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torative Justice Issues Related to Research on Community Correction

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八),其中明确规定对判处管制、缓刑及裁定假释的罪犯依法进行社区矫正.由于我国的社区矫正起步较晚,经验不足,在实践中仍然会面临诸多问题.恢复性司法理念作为当今世界流行的司法观念对理顺我国社区矫正中刑法、刑事诉讼法与社区矫正相关规定之间的关系,解决社区矫正机构及人员配备上存在的不足以及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监督管理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恢复性司法理念视野下的社区矫正制度初探

随着恢复性司法理念的产生与发展,其对刑法各项制度都有一定的影响,社区矫正制度也不例外。如何从恢复性司法理念中寻找到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完善的思路、措施、规则,这是值得思考的。     

恢复性司法理念下我国农村社区矫正相关问题研究

自2011年5月1日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八》,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正式实行,是新时期我国刑罚制度改革的重要体现。由于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起步较晚,经验不足,在实践中面临了许多问题,尤其是对于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由于其观念保守,法治化程度较低,设施人员经费不足等问题,致使在农村地区开展社区矫正工作颇有难度。恢复性司法理念作为当今世界流行的司法观念,对我国农村社区矫正工作不仅在制度上进行指导,而且解决社区矫正机构及其人员对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等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旨在以恢复性司法理念的精神内涵的感召之下,对我国农村不同类型矫正对象适用不同的社区矫正对策,以期使社区矫正制度能够在我国农村发挥着更加有效的积极矫正作用。     

论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确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为观照

社区矫正代表着当今行刑制度的发展趋势。刑法修正案（八）实行社区矫正的规定,为司法行政机关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为改革完善我国刑罚执行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标志着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确立。     

论社区矫正的规范化

《刑法修正案(八)》将社区矫正正式引入法律,这也标志着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试点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随之2012年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对社区矫正的诸多方面给予了细化,但还是存在诸多不足。本文在我国现有社区矫正理论研究基础上,结合两院两部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和司法实践进行论述,以期弥补现有法律制度中有关社区矫正的不足,促进社区矫正的规范化。     

关于《刑法修正案（八）》对社区矫正影响的调研报告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了“依法实行社区矫正”,标志着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确立,对于改革与完善我国刑罚执行制度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后,它将对司法行政系统广大社区矫正工作者带来怎样的思想撞击？     

刍议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权的定位

一、概述 2011年2月25日发布的《刑法修正案（八）》首次明确提出了“社区矫正”概念，并在管制、缓刑、假释中做出相应规定。这意味着我国的社区矫正体系又发展了一大步，社区矫正这一刑罚执行活动也终于在我国刑法条文中以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也说明我国刑事司法对罪犯以自由刑为主的改造思路有了重大调整．这既给我国刑事司法体制改革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对检察监督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恢复性司法理念与社区矫正的关联性

恢复性司法理念是起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北美的新型罪犯改造理念。社区矫正则作为一种非监禁刑的执行方式,近年来在我国发展迅猛。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八）,其中明确规定对判处管制、缓刑及裁定假释的罪犯依法进行社区矫正。     

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实施现状以及完善建议

2011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其中明确规定了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的犯罪分子实行社区矫正,以基本法的形式为社区矫正制度确立了正式的法律依据。但是,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自2003年试行以来,还没有统一明确的细则性实施规范,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本文旨在提出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并给出完善建议。     

论社区矫正立法与确立司法行政机关执法主体地位

2010年8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初次审议的刑法修正案草案中,首次提出了“实行社区矫正”,这是我国社区矫正立法方面的一个重要进展。首先,在法律中出现“社区矫正”的字样,将逐步消除人们对“社区矫正工作法律依据不足”的认识;其次,通过社区矫正立法,对社区矫正执行部门进行科学合理的权力划分,将促进刑事司法权力的合理配置,进一步优化刑事法律制度。第三,通过国家立法途径,不断强化社区矫正工作经费保障、机构人员和制度建设,保障社区矫正工作顺利进行。     

论行刑社会化中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

明确我国社区矫正的对象及管辖范围,确立司法行政机关执法主体的法律地位,加强社区矫正人员的队伍建设,全面规范矫正方法,实行差别化的矫正管理,乃是完善当前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重要任务。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执行制度研究——兼论社区矫正制度

未成年人犯罪刑罚执行制度的基本理念在于保护和教育,对此,我国目前的体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具体操作性不强、执行主体不清、责任主体不明等缺陷,缺乏系统化。而社区矫正恰是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执行制度的优先选择,应对原有项目加以改进并进行整合,同时在立法上应进一步完善刑事法、构建特别法体系,完善慎逮制度、充分发挥暂缓起诉制度的保护和帮教作用,重构未成年人缓刑制度、取消对未成年人的劳动教养等。     

互构关系中社区矫正对象与性质定位研究

社区矫正对象和性质是社区矫正制度中的两个基础问题。当今学界有关这两个基础问题的争议呈现的几近陷入僵局和死结状态,是因为他们或者仅在各自范畴内进行独立地研究,或者没有厘清研究的逻辑顺序造成的。社区矫正对象和性质具有互构关系,应从对象入手进行整体的系统研究。当今社区矫正在对象上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所依附的法律相关规定不尽合理,对象仅限制在四类罪犯上,对于从理论和现实角度出发可以纳入矫正对象的剥夺政治权利罪犯及附条件不起诉人未予规定。因此,应以发展的眼光和从刑事一体化的角度出发,将社区矫正性质定位为更具有开放性的非监禁性的刑事处遇方法。     

社區矯正理論研究的啓發與思考

社區矯正是一種刑罰執行方式，是一種刑罰執行制度。比较而言，從宏觀上說，社區矯正問题在我國應當算作是一個全新的問题。理論研究興起時間不是很長，原來法律上也没有明確规定。但是，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我國社區矯正問题的研究可谓热情高漲，進展迅猛，成就斐然。     

中国应尽快建社区矫正——非监禁刑罚执行制度

社区矫正作为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制度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并且成为各国实施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从2003年开始进行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从试点的结果看，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非监禁刑罚执行制度，无论是对罪犯的改造节约国家行刑成本．还是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IN SEARCH OF A WORKABLE DIVISION OF LABOR BETWEE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RISDICTIONS

This article deals with the question of the universal application of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cessary division of labor betwee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risdictions. Applying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fairly enhances its legitimacy, and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s procedural aspects also must be fair. The universal ap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in multiple forums seems to be ensured by means of the proper division of labor betwee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risdictions. Recent arguments show that this division of labor betwee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risdictions may be properly handled in accordance with seniority criterion, which is the “big fish” versus “small fry” distinction. Latel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recognized seniority criterion as prosecutorial policy and a jurisdictional threshold, although in a different context, which is at a domestic level when that community tackles with the Somali pirates.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prosecuting both “big fish” and “small fry” is important for the universal ap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goal and to combat impunity, the feasible division of labor would be pursu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big fish” versus “small fry” distinction.     

行刑社会化:合理定位及实现路径

我国传统的监狱行刑模式亟待改革,采用以社区刑罚为主的社会化行刑方式成为刑事执行体制改革的方向。行刑社会化符合我国宽严相济形势政策的基本要求,也是对犯罪和刑罚科学化认识的必然要求,体现以人为本的刑事价值理念。基于刑事一体化的研究进路,行刑社会化的实现不仅需要树立革新行刑理念,完善刑事立法和司法,更需要鼓励社会参与罪犯矫治,优化社区行刑机制,拓展刑事执行的社会化空间。     

从特殊预防到风险管控：社区矫正之理论嬗变与进路选择

社区矫正制度肇始于刑法教义学意义上的特殊预防理论。然而在这种理论指引下的社区矫正实践屡出难题。学术界以综合预防主义代替单纯特殊预防的进路转换也因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理论壁垒宣告失败。特殊预防指引下的社区矫正遭遇实践难题的根本原因是特殊预防理论与法律治理逻辑之悖反。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应消解特殊预防的个别化逻辑,以风险分类管控的理论进路展开社区矫正制度之建构完善。风险分类管控进路历经四代演进,目前比较成型的＂风险/需求＂模式较全面平衡刑前犯因风险、矫正中变化风险与犯罪人响应率,动态展现和监控人身风险水平,以期望达致社区矫正效益最大化,从而对我国社区矫正之评估处遇体系建构有重要借鉴意义。     

试论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完善

在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由上海试点到全面铺开的情形下,充分认识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从构建非监禁刑执行和社区矫正的科学体制、提高社区矫正刑在刑罚体系中的地位、实行全程化网络监管机制等方面,探讨如何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体制下作为非监禁刑执行方式的社区矫正法律制度。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刑事法要义

有关刑事法治的丰富论述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刑事法要义概括为“宽严相济,以发展眼光看问题”的刑事政策论、“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的刑事立法论、“守住防范冤错案件的底线”的刑事司法论、“综合施策、标本兼治”的犯罪治理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刑事法要义在吸收国际社会刑事法治文明成果的同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对中华法治文明的传承与弘扬。刑事法治建设与刑事法研究必须以习近平刑事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深刻领悟和把握习近平刑事法治思想的博大精深,避免做西方刑事法治经验与理论的“搬运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