基础上的三种治理方式的结合,其目标是为实现政府与其他社会治理力量的合作共治.     

细事细治 ——基层网格化中的科层化精细治理与社会修复

【问题】国家治理体系的落地需要微观治理机制的完善。网格化是近些年发展出的一种重要基层治理机制。然而,谁在治理,怎样治理,治理什么?网格化治理体现了什么样的治理逻辑,又有何种后果?这些问题在文献中并没有系统答案。【方法】本文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内容三个角度,采取内容分析法,对广州市某区2013年1-3月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系统登记的2091起事件进行研究。【发现】首先,科层化精细治理:网格化服务管理通过设置网格和购买网格员服务的方式,使得国家科层制组织体系延伸到比社区还要微观的基层社会领域,直接处理日常社会中的“细事”。其次,社会修复效应:网格化服务管理是在社会的日常自我修复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国家改革基层以“官进民退”促进基层社会修复的一项制度安排。因此,抑制国家权力过度介入基层日常社会事务需要社会自身提升“日常社会修复”能力。【贡献】本文尝试立足基层治理内容探究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逻辑,以“治理什么”视角拓展国家治理研究视域,以“社会修复”范畴丰富“社会秩序何以可能”问题的研究范式。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赋能国家安全的六个维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内涵和实践经验不断丰富,不仅成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更是激发社会活力的重要机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社会治理从“社会建设”领域调整为“国家安全”范畴,这并非是内容的简单位移,而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全方位变迁。我国社会治理效能体现的关键在基层,核心在基层,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视角下主要集中于制度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行动共同体、资源共同体和技术共同体六个层面。从这六个维度出发探讨国家安全和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二者之间的互动,有助于通过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不断向国家安全赋能。     

人民法庭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中枢

人民法庭不仅承担了基层法院绝大多数普通民商事案件的一审工作，而且作为社区法院，承担着大量社会公共职能，与地方的治理和民生息息相关。潍坊市的人民法庭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和发展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他们一方面注重引进社会力量辅助和参与诉讼案件的分流化解，另一方面积极扶持、培训、指导人民调解等民间调解组织，发挥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纠纷预防、早期解决和维护基层社区秩序等方面的作用和社会功能，构建起民间、行政等非诉讼程序与诉讼程序有效、合理衔接的制度和程序。     

基层法院的乡村治理实践路径--以司法助推村规民约健全和规范适用为视角

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指出“加强村规民约建设,实现村规民约行政村全覆盖”,为基层解决社会纠纷、创新治理模式提供了有效的规范支撑。围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人民法院要立足社情民意,创新司法供给形式,推动纠纷源头化解。人民法院参与基层治理,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和职能就是指导、规范和健全村规民约的制定及适用,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在基层纠纷解决、乡风文明建设、依法治村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成效,助推乡村振兴。     

浅析助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检察融入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行动目标,作为社会治理的一种新提法、新手段,其核心内容就是把基层城市治理与农村治理融为一体,并藉此弥补农村社会治理中的短板。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机关,如何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如何以新的姿态参与社会治理,成为当下一个重要课题。笔者拟结合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检察院正在开展的驻镇检察联络试点工作进行分析和研究,以期找到检察机关助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突破口。     

社会治理创新所面临挑战与政策选择

在我国进入和谐社会和城市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我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面简称《决定》)中重点强调提出要以“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来深化我国社会当前管理和大城市发展中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从而有效实现社会治理的科学创新和改革,这不仅仅是对当前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升级,也不单纯沿用西方科学国家社会治理理论和模式,而是我国党政机关深刻剖析当期社会治理创新所面临问题后的与时俱进和深层次的理论创新深化,三中全会充分表述了我国社会治理的鲜明目的,也预示了具备鲜明多元化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理念和政策也发生重大转变,其社会治理内容和方法也更加多元丰富.     

国家治理现代化下的社会治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对社会治理进行了中国化的创新探索.本文指出,如何全面正确的理解社会治理的概念特点,以及执政环境的巨大变迁,其内容包括改革开放和转型期的大背景、公众参与意识的发展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使用,这些都迫切要求党和政府大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创新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因此,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宏伟目标,我国必须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创新社区治理体系、发挥网络的积极作用.     

论枫桥经验的犯罪合作治理意蕴

枫桥经验中蕴含的合作预防、对话型司法等理念深刻影响着中国犯罪学的发展向度。相较于传统的国家惩罚本位主义,枫桥经验注重发挥多种主体的协作优势,并融合法治与德治要素,引领着犯罪合作预防之模式;相较于传统的国家刚性司法面孔,枫桥经验强调乡贤治理与定纷止争,并早已暗合了认罪认罚从宽的对话型司法理念,国家机关不再是纯粹的惩罚主体,而是以沟通的姿态参与犯罪共治的合作格局。在社区矫正方面,通过社会控制理论和标签理论,枫桥经验的合作治理范式得以进一步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