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企业单位社区再造的治理路径研究--以成都市L社区为例

社会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城市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我国城市单位社区是城市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地制宜探索城市单位社区治理模式有利于完善城市社区建设、健全社会治理体制、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成都市L社区为破产企业单位社区,其治理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导向,以社区再造为路径,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良性治理模式。但现阶段仍然存在社区空间利用率不足、市场化机制缺位、“单位人”动员作用有限、社区居委会负担过重等问题。本文基于实地调研的数据资料,结合社区治理的基本原理,探讨破产企业单位社区向新型城市社区转型的实现路径,即提高社区资源整合度,进一步引入市场机制,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减轻居委会行政负担,以提高破产企业单位社区的治理能力。     

我国城市街道办事处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与实践——以广州市荔湾区为视角

城市街道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实践是城市基层政府治理和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举措.面对街道管理法律定位不明确、职能超载、职权有限、自身管理失灵等问题,广州市荔湾区政府以"一队伍三中心"为载体,重建街道办事处管理架构,规范编外人员管理,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和网格化管理,进一步明确了区、街道、居委会等治理主体的责权,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街道办事处在职能转变、改革的法律依据、公共服务供给、管理机制及社区自我治理等方面仍存在着诸多问题,需进一步并加以解决.     

AGIL?框架下社区社会组织的功能系统与提升路径

社区社会组织作为一种防止市场与公权力侵蚀的制度性保护机制以及独立于政府、市场之外的治理主体,在社区治理中具有环境适应、目标获取、整合与模式维护这四种功能系统。社区自组织作为社区内生、自治的组织力量是社区社会组织的最主要部分,但其目前的发展状况尚无法使其承载起作为社区治理主体的上述功能。影响或阻碍社区社会组织功能发挥的主要因素是社区组织发展的行政性资源与社会支持资源不足以及现行社区体制空间约束。为此,需要通过加强政府顶层制度设计、创新基层管理体制与促进社区基金会的发展等三条路径实现对草根社区自组织的赋权增能、嵌入性吸纳与持续性保障,以更好地提升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系统。     

小议社会治理的法治化之路

社会治理创新是当前全国上下普遍关注、倾力探索实践的一个重要课题。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列入了"十二五"规划。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这也是社会治理理念的重大转变。本文试图从社会治理的理论保障、建设目标和切入点,探讨一下在法治保障下的社会治理之路。     

变街道办为“大社区”治理模式的探索

社区作为各国普遍应用的管理形式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虽然社区的概念和范围在各国不尽相同,但一般指集中在固定地域内的家庭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社会网络。我国目前最常见的社区形式是居委会、村委会。2011年8月,安徽省铜陵市率先在全国进行试点,铜陵市主城区10个街道办全部撤销,61个居委会被整合为23个较大的社区,街道办的撤销建立大社区对我国的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希望通过对"大社区"的定位及其治理模式的研究为铜陵及其它地区提供参考。     

“扩”与“缩”的共进:变革社会中社区治理单元的重构——以杭州市江干区“省级社区治理与公共服务创新试验区”为例

中国数十年社区建设有两条基本的路径(逻辑),一条是政党-国家(政府)中心论,另一条是社会-居民中心论。这两个路径造成社区治理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两个困顿。第一是社区居委会行政化之愈来愈彻底,或者日益被边缘化。第二是作为共同体的社区变成了行政区,居民参与度依然较低,认同程度低,形成了"夹生人"社会。因此,如何解决,或者是找出一个平衡点或突破口就显得相当重要了,现实迫使人们不得不把眼光转到治理单元的创新上来,各地做了不少探索。本文旨在展示出在已有的框架下杭州市江干区在社区治理与公共服务的实验过程中如何在两个看似反向的维度上同时进行创建以推进社区治理的水平。杭州市江干区通过一扩一缩(一大一小),扩的方面是建立"联合社区",推行"大社区制",旨在强化国家(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有效管理,缩的方面是建立"邻里坊",旨在推进自治与居民的参与,对社区治理单元进行修缮性的重构,由此提升社区治理的水平。     

合作治理：成都市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探索与思考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区建设已成为城市社会管理的关键所在。近年来．成都市在城市社区建设中对城市社区“合作治理”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由于受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城市社区“合作治理”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从改革城市社区“合作治理”体制、培育社区民间组织、强化市场化运作、建立有效对接机制等方面推进城市社区建设。     

保守抑或激进?——从居委会与业委会的关系看居委会的未来变革

城市居民委员会与业主委员会在商品房住宅小区中并存已经引起相当多的冲突与摩擦,针对二者的关系,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已经提出诸多观点.目前法律和实践中的居委会是一种强制性、全能型的组织,与现代中国社会日益疏离,再保持二者并存的局面,进行"保守治疗",已无法适应我国社区自治和市民社会的发展.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履行民政为民职责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一个新提法,在理论上是一个新观点,在实践上是一个新突破.从十六大以来,中央就先后提出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工作服务职能,到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再到十八大明确提出推进城乡社区治理,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这次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一个发展过程,是在理念、体制和措施上新的发展.社会治理和社会管理一字之差,但是有很重要的、关键的不同,社会管理一般理解为政府单向的行政手段为主的管理,社会治理按照国内实践经验和国际有益经验的理中求实,在创新社会治理工作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社区消防工作治理模式研究

社区消防安全工作作为社会安全治理的组成部分,在新时期消防工作中要秉承多元治理的社会化消防工作原则,顺应从"管理"到"治理"的发展趋势。网络化治理作为治理理论在实践操作层面的展现,以网络化治理理论为视角分析社区消防工作模式。根据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环境和消防工作特点,构建了政府主导型消防治理网络模式和合作型消防治理网络模式,探析两种网络化治理模式的特点和治理主体的工作方式,为我国社区消防安全工作提供有益的探索。     

社区治理视野下的社区民间组织发展——以珠海为例

本调研小组通过实证调查的方式发现并分析了当前珠海市社区民间组织存在的问题,其中包括社区居民对社区民间组织了解程度不高,社区民间组织提供的服务内容不均衡,缺乏政府支持以及社区民间组织的参与率不高等。在此基础上提出应以彻底落实"社区本位"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为基础,以社区居委会为平台,多元化地拓展对社区民间组织的政策和资金扶持的渠道,创新调动社区居民参加社区民间组织潜在动力的实际措施,建立社区民间组织宣传机制,扩大社区民间组织影响力,让社区居民更加了解社区民间组织。     

社区司法与刑事司法的双系耦合

社区司法作为社区主导下的新型司法范式,因为其融法律与道德、实体与程序、惩罚与矫正、恢复与救助、协商与调解等复合功能,在完善基层民主治理方式和凝结社区核心价值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由于社区司法与国家刑事司法在处理犯罪问题上具有不同的操作向度,彼此间互有分工又互有联系,因此构成双系耦合。作为调处社会矛盾的自治型司法机制,中国社区司法的模式和运行系统亟待适应当地文化进行创新和发展。社区司法中"社区"在司法活动中应处于基础性地位,且主导基于社区的各种司法形式的运作。     

社区矫正法律定位再思考

社区矫正在我国试点以来,始终被作为非监禁刑罚的执行活动。这一定位,造成实践中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不明,工作重心不确定和矫正效果的论证不足。探讨社区矫正的性质,明确社区矫正是基于"社区"建立的,包括刑罚执行、刑罚适用和保安处分的内容和成分的社会治理模式,对于我国社会治理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淮北市：心系社区问疑难

社区居委会是群众的＂管家＂,加强社区建设、提高社区管理水平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关键所在,也是广大群众和人大代表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今年初,淮北市人大常委会在讨论全年监督议题时,通过集思广益,决定将专题询问城市社区居委会建设工作列入今年常委会监督工作计划。     

社区治理中的组织关系

社区是城市社会的细胞。它既是国家治理活动的微观空间,同时也是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基本单位。社区自治发展至今,已经基本完成了组织构建与制度成型这两个任务。迈入第三阶段的社区自治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制度和功能的良好运作,从而使社区自治完成由"被组织"向"自组织"的转变,通过良好的社区自我管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治。本文阐述了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基于社区自我管理的现实需要,形成的社区自治的多元参与治理结构与社区组织间平等协商的网络关系,以及居委会应如何在这一结构关系中扮演好"主体"角色。     

社区治理理念下我国社区矫正的现状及发展取向

随着中国市民社会的兴起,我国融入世界进程的不断深化,服务型、福利型政府的社会治理理念在我国交错推进,公共权力开始大范围、大幅度的向社会转移。而社区作为一个市民交流的小范围熟人社会,逐渐成长为百姓生活的一个社会单元。而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社区越来越多地承担起生活、休闲、娱乐、文化交流、社会管制等诸多角色,从成长为现代服务型行政管理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组织。而作为具有强烈教化色彩的社会化行刑方式——社区矫正,将其纳入我国社区治理的程式之中,不仅有利于犯罪行为人回归社会,而且也使社区市民生活更为融洽,从而得以有效的预防犯罪。本文认为我国应当发展社区治理理念,丰富其内涵,将社区矫正纳入社区治理的范畴,利用社区的教育功能、交互功能、渗透功能,创建犯罪行为人回归社会的社会环境氛围。     

对设立社区检察工作室的几点思考

社区作为城市的细胞，是指聚集在某一城区中的人群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在现实范围中多限于居委会辖区。社区建设是指通过城市社区的各种组织的建设．为本社区的居民提供社会福利服务和便民利民服务的系列活动。传统上社区建设主要由街道和居委会共同承担，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社区建设标准的提高，资源共享、     

“撤村建居”型社区的社会联结与秩序维系

"撤村建居"型社区在混乱中仍然能维持一种相对有序的状态,在于居民在情感性和工具性互动下形成的两种社会联结:横向联结和纵向联结。两种联结产生的看似稳定的秩序如何向长久稳定秩序发展,需要深入探讨社区秩序背后存在的威胁,通过再造家文化、重塑邻里关系、培育公共性精英以及转变居委会职能等举措探讨出催生稳定秩序的治理新出路。     

社会治理视角下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研究——以重庆部分区县的探索与实践为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体制"。《中共重庆市委四届四次全会决议》强调"要稳步推进社会治理等领域的改革"、"创新社会治理,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因此,从社会治理理论出发,探讨社会矛盾化解机制既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现实意义。课题组以重庆市为研究对象,在实地走访该市部分区县的基础上,对当地党政机关在社会矛盾化解方面的探索与实践进行总结,并以"社会治理视角下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理论框架"审视重庆市部分区县社会矛盾化解的具体做法,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主体多元、各方协作"等措施。     

有组织的合作行动何以可能? ——上海梅村党建激活社区治理实践的案例研究

【问题】社区治理日益成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关键场域,然而真正实现社区有效治理的情形并不多见。纵观上海梅村30年治理变迁,其从效果不彰转向治理成功,论文将这种转变视作有组织的合作行动所致,进而探究社区治理中有组织的合作行动何以可能、如何可能。【方法】通过5年非连续时间对梅村治理实践及变迁进行的长时段观察,以及对各类人员进行深度访谈,借助个案研究法对梅村治理变迁的内在机制进行了多维度分析。【发现】上海梅村治理的转型体现出政党激活社会、社会助推治理效能的双向运作机理,促进了社区从治理失败到治理成功的转变。一方面,社区党组织通过规则制定和组织观念塑造,以再组织化机制将原先隐蔽的社会力量激活;另一方面,社区居民借助党组织搭建的项目化平台,以自组织化机制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之中,提升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效能。【贡献】论文批判性地反思了集体行动的经典理论命题,结合特定社区治理情境提出了“政党激活社会”的本土解释框架;从再组织化和自组织化两个方面阐释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有效运作机制,对目前意义宽泛的党建引领机制进行了学理建构,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实践效能提供了创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