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能提升居民幸福感吗?——基于区域和个体层面的多层模型研究

论文通过多阶段随机抽样调查,共获得32个地区5 804份居民幸福感数据。将个体层面幸福感数据与区域层面城镇化数据相结合建立多层模型,探究城镇化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多层线性模型结果显示城镇化率对城镇居民幸福感有跨层次的积极作用;其次,现有城镇化是通过提升人们的分配公正与程序公正感知,进而影响幸福感。均等和包容的城镇化能够帮助改善居民的分配公正感知,有利于幸福感的提升;在城镇化的政策制定与实施中,可充分利用程序公正的效应,如维护政策和规则的公开和透明、给予适当的参与和意见表达的机会等,对民众幸福感的提升有额外的增益作用。     

流动儿童面临的社会威胁探讨

近年来,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已有研究考察了人格特点、父母教养方式及亲子关系、社会支持和歧视知觉等因素对于流动儿童问题行为、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水平等的影响。本文以实证材料为据,主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和探讨了当前社会中流动儿童所面临的主要的社会威胁,包括社会排斥,低社会经济地位所致的长期压力,以及社会支持缺乏。     

社会保险能否让我们更幸福?——基于阶层认同的中介作用和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的调节作用

近年来,"收入-幸福"之谜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但学术界主要探讨工资、奖金等第一次收入分配与幸福感的关系,鲜有专门探讨社会保险这种第二次收入分配对幸福感的影响。论文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保险与公众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以及阶层认同、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在其中所发挥的中介、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社会保险能够显著影响公众的主观幸福感,有养老保险的公众比没有养老保险的明显幸福,有医疗保险的也比没有医疗保险的更幸福;阶层认同在社会保险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在阶层认同与主观幸福感中具有复杂的调节作用。论文的研究结论有利于丰富社会保险与主观幸福感的理论研究并且为中国政府完善社会保险、改善社会阶层结构、增强公共服务绩效,从而提高公众主观幸福感提供有价值的政策启示。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实践路径、成效及限度——以顺德区容桂街道为例

基层民众多元化公共服务诉求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之间的张力呼唤地方政府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容桂街道通过主动引入和培育社工组织,不断地挖掘民间力量,实现政府引导与民间参与相结合的路径来创新社会服务的供给模式,探索出"政府+慈善组织"共同购买社会服务模式。通过慈善组织参与政府购买服务实践,容桂街道实现了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理顺,将原来体制内提供的公共服务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交由专业性社会工作组织来提供,优化了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优化了基础治理结构、满足了民众多元化服务诉求及拓展了基层公共空间。然而,这一改革实践受制于其现实的约束性条件,如居民认可度不够、政府支持不足及社工站独立性不足。     

政府职能、居民评价与乡镇政府满意度——基于10省1336个样本的实证分析

辖区居民对乡镇政府满意度不仅事关政府治理绩效,更事关“三农”发展大局.对于资源配置权有限的乡镇政府,在哪些方面付出努力更有利于提高居民满意度？论文基于中国乡镇民主与治理调查(CRDGS)数据,以居民对乡镇政府各项职能的评价为关键驱动因素,实证分析了政府职能结构对居民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乡镇政府在民主管理职能上所做的努力能获取最大的边际效益,社会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依次递减,而曾被视为头等要务的经济发展职能并不显著影响居民满意度.进一步地,男性居民更加关注乡镇政府在公共服务职能上所取得的成绩,而女性居民更加关注社会管理职能.研究还发现,随着地区人均收入的提高,居民对乡镇政府的满意度评价更具客观性,在经济发达地区推行以居民满意度为导向的政府绩效评估方法的客观条件更为成熟.     

政府职能、居民评价与乡镇政府满意度——基于10省1336个样本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辖区居民对乡镇政府满意度不仅事关政府治理绩效,更事关"三农"发展大局。对于资源配置权有限的乡镇政府,在哪些方面付出努力更有利于提高居民满意度?论文基于中国乡镇民主与治理调查(CRDGS)数据,以居民对乡镇政府各项职能的评价为关键驱动因素,实证分析了政府职能结构对居民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乡镇政府在民主管理职能上所做的努力能获取最大的边际效益,社会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依次递减,而曾被视为头等要务的经济发展职能并不显著影响居民满意度。进一步地,男性居民更加关注乡镇政府在公共服务职能上所取得的成绩,而女性居民更加关注社会管理职能。研究还发现,随着地区人均收入的提高,居民对乡镇政府的满意度评价更具客观性,在经济发达地区推行以居民满意度为导向的政府绩效评估方法的客观条件更为成熟。     

信息公开与志愿服务参与意愿:基于社会组织评估的实验研究北大核心

个体并非缺乏志愿服务动机,但信息不足阻碍了其参与意愿。研究借助社会组织评估场景,采用调查实验的方法,探究有关社会组织评估的政府信息公开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个体的志愿服务参与意愿。实验结果发现:与控制组相比,在实验组中提供更加全面的社会组织评估信息有助于提升公众的志愿服务参与意愿和预期频率,该过程通过影响公众感知的组织声誉水平来发挥中介效应;且对于过去参与频率较低的公众而言,信息公开的影响效应更大。研究认为,政府信息公开不仅有利于缓解公众志愿服务参与过程中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升志愿服务组织的社会合法性,还具有动员“沉睡”的志愿者的巨大潜力。研究结论直面当前志愿服务实践发展的现实问题,也拓宽了信息公开议题在公共管理学术研究中的解释场景。     

律师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良好法律的价值是公平正义。良好的法律能平等地赋予每一个社会民众自由和追求有序的权利为基础，同时对社会弱势群体赋予法律权利的方式，保证社会民众之间力量对比的基本平衡，实现权利与权力相互制约的机制，从而达到保证社会民众通过对妥协合约建立利益基本均衡的社会关系之目的。运用良好法律治理的社会可谓是法治社会。     

论犯罪社会危害性评价机制的确立

由于犯罪社会危害性是罪刑均衡或罪刑相适应的标准,如何评价犯罪社会危害性对罪刑均衡或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贯彻和实现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但犯罪社会危害性评价不应是随意的,而应形成一套机制即犯罪社会危害性评价机制。该评价机制应通过排他性、结构性、主次性、参照性、民众性与伦理性来表述。犯罪社会危害性评价排斥着对人身危险性另作评价,它并非平面式的思维运动,而是在排斥着形式化的量刑平衡的同时,还应紧密扎根于民众基础和社会生活。     

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对策研究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就要求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必须以民众为导向,重视民众对政府公共服务的满意度。本文阐述了政府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内涵和特点,并介绍了其运作理念,在此基础上尝试性探索出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对策建议。     

基层社会矛盾化解的创新实践分析——基于三个典型案例的考察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化解基层社会矛盾是维持国家稳定的关键。基层社会需求、矛盾治理短板、国家制度供给共同驱动着基层社会矛盾化解创新实践的探索,由此应运而生的四川“诉源治理”、浙江“矛调中心”、陕西“两说一联”成为创新实践典范,并在提升矛盾化解质效、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格局、树立品牌经验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对这三个中国本土案例的考察,发现中国基层经验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新公共服务理论、敏捷治理理论、社会冲突理论的内涵,在实践上还提供了可供借鉴与推广的经验范本：“诉源治理”构建追本溯源与未然防范的感知机制、“矛调中心”搭建部门集成与功能协作的灵活机制、“两说一联”创建集体动员与主体协同的回应机制,整体性视角下的三项机制融合,均为基层社会矛盾化解带来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社会协商机制的法律体系建构研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多元化的推进,多元利益群体的博弈随处可见,公民的利益诉求需要有一个合法的途径来表达。但现实当中,由于缺乏这种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及协商对话机制,而导致利益之争常常以非常态的手段表达出来,甚至还会造成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表明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沟通与互信不足以及权力机构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不足,也说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迫切需要一种制度设计,即建立有效的社会对话及协商机制以及这种协商机制的法律保障。     

弱势群体保护的社会契约分析

社会契约的“订立”旨在使人类摆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作为国家“存在原理”,社会契约主旨是解决个人、社会和国家之间的权利与义务问题,其终极关怀是人民的福祉——保障安全、自由、财富和尊严等。但这些可欲的价值的实现须符合一种正义的原则和道德要求:平等对待和惠及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社会合作体系中的每一个立约者。平等、互惠构成弱势群体保护的社会契约基础和道德义务,也是社会契约和社会秩序的实现条件。在这一意义上,不保护弱势群体,社会契约目的就不能达到,政府合法性就被质疑。弱势群体保护需要对社会契约进行动态完善——创新保护模式、着力后续调整、突出经济权利、建立诉讼制衡机制、高扬人本立约观。     

城市更新过程中社会排斥现象的法律救济

我国城市规模逐渐膨胀的过程衍生出＂城中村＂这一特有现象。在政府、开发商、居民之间进行利益博弈时,处于弱势地位的居民成了城市更新下社会排斥现象的牺牲品。本文通过分析房屋拆迁所形成的弱势群体的境遇,旨在对现有政策提出合理化建议。     

农村社会流动与"草根文化"两者之间的互相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流动趋势越来越明显。这是现代社会存在着的一个普遍现象。当然,社会流动是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的一个现实载体和鲜活样本,是正在变迁着的一个片段。流动不是无意义的,流动着的不仅是人口,也是一种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包括"草根文化"。无论是在流动的启动还是流动中的经历,都渗透着文化观念的变迁,文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行为模式取向。因此,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对农村社会流动与"草根文化"两者之间的互相影响进行浅要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流动与社会文化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     

教育:阶层复制或阶层流动——教育与社会分层关系研究

教育是一种资源,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地位获得机制。教育对社会分层存在着双重影响,一方面作为阶层流动的主要渠道维持着社会结构的平衡;另一方面又具有重现原有社会结构的倾向。     

社会弱势群体法律保护问题论纲

保护与救济社会弱势群体是实现社会公正和法律实质正义的基本要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虽然法律机制因其局限性而无法解决社会弱势群体利益需求的全部问题,但是法律机制在保护社会弱势群体方面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社会弱势群体法律保护的基本内容应该围绕权利宣言和权利保障展开,核心问题应该是在给人以机会、给人以能力、给人以物质帮助三个方面寻求制度努力。     

流动儿童自尊、自我意识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

在南京、南通、宿迁5所小学中采用随机分层抽样的方法选取449名流动儿童与普通儿童,了解流动儿童的自我意识、自尊与社会支持的情况,并比较流动儿童与普通儿童之间的差异以及此三种变量在各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研究发现流动儿童与普通儿童的自我意识无显著差异,自尊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女性流动儿童在幸福与满足方面与男性儿童有显著差异;不同年级的儿童自我意识以及分维度存在显著差异。流动儿童社会支持在性别与年级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流动儿童的自尊、自我意识与社会支持存在显著相关。     

社会支持理论的犯罪学解析与启示

近20年间,社会支持理论在反思与扬弃社会控制理论的过程中萌芽与兴起。该理论倡导以非强制性、为犯罪高危人群提供福利与帮助的方式预防犯罪发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种"正面的"犯罪预防机制,且为很多实证研究所验证。社会支持理论顺应了我国当代社会分层、收入差距扩大、矛盾纠纷多发、弱势群体亟待帮扶的社会发展需要,对于弱势群体犯罪、青少年犯罪、流动人口犯罪的预防以及城市犯罪的综合治理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实现社会公正是根本途径

如何防控流动人口犯罪,传统的社会分层理论对我们今天寻找其解决途径仍然具有启示意义.在存在社会分层的社会中,希望以消灭社会分层从而达到消灭犯罪现象是不现实的,可行的办法是建立起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机制,提供社会底层成员重返主流社会的可能性,对社会底层的成员给予更多的关注.因此,提高社会公平程度,实现社会公正,是减少和消灭犯罪现象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