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双边投资协定中限制性投资争端解决条款的解释和适用

鉴于日益增长的国际投资仲裁体系和通过双边投资协定(及其与之联系的国际投资仲裁案例)施加于东道国保护外国投资的国际法义务的重要性,合理解释和适用中国签订的为数众多的双边投资协定的投资争端仲裁条款就显得极为重要。本文以谢业深诉秘鲁共和国案管辖权裁决所涉及的"争端"定义的范围、"涉及征收的赔偿数额"的解释、"分岔路口"条款、国内法院和华盛顿中心仲裁的相互关系、诉诸华盛顿中心仲裁的同意以及程序权利的最惠国待遇等问题为切入点,重点考察了中国第一代双边投资协定中限制性投资争端解决条款的解释和适用。此外,本文从中国最近签署的若干个自由贸易或投资协定的投资仲裁条款中简要分析其中核心成分的立法趋势。     

“十五”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基本特征及转型的思考

"十五"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综合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然而,粗放型经济增长仍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基本特征,这与中国面临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及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有关,但更为深层的原因是经济体制缺陷。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需要调整投资、消费结构,引导重化工业健康发展,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体制基础。     

以并购重组方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实现路径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总体部署,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当前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混合所有制改革已成为未来中国经济释放新活力的一个重要途径。作为国民经济的骨干力量和重要支柱,国有企业的转型发展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曾在投资、出口、海外并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支撑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是,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国有企业单一公有制产权结构的弊端逐渐明显。随着经     

浅谈中国国际投资环境的塑造

国际投资在中圆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见证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为了适应困际投资的发展，中国在关于国际投资的法律制度上也不断完善。然而，面对变幻莫测的圆际社会，中国在国际投资方面存在诸多的法律漏洞不容忽视。此外，在除了法律制度，政治、经济等因素也深刻的影响这国际投资在中国的发展。同时，关于国际投资的国际规范也十分重要，需要国际组织促成各国在该方面达成更多的共识。     

论境外投资规制中可持续发展理念

可持续发展理念已经演进为国际经贸规制中一项重要原则.传统国际投资协定内容在更新与变化中体现了当前国际投资规则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中欧投资协定》较好地反映了中国对双边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认可程度.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中应进一步遵守可持续发展的法规要求.中国现有的境外投资法规中已有对境外投资可持续发展的零...     

中国对东盟能源投资领域的法律问题解析

东盟是当前中国能源进出口的重要来源地,能源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主要目的地,实现中国-东盟能源安全合作有利于保障我国的能源安全。能源投资是实现能源安全合作的主要方式之一,中国需要加强对东盟能源的投资,但是目前仍然存在许多投资壁垒、投资风险、中国海外能源投资保护的法律缺陷等问题,对此应当借鉴其他能源投资法律规则、完善中国-东盟能源投资海外保险制度等。     

泛北部湾次区域国际经济区的投资法律规则

泛北部湾次区域的国际经济合作是中国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层面,为促进中国与东盟相互投资搭建了有效平台。泛北部湾次区域国际经济区的投资规则从国际、区域、双边、国家和地方不同层面对该区域的投资活动进行规范,应顺应投资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的发展趋势,为促进泛北部湾次区域的开放开发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经济繁荣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     

APEC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展状况及应对措施

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投资一体化并称为APEC的"两个轮子"。自APEC成立以来,这两个轮子运行得并不平衡,相对于贸易投资一体化来说发展进程缓慢。本文分析了其发展缓慢的原因,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关解决建议。     

国际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FDI)作为生产国际化和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的一种重要方式,对世界经济与社会产生着越来越深刻的影响.跨国公司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中占相当大的比重,影响当前国际直接投资的变化。本文主要探讨了国际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环境影响,以加深对其认识,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服务。     

论中国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法律建构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展开,投资领域的国家安全审查问题日益凸显,既面临着对外投资的法律挑战,又面临着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健全完善问题。从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发展历程来看,在制度萌芽、建构和磨合的不同发展阶段,分别呈现出意识本能、理念混沌、结构缺失、目标无意识与标准错位等特点。以法学的视角省视与反思当前制度发展的路径,应在明晰目标定位的基础上确立"一体两翼"的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在制度供给不足与过溢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夯实维护包括"居民、领土、主权、政府"在内的主体安全;两翼则一要聚焦于狭义国家经济安全的规制,二要聚焦于国防安全的规制。     

中国-东盟自贸区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困境与出路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各项措施的推进,中国与东盟的投资合作有了迅猛发展,然而,投资合作的发展速度与投资冲突的产生成正比。当前中国与东盟签订的一系列协定虽为双方投资争端的解决指明了方向,但这些解决投资争端的方式在实践中存在着制定脱离于实践、适用范围受限等不足,其已不足以充分解决新增投资领域的诸多争端。对此,应立足于中国-东盟自贸区自身的特征,结合投资争端的特殊性,从适用主体、适用范围、解决程序等方面对中国-东盟自贸区投资争端解决规则进行优化,以期适应自贸区的长足发展。     

国际投资仲裁中“投资”定义的张力和影响

对"投资"定义是国际投资仲裁实现管辖的基础,但其欠缺国际条约或国际习惯明确且一致的定义,因此仲裁庭在管辖中必须对此进行解释。自Fedax案与Salini案以来,仲裁庭运用多种方法解释投资,体现了投资定义扩张化趋势。投资定义扩张一方面反映了促进投资自由与保护私人财产的客观要求,但另一方面也产生负面影响,如对东道国外资管制造成冲击,便利外国投资者滥用投资仲裁乃至影响国际投资法治基础。中国作为接纳外资的传统大国与新兴投资大国,其对内经济管辖与对外投资利益等权益也会因"投资"扩张锋芒而受损。有鉴于此,有必要对国际仲裁实践中日益扩张的投资定义实现合理限制,从而实现东道国与投资者的共赢并维护中国在国际投资仲裁中的利益。     

中国投资协议实体保护标准的自由化和多边化演进

与双边投资协议在全球范围内的爆炸式增长形成鲜明对比,国际投资保护领域的多边协定相对而言谈判进展缓慢并且较少受到关注.亚洲地区最近的多边投资协定,当属《东盟—中国投资协议》及《中日韩三方协定》.本文以中国签订的双边和多边投资协议为研究对象,考察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公平和公正待遇、全面保护与安全、征收以及资本转移等主要实体保护标准的演进.《东盟—中国投资协议》与《中日韩三方协定》为外国投资者提供的实体保护标准,越发显示出更为自由的保护投资者的立场,这将有利于促进投资、改善投资相关规章制度的透明度、加强投资领域的多边合作,最终推动整个亚太地区的区域投资协定的签署以及投资法律体系的自由化和多边化发展.     

“中国平安诉比利时王国投资仲裁案”——以条约适用的时际法为视角

"中国平安诉比利时案"的核心争议是条约适用的时际法问题。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仲裁庭对该案的审理过程过于倚重形式法律推理与条约文本解释,未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8条的要求充分考虑中国与比利时在缔结2009年双边投资协定时的立法意图。目前中国有大量双边投资协定处于"自动续期"状态,有待签订新约予以取代。在谈判新的双边投资协定时,中国应制定内容明确的过渡条款,或纳入专门的时际法适用条款。当某一投资争端涉及新旧双边投资协定的衔接问题时,中国投资者可考虑先寻求东道国当地救济,再适时诉诸国际仲裁。     

区域经济合作及中国的对策

区域经济合作近年呈加速发展趋势,并出现了显著的贸易与投资“内敛”趋势。中国要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着眼于市场多元化战略,统筹贸易、投资、金融等政策措施,实现区域经济合作布局的总体协调。     

腐败与中国式经济增长——兼论腐败治理的社会基础

本文基于中国31个省域2002—2011年的面板数据,对中国腐败问题的影响因素及其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分析结果表明:公民受教育程度、公职人员工资水平对腐败的影响是一致而显著的,但财政分权、政府规模、地区投资水平与GDP增长率等变量对腐败程度的影响是不一致或不显著的;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人口红利带来的人力资本增长和改革开放带来的固定资本投资的上升,绝非腐败的拉动使然;腐败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二者并不存在显著的计量关系,更无必然的因果联系。最后,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腐败治理的政策建议,否定了依赖正式制度改革的"制度万能论"的腐败治理思路,认为只依赖正式制度的改革来治理腐败是不够的,教育和宗教等非正式制度的教化作用在腐败治理的过程中也不容忽视。     

破产法:美国的经验与启示

美国破产法经过长期的发展,于1978年确立了现行的制度架构。美国《破产法》关于公司破产的内容,主要体现在第7章和第11章中,也就是其中有关清算程序和重组程序的规定中。分析的结果显示,破产法面临内在的矛盾或冲突,不能同时消除"存伪"和"去真"两种错误,也不能同时实现事前效率和正确的投资与申请破产决策。从破产法的实际操作来看,无论清算还是重组,都会造成一定的价值损失。中国还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为了解决预算软约束问题,需要严格的破产法。这样的破产法将是债权人导向的或者说对债权人友好的,将更多地运用清算程序。     

私募基金退出机制对资本市场回暖的潜力分析

被业界誉为"新一轮资本盛宴"的私募投资,其规模在中国已突破万亿大关,在交易资金中占30%左右,私募基金不断突破传统投资模式的边界,创造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并赶超公募。2009年金融危机中的中国,私募基金前所未有地令人瞩目。私募基金投资产业是否成功的重要问题是退出机制,文章从立法和规则运作角度,对退出机制的多元和有序展开探讨,以期促进中国资本市场的复苏和成长。     

经济增长凸现“三过”问题

投资增长过快、信货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都表明调控的迫切意义一季度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备受关注。从已公布的进出口、信贷等数据来看,结合电力消耗等实际情况,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一季度中国经济延续了过去4年来两位数的高增长势头,但经济运行中长期存在的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有的甚至在发展。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均动力强劲。海关数据     

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国际仲裁庭管辖权条款初步研究

通过国际仲裁解决国际投资法律争议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缔结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共同规定。本文对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专设(ad hoc)仲裁庭和"投资争端国际解决中心"仲裁程序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并结合WTO《关于争端解决的规则和程序的谅解》的有关规定,就修订和完善中外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国际仲裁庭管辖权条款提出了若干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