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犯罪研究综述

大量增加金融犯罪新罪名是修订刑法的一大成果,对规范和完善我国的金融市场有重要意义,但也给刑事司法和理论研究带来了许多难题。如金融犯罪的主体、行为方式、犯罪客体等也都存在争议,由此引发的争论将繁荣我国的刑法理论研究,也将为刑事司法贯彻罪刑法定原则提供理论指引。     

金融犯罪最新刑事立法论评

我国金融犯罪最新刑事立法的内容包括提高多个罪名的法定刑,罚金刑无限额化,共犯行为正犯化以及提高个别罪名的入罪门槛。金融犯罪最新刑事立法延续了"以重刑化为主"的趋势,凸显了立法者对金融犯罪的关注以及从严打击的态度。金融犯罪最新刑事立法呈现出新的特点:不再新增罪名、对罪状的修改较少,重视证券关联犯罪和非法集资类犯罪的修订,并强调保护企业产权。金融犯罪最新刑事立法提高非法集资类犯罪法定刑不可取,罚金刑无限额化不合理,对金融科技带来的新型刑事风险不重视且缺乏对私募基金管理刑法规制的内容。金融犯罪刑事立法应当提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入罪门槛,增加金融科技刑法应对方面的内容以及明确私募基金管理人及从业人员的刑事责任。     

金融领域刑事司法状况的实证考察与启示

在金融刑事司法领域未加细致区分地"用重典"会导致刑法资源的浪费甚至滥用。刑事司法对"涉众"非典型金融犯罪的普遍重视使我们有必要思考金融领域犯罪应改变传统的危害评价模式。对案件数量多年占据大比例的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犯罪进行考察所得到的启示则是宽泛的犯罪圈亟需限缩;在金融领域的共同性犯罪案件司法逻辑的背后,还隐藏着金融机构的内控软肋和金融腐败发生的制度风险。     

我国金融刑法改革的政策取向

犯罪是阶级社会出现以来即已存在的社会现象,各个社会的统治者为了与犯罪作斗争,往往提出各种镇压、防止犯罪的对策,以保护其政治经济的统治。这种镇压、防止犯罪的对策,就是刑事政策。我国金融刑事政策是以金融刑法观念为基础的。政策是观念的具体化,实在化,观念是政策的指导和依据。     

金融犯罪的新态势及刑法应对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考察,金融犯罪呈现出以下新态势:金融犯罪新手段追随金融市场热点,与新兴金融业务如影随形;金融机构的用户至上主义衍生金融犯罪的空间;金融冒险成为金融机构内部人员犯罪的重要原因;金融犯罪的处置引发对金融监管制度逻辑的思考;金融犯罪的全球化呼吁国际立法与司法的合作。面对新态势,刑法应以及时犯罪化,完善金融诈骗犯罪构成设计、拓展司法能力、加强刑事全球化合作等方式予以妥善应对。     

论金融犯罪资格刑的设置——以改变金融犯罪刑事政策为视角

从规制金融犯罪初期至今,我国金融犯罪刑事政策基本保持"多罪化"和"重刑化"的定位。这一刑事政策有一定积极意义,然而防控金融犯罪效果不佳。应结合金融犯罪的特点,改变"重刑化"的刑事政策,设置更具有针对性的资格刑。我国刑法的资格刑原本就存在不足,剥夺政治权利的适用内容和适用方式不尽合理,缺少单位资格刑,建议充实资格刑的内容,完善资格刑的制度设计。     

华政新书架

《金融犯罪理论专题研究》刘宪权、卢勤忠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51万字。 金融犯罪是现代社会经济生活复杂化和劳动分工细密化的衍生物。作为一种法定犯,它是对既有金融法律、法规的违反;作为一种刑事犯,它是侵害金融管理秩序的毒瘤。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犯罪问题也日渐突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普遍重视。而从近年来我国刑事法学界的研究动态和方向看,金融犯罪问题也已成为一个备受学者普遍关注热点。华东政法学院刑法学教授刘宪权、卢勤忠合著的《金融犯罪理论专题研究》一书,就是关于金融犯罪研究的最新成果。     

税收犯罪刑事政策探析

为更有效地预防与控制税收犯罪,税收犯罪刑事政策的重要作用应为人们重视起来。在税收犯 罪立法的应对上,刑事政策的主流呈现出税收犯罪法网不断扩张的趋势,即犯罪化、刑罚趋重化; 税收犯罪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领域比在刑事立法领域作为的空间更为广阔。对税收犯罪刑事政 策的静态体系和动态体系进行科学地探索,将更有助于预防和控制税收犯罪。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事审判——试从犯罪救济论出发

本文以＂犯罪——刑事政策——刑事审判＂的刑事一体化观念为分析进路,针对中国欠缺系统性的犯罪反应理论而制约了刑事政策和刑事法的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实际情况,指出在此三者之间应倚重犯罪研究。故此,本文尝试从蔡培忠所构建的犯罪反应理论——犯罪救济论出发,去理解和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及其在刑事审判中的运用。     

刑事政策视野中犯罪未完成形态立法模式的理性建构

犯罪未完成形态的立法模式是客观主义犯罪观和主观主义犯罪观在犯罪未完成形态上的立法体现。犯罪未完成形态立法模式不仅决定着犯罪圈的大小,而且征表和反映了国家的刑事政策取向和对不同行为的刑事政策态度。中国现行犯罪未完成形态立法模式的主要缺陷是:刑法总则的立法模式与分则的犯罪构成模式相矛盾;刑事立法对犯罪预备行为处罚的泛化和刑事司法对犯罪预备行为处罚的异化致使罪刑法定原则受到挑战;刑事立法对犯罪未遂行为处罚的主观化不当地扩张了可罚的未遂行为的范围。中国对犯罪未完成形态的立法模式应当进行如下改革:犯罪预备行为处罚的例外化;犯罪未遂行为处罚的客观化;犯罪中止行为认定的合理化。     

涉外金融犯罪的预防与控制

金融犯罪是大部分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都存在的社会现象。但在发展中国家,金融犯罪对可持续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和损失更为严重,控制和预防金融犯罪因而成为各国刑事司法的重点。我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同样遭受了金融犯罪的侵犯。其中,危害性特别严重的是涉外金融犯罪。涉外金融犯罪的发生与发展有其固有的原因和规律,研究当前发生在我国的各种金融犯罪,探讨有效的防范措施,不仅是刑事法律科学固有的任务,更同国家的金融安全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     

我国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径

当前,我国犯罪一直呈上升态势,刑事司法工作压力巨大。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研究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径对我国刑法体系的完善和刑事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刑法的进步和完善应遵循犯罪化和非犯罪化的双向思维模式。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径是探讨如何在立法层面实现我国刑法的非犯罪化。我国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径可从四方面进行设计：一是活化传统容隐制度;二是强化“但书”的出罪机能;三是增设正当化事由：四是确立无被害人犯罪的非犯罪化。     

我国金融刑法的孕育诞生和发展完善研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为视角

我国刑事立法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刑事立法所经历的发展阶段,是指我国刑事立法所经历的时间、内容及其他事项的总称。这一发展过程是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形影不离,不可分割的。我国金融犯罪的刑事立法孕育诞生和发展过程,也同样反映了这一发展规律。此外,还反映了我国金融刑事立法技术的不断完善以及其内容和体系的不断完备。     

当前金融犯罪的特点及立法完善

当前金融犯罪作为我国经济领域的一种特殊犯罪,发案率高,涉案价值大,关系复杂,极大地危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当前金融犯罪呈现出了新的特点,不断完善的刑事立法是打击金融犯罪,稳定金融安全的保障。     

论犯罪分层理论的立法走向——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视角

犯罪分层是纵向的犯罪分类,一般分为轻罪、重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贯穿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事执法全过程的根本性、全局性和总括性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犯罪分层理论的立法明确化,并要求在立法时采取以刑罚为基础的形式标准和抽象的思考方式。但就现阶段而言,我国实现犯罪分层理论的立法明确化,存在着刑法典罪刑不相应、研究不充分等立法障碍。所以,犯罪分层的立法明确化对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重大的意义,但犯罪分层的立法实现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关于伪造、变造金融工具犯罪的法律思考

<正> 在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金融工具作为社会资金的融通手段和信用关系的载体,日趋显得重要,已成为金融市场的基本构成要素。为了维护金融工具的公共信用,确保经济秩序,世界许多国家都把伪造支票、股票、信用卡等金融工具的犯罪规定在刑法中,予以刑事处罚。我国也在《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中规定了伪造有价证券罪和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并确定了比其他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更重的法定刑。但是,伪造、变造金融工具的犯罪依然明显增加,作案数额也越来越大,危害十分严重,这值得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为此,笔者针对刑法理论和实践中提出的有关问题,以金融学为底蕴,并比较各国关于伪造、变造金融工具犯罪的刑事立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伪造、变造金融工具犯罪做些法律思考。     

在宽严相济的语境中浅谈在校学生犯罪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是司法上的非犯罪化措施,我国研究和引入刑事和解制度应当以现行的刑事政策为指导,在宽严相济的语境中谈刑事和解的运作。本文以在校生犯罪为视角,从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出发,对在校生犯罪刑事和解的现实需要与制度缺失、构建在校生刑事和解需要破解的难题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述。     

中日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法律对策之比较

中日两国为近邻,近年来都面临国内及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威胁,为有效打击和控制猖獗的有组织犯罪蔓延,比较研究中日两国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法律对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围绕中日两国有组织犯罪界定比较;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刑事实体法,主要从立法模式、罪名罪状和刑事责任规定比较;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刑事程序法,主要从侦查机关、侦查措施、证人保护制度及没收和追缴程序等比较;打击有组织犯罪的下游犯罪——洗钱罪的规定比较。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与论证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被害人利益的恢复和未成年犯罪人重返社会,是未来刑事司法政策的必然选择之一。新西兰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和解制度运行效果良好,是各国刑事和解理论研究与司法实务较为推崇的范例。我国应当顺应世界刑事司法改革潮流,借鉴域外经验,逐步构建符合具体国情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     

商标犯罪刑事政策的法理分析——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视角

本文参考目前的商标犯罪形势,借鉴法社会学研究范式,分别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概含,目前商标犯罪的形势以及刑法中的商标犯罪规定为线索,旨在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指导下,提出商标犯罪刑事政策及我国商标犯罪的立法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