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承诺工作系统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的视角

从自我决定理论的视角,通过对浙江省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员工进行问卷调查,运用层级回归、被调节的中介效应等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探究员工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在高承诺工作系统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考察领导—成员交换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高承诺工作系统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有正向影响;员工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在高承诺工作系统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领导—成员交换对高承诺工作系统与员工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领导—成员交换调节了员工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在高承诺工作系统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所起的中介效应。     

外部环境变迁、服务动机激励与基层公务员变革行为——基于中国4省基层公务员调查的混合研究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变革行为俨然成为基层公务员适应新时代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要求的典型行为模式。那么,新时代外部环境和服务动机的一系列变化如何综合作用于基层公务员的变革行为及心理?论文从行为公共管理视角出发,基于自我决定理论设计"环境认知—心理机制—行为表现"的混合研究思路:聚焦42名基层公务员进行扎根理论研究,"捕捉"出新时代影响基层公务员变革行为的核心要素——制度环境、领导授权、公共服务动机、变革承诺;同时,对多来源、多阶段获取的635套"领导-下属"匹配数据进行结构方程建模分析,研究发现:制度环境、领导授权、公共服务动机通过增强基层公务员的变革承诺来激励其变革行为。论文呈现了新时代基层公务员变革行为的多重激励逻辑,拓展了自我决定理论在基层公务员变革行为激励方面的有效应用,为新时代建设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高素质基层干部队伍提供政策和管理启示。     

对党忠诚与建言行为:公职人员的“忠谏”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关键。"忠诚是干部队伍建设质量的根本前提。根据"信仰—态度—行为"的内在逻辑,这里的忠诚可诠释为对党忠诚、组织忠诚和建言行为。论文聚焦三者之间的关系,借助"行为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视角,通过问卷调查法(N=409),探讨公职人员群体"忠"与"谏"之间的作用机制及其边界条件。结果发现:(1)对党忠诚正向作用于建言行为(组织建言和政策建言);(2)组织忠诚部分中介对党忠诚与建言行为的正向关系;(3)公共服务动机正向调节对党忠诚与政策建言、组织忠诚与政策建言的正向关系,其中,前者的调节是以组织忠诚为部分中介;(4)中庸价值取向正向调节对党忠诚与组织建言、政策建言的关系,这一调节亦通过组织忠诚的中介实现。基于这些结果,论文提出"忠而后谏"机制以及"公心促忠谏"与"中庸助忠谏"效应,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场景下的公共组织建言行为规律。     

限制抑或激活：繁文缛节如何影响公务员变革行为?

繁文缛节具有负担高且功能缺失两大特征,是阻碍组织创新的桎梏。近年来,破除繁文缛节已成为党中央推进制度建设、激励公务员担当作为的重要举措。遗憾的是,现有国内文献对于公务员繁文缛节的实证研究还较为匮乏。论文首次基于激活理论与限制理论等多重理论视角,深入探讨了公务员繁文缛节与变革型组织公民行为这一典型的变革行为两者之间的关系、作用机制与边界条件,旨在为深刻理解党中央加强制度建设、力戒繁文缛节的政策精神提供来自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以217名福建公务员追踪数据为样本,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倒U形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发现:繁文缛节与公务员变革型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公共服务动机在上述二者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而组织支持感正向调节了繁文缛节与公共服务动机的倒U形曲线关系。此外,组织支持感并不能调节公共服务动机在繁文缛节与变革型组织公民行为倒U形曲线关系中所发挥的间接作用。研究为繁文缛节等限制因素与变革型组织公民行为等相似概念的关系研究及其作用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完善我国的制度建设、加强干部队伍管理提供了有意义的启示。     

“需要”抑或“应该”:公共组织谦逊型领导对员工韧性的作用机理研究

韧性是公共组织持续性发展的战略性优势和国家治理的核心能力。论文立足于中国公共管理实践,基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跨层面构建并验证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尝试明晰公共组织谦逊型领导对员工韧性的渗透效应、渗透过程及作用边界。以650名公共组织员工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发现:公共组织谦逊型领导通过激发员工的工作促进性焦点("需要"动机)和内部人身份感知("应该"动机)有效提升员工韧性;工作内容高原能够调节公共组织谦逊型领导通过内部人身份感知对员工韧性的间接影响,即:在工作内容高原高(相较于低)的情境下,员工内部人身份感知的中介效应更强。论文提出了培育和干预员工韧性的途径,以期对公共管理实践有所裨益。     

组织容错会影响公务员创新行为吗?——自我效能感和公共服务动机的链式中介作用

创新是新时代各项事业改革的特征和必然趋势。党中央倡导"以容错纠错机制促进广大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该机制下组织容错氛围是否有改善,能否对公务员的创新行为起有效的激励作用都尚不明晰。基于此,研究从组织和个人的双重视角出发,运用问卷调查法,以重庆市的调查数据为例,探究了组织容错氛围对公务员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组织容错氛围可以显著促进公务员的创新行为;其中,自我效能感、公共服务动机在组织容错氛围对创新行为的影响中既能分别起到中介作用,也能共同形成链式中介。研究为新时代公共部门完善容错纠错机制、激励公务员创新行为提供有益的启示。     

机构改革行进中人力资源实践的检视与重构--以L县综合行政执法类机构为例北大核心CSSCI

机构改革过程中,人力资源实践的根本任务是为改革顺利推进提供人才保障,为期待的改革效应释放创造所需人才环境。论文对L县综合行政执法类机构改革过程进行了系统考察,并重点检视改革中人力资源实践的运营状况。研究发现:面对机构改革带来的组织人事管理新问题、新挑战和新要求,传统的人力资源实践以行政指令为主导,依靠上级计划与安排较为僵化地推进工作;现行人力资源实践未能积极应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对于环境变动和当事人需求缺乏敏捷回应;当前人力资源实践不利于营造安全友好的工作氛围,易引发当事人的消极态度和被动行为。总体而言,机构改革行进中的人力资源实践难以满足人才需要。为有助于机构改革期待的“化学反应”的发生,一种强调变革支持,更具敏捷性、灵活性、包容性和系统性的人力资源实践新模式(即机构改革导向的人力资源实践)被提出。机构改革导向的人力资源实践旨在激发机构改革中个体的主动性,改善其态度和行为(即支持改革和善于担当),通过夯实人力资本基础,促进机构有效整合,加快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和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目标考核如何影响安全生产治理效果:政府承诺的中介效应

安全生产目标考核被视为遏制生产安全事故频发高发态势的有效手段之一。基于中国30个省(区)2001—2012年的面板数据,论文试图剖析安全生产目标考核制度治理效果产生的中介作用机制,从地方政府承诺主题和承诺水平两个层面入手,通过对各省(区)各年度《政府工作报告》的编码分析,着重考察政府承诺在"目标考核-治理效果"中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目标考核能够显著改善安全生产治理效果,政府对安全生产治理的注意力配置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而承诺水平的中介作用并不成立。研究表明,尽管压力型体制下的严厉问责催生了地方政府对于特定领域工作的回应和承诺,但政府承诺能否转化为实打实的治理行为仍然有待进一步的检验。论文为分析我国安全生产目标考核制度的实施效果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有利于从提升政府承诺可信度、缩小政府知行差距的角度进一步扩大安全生产治理成效。     

预算繁文缛节的干扰：公务员的政治参与动机、牺牲奉献动机与工作投入

预算管理的要求在基层存在着成为繁文缛节的可能。预算的繁文缛节是否会干扰公务员的动机和工作投入?"参政议政"的政治参与动机和"克己奉公"的牺牲奉献动机是否存在差异?通过我国政府部门公务员的问卷调查获得数据,论文构建了在第一阶段被"预算的繁文缛节"调节的"政治参与动机/牺牲奉献动机→组织认同→工作投入"中介模型,并通过回归分析进行了检验。公务员的政治参与和牺牲奉献动机通过对组织产生的认同进而提升了其工作投入。当预算的繁文缛节水平较高时,公务员的政治参与动机对组织认同的促进效果将受到阻碍,甚至不再显著,进而最终影响个体的工作投入。不过,公务员的牺牲奉献动机对工作投入的积极效应则未显著受到预算繁文缛节的调节,两者间的正向关系更为稳健。相比于政治参与动机,公务员的牺牲奉献动机更能抵御预算繁文缛节的干扰,更值得我国政府管理实践中的重视和开发。     

社会流动感知和预期如何影响居民幸福感?——公共服务满意度的中介作用和社会公平感的调节作用

民众幸福感的提升,不仅源于经济流动(即相对收入的提高),还源于社会流动(即社会地位的改善).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Bootstrap方法检验社会流动感知和预期对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流动感知和社会流动预期均对居民幸福感存在正向影响;公共服务满意度在社会流动预期与幸福感之间具有遮掩效应,在社会流动感知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具有中介效应;社会公平感在社会流动感知与幸福感之间、社会流动预期与幸福感之间、社会流动预期与公共服务满意度之间,均发挥着调节作用.该研究不仅揭示了社会流动感知和预期对幸福感的作用机制,还具有新的公共政策价值,即社会政策的目标定位可从弱势群体向非弱势群体拓展,回应社会流动高预期人群对公共服务治理(尤其是公平性)的关切,从而带来提升民众幸福感和获得感之效.     

村社认同如何影响政治信任? ——公民参与和个人传统性的作用

【问题】政治信任是支撑政治系统运行的重要心理基础,对推进政民良性互动、提升公众的政府支持具有重要意义。村、社区是公众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和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人们对村社的认同如何转化为对政治系统的信任以及此过程受到何种条件的影响,这将是本研究尝试探究的问题。【方法】论文基于95个行政村和城镇社区的5040份有效数据,将村社认同作为高层级变量,运用多水平结构方程模型和贝叶斯可信区间估计,对所提出的跨层级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检验。【发现】村社认同对个体的政治信任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且公民参与在二者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同时,个人传统性不仅在村社认同和公民参与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也能进一步调节村社认同与政治信任的间接关系。具体来看,在不同水平的个人传统性下,村社认同差异通过公民参与对政治信任影响的间接效应表现出来。【贡献】论文从政治心理学的视角出发,揭示了“村社认同→公民参与→政治信任”这一中介作用路径,并进一步分析了个体传统性变量对上述影响机制作用发挥的边界效应,为理解和分析本土情境下公众的政治信任发生机制提供了可鉴路径,对激发公民参与、提升政治信任和推动基层治理转型的治理实践具有启示。     

公共服务购买中政府制度逻辑与行动策略研究

随着改革的全面深入,政府开始探索公共服务改革的道路,其中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就是一种最主要的实践创新。作为一种新事物和新机制,对其进行研究兼有现实和理论意义。论文将以往政社关系研究归纳为宏观结构、中观组织和微观行动研究,在文献评述的基础上发展出"制度逻辑与行动策略"的分析框架,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动态考察政府这一具有利益导向的法人行动者在公共服务购买过程中的双重制度逻辑即公共发展逻辑和权力维持逻辑及其由此衍生出的多重行动策略即选择性支持和隐形化控制等,并发现制度逻辑与行动策略是相辅相成的,且认为在购买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并没有形成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政府进行的只是职能转移,而不是权力下放。     

内蒙古监狱劳教戒毒场所基层基础建设呈现良好态势

内蒙古自治区监狱劳教戒毒场所基层基础建设扎实推进,成果突出,教育改造质量实现了稳步提升,监所保持了安全稳定的良好局面。(一)强化干警队伍建设,基层干警综合素质进一步提高。一是积极推进警力下沉工作。全区监狱劳教戒毒场所通过整合警力资源和机关科室设置,落实机关科室人员充实基层一线政策,一线警力不断     

浅谈基层检察队伍潜能的挖掘

加强基层检察队伍建设,优化配置检察人力资源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挖掘队伍潜能,全面提升干警综合素质的过程。本文结合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司法队伍”的要求,对基层检察机关如何挖掘队伍潜能谈点肤浅的看法。一、增进班子团结,挖掘核心潜能(一)班子成员在思想认识上要同心。作为一个班子群体而言,成员的个体属性必须服从整体观念,那就是思想观念的认同,也就是领导思路的统一化,即通常所讲的心往一处想。在现阶段,基层院各班子成员要强化对“发展是执法兴检的第一要务”的认识,把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公开监督干部履职

正2013年,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在辖区村(居)推行勤廉"双诺双述双评双公开"制度,要求村(居)干部按照勤政廉政的要求,向群众和上级党组织作出履职承诺、定期进行述勤述廉,接受群众评议和组织考评,公开评议结果和整改措施,畅通了村(居)干部与基层群众沟通的渠道,深入推进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双向承诺:亮目标、明责任"双向承诺"即村(居)干部就勤政廉政"做什么、如何做"等问题向群众和上级党组织作出书面承诺,通过亮目标、明责任主动接受监督。承诺事     

论基层检察院反贪局内部机构的设置与运行

检察机关的反贪局是在我国反贪污贿赂犯罪工作实践中应运而设的,有力的促进了我国反腐倡廉建设。从当前检察机关的反贪实际状况来看,80%的反贪案件在基层,80%的反贪干警在基层。基层检察机关与广大群众联系最紧密,基层检察院的反贪力度如何直接代表了检察机关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公信力。随着反贪斗争不断向纵深发展,反贪任务越来越艰巨,对反贪机构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反贪局内部机构     

基层司法行政机关人力资源配置与利用的思考

正县(市、区)司法局和司法所是司法行政的基层基础,承担着法制宣传、人民调解、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社区矫正、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等多项职能,在维护社会稳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层稳则全局稳。人力资源是基层司法行政工作创新发展的最活跃和最根本的要素,科学配置、有效利用好基层司法行政机关特别是司法所的人力资源,对于稳定基层司法行政至关重要。笔者对山东省基层司法行政机关的编制配备、人员利用进行了认真调研,发现了存在的问题,也对如何科学合理配置人力资源、     

浅议检察工作社会化必要性及可行性

近几年来,随着群众的法治意识不断提升,对基层检察机关的执法方式、执法行为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检察机关执法社会化的呼声越来越高。检察工作社会化的方式即是追寻争取社会公众认可、提高检察机关社会公信度,防止检察权的专断、滥用和腐败,树立检察权威。那么,如何引入公众监督、培养干警社会工作能力？如何在社会化的同时又不丢弃专业化,避免陷入不干正事的质疑？下面就推行检察工作社会化的必要性及可行性进行分析。     

政府e化与司法行政工作的发展

信息、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正带领我们进入“数字化生存”（Being-Digital）的信息社会。政府e化借全球信息化浪潮以一种不可逆转的态势向前推进,其实质是通过信息技术的运用,有效整合有形的物化政府建制与无形的信息数据流,从而改进政府组织,重组公共管理,使公民能够以较低的经济和时间成本得到预期的公共服务。政府e化的不断推进将对司法行政工作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传统的服务内容、手段和方式将因此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本文场合上海司法行政的信息化工作,试就此主题作一些前瞻性的思考。     

复议申请人资格认定匡谬

<正> 认定申请复议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否具备申请人资格,是复议机关具体复议工作开展的第一步,直接关系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否借助复议途径寻得救济,因而也是关键的一步。那么,什么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组织可以申请复议呢?《行政复议条例》(下称《条例》)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依照本条例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也就是说,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