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法学方法论初探

行为法学是以行为科学为中介，联结传统法学与社会科学诸学科、边缘学科乃至自然科学门类的一些学科，独立于社会科学领域内的一门崭新学科。它既属于行为科学的范畴，但又区别于行为科学本身；既不属于传统法学的一个分支或边缘学科，但又同传统法学有着密切联系。它是一个新兴的、独立的学科，是对行为科学与传统法学进行综合研究的产物。①因此，将行为科学对行为的研究方法与传统法学方法论进行比较和综合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一、传统法学方法论之理念对于科学研究来说，用于研究的方法本身是否科学和正确，是决定研究活动…     

论理性主义传统中的威格莫尔证据法思想及其启示

威格莫尔被尊称为“英美证据法学的集大成者”,其证据法思想至今仍然影响着整个英美证据法学.威格莫尔的证据法思想继承了英美证据法学的理性主义传统,其经由《普通法审判中的英美证据制度专论》向《司法证明科学》的学术转向正在促进着美国证据法学研究的整体知识转型.这对于中国证据学科的建构有着极大启示:我们应该建立“规则”加“规律”的学科研究范式,从而迈向独立的“证据法学”与整合的“证据科学”.     

中国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的科学建构

以刑事证据制度的发展变化为线索,可以将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的演变分为传统刑事证据法学的萌芽、形成和转型三个时期。尽管我国刑事证据法学已经呈现繁荣的学术景象,但是在长期缺乏科学方法论训练以及过于偏好哲学思维方式的情况下,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仍然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之中。有鉴于此,理论界亟待重构刑事证据法学的理论体系。而科学构建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应该在回归刑事证据法本质的基础上,打造纯粹的刑事证据法学。     

面对中国的证据法学——兼评易延友《证据学是一门法学吗》

通过对证据学和证据法学历史分野的考察,可以发现诸多学者曾经对证据法学独立作出的努力,证据法学独立于证据学以及程序法学是一个基本的趋势。回顾我国从1930年到2005年证据法学的起步、发展、挫折到恢复的历程,虽然有不同时代的学者对证据法学研究作出的贡献,但也存在相当多的问题,甚至重新纠缠于证据学的研究之中。如果要立足于证据法学的继续发展,应该借鉴英美证据法学的学术资源,明确研究的对象,改进研究方法,并在研究的程度上进一步深入。     

证据法学的启蒙——吉尔伯特的证据法思想

在证据法学学术史上,吉尔伯特对于该学科的独立有着原创性的贡献,他在经验哲学基础上建立的证据法学体系,也是英美证据法的发端。在知识社会学背景下考察,吉尔波特的思想是与当时的科学自然主义和诉讼制度的变迁相联系的,因此他的理论既有开拓性的一面,但也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这对于我们反思英美证据法的理论基础以及理性面对中国证据立法和证据法学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证据法学的启蒙——吉尔伯特的证据法思想

在证据法学学术史上,吉尔伯特对于该学科的独立有着原创性的贡献,他在经验哲学基础上建立的证据法学体系,也是英美证据法的发端.在知识社会学背景下考察,吉尔波特的思想是与当时的科学自然主义和诉讼制度的变迁相联系的,因此他的理论既有开拓性的一面,但也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这对于我们反思英美证据法的理论基础以及理性面对中国证据立法和证据法学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证据法学的启蒙——吉尔伯特的证据法思想

在证据法学学术史上,吉尔伯特对于该学科的独立有着原创性的贡献,他在经验哲学基础上建立的证据法学体系,也是英美证据法的发端.在知识社会学背景下考察,吉尔波特的思想是与当时的科学自然主义和诉讼制度的变迁相联系的,因此他的理论既有开拓性的一面,但也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这对于我们反思英美证据法的理论基础以及理性面对中国证据立法和证据法学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证据法学的启蒙——吉尔伯特的证据法思想

在证据法学学术史上,吉尔伯特对于该学科的独立有着原创性的贡献,他在经验哲学基础上建立的证据法学体系,也是英美证据法的发端.在知识社会学背景下考察,吉尔波特的思想是与当时的科学自然主义和诉讼制度的变迁相联系的,因此他的理论既有开拓性的一面,但也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这对于我们反思英美证据法的理论基础以及理性面对中国证据立法和证据法学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宪法学方法论之自觉与超脱

但凡一门以科学命名自身的学科之研究，其学科自立无外乎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为知识，一为方法。宪法学作为一种科学，其自立亦由此二者来构架。宪法学之不能自立，缘由在于方法论受制于政治学，但是否可置宪法学知识个性构成及学科关联于不顾，单论成理，是值得商榷的问题。另，宪法学方法论是混淆于政治学方法论中无从辨认，还是泯然于一般法学方法论中无法觅形，应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法学的科学性问题研究

20世纪后，随着科学理论的发展和范式转换理论的提出，自然科学与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的“科学性”标准面临巨大挑战。在这个背景下，重新审视法学的科学性问题、探讨法学自身的特殊学问品格很有必要。法学具有自身的知识范畴、完整的学科体系和方法论。作为一门理性可证立的学问，法学反对将其知识建立在主观好恶上，而是要求通过理性的论证，对其进行合理与不合理、有效与无效的判断，进而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尽管法学知识无法被证实，却可以被证立，而且必须被证立。法学不是自然科学，但法学依然是科学。     

法学研究方法的历史演进

作为晚起的学科,法学在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没有能够创造出自己独有的方法论体系。在方法的结构中①,除了专有的研究对象外,法学缺乏独特的物质手段和理论工具。一般的科学方法论和其他学科专有的方法被法学吸收,经过滤、加工和改造,变异出带有法学性质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笼统地称之为“法学研究的方法”。也就是说,所谓“法学的方法”,不过是其他科学方法(包括自然科学方法和社会科学方法)     

法学方法论与法学和法律之简析

科学可分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其发展史说明充实完整的方法论是一门科学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和它能否顺利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拉伦茨教授在其名著《法学方法论》中亦说:"法学之成为科学在于其能发展及应用固有之方法。"法学作为人文科学中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若要实现突破性的发展必然离不开对法学方法论的研究。本文对其与法学、法律的关系问题做了简要的分析。     

证据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一缘起在当代中国法学研究领域内,证据法学曾长期被冷落,关于证据的理论研究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停滞状态。近年来,随着法制观念的强化和更新,证据作为法治重要实现途径的价值受到了立法和司法的广泛重视,证据裁判主义得到了弘扬。证据理论研究出现了令人欣喜的局面,证据法学的研究获得了重大的发展,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证据法学正在成长起来。但是,反观近期证据法学界关于证据问题的研究,似乎很难发现重大的原创性的理论突破,关于证据理论的研究实际上并没有跳出传统理论的框架。实事求是地说,我国的证据法学还不成熟、不发达,主要表现…     

西方法律方法论教材及其启示

法律方法论是法学人才培养的必要课程.在我国,法律方法论很大程度上是从国外引入的一个研究领域和学科.在西方各国法学教育中,各具特色、较为成熟的法律方法论教材有多种版本.我国法律方法论教材编写则刚刚起步,还存在很多明显不足.因此,需要从教材名称、教材目的、教材体系、教材写法及特色等方面,对西方法律方法论教材成果予以吸收借鉴,以使我国法律方法论教材及学科走向成熟与完善.     

我们研究什么样的证据法学——英美证据法学的转向与启示

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的确定是证据法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近来有学者提出在由＂证据学＂向＂证据法学＂的理论转型中应当借鉴英美证据法学的经验,将证据的可采性规则确立为证据法学的特定研究对象,由此确立了一种＂规则型＂证据法学的学科模式。这种观点忽视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美证据法学的转向趋势,即其研究触角从＂证据规则＂扩展到＂证明过程＂,研究方法突破＂学科自治＂的藩篱,走向了＂学科交叉＂。这一转向的根本原因在于＂规则型＂证据法学存在着局限性和片面性：不能真正透析证据法的独特性;不能应对司法实务的基本需求;难以深刻明晰规则生成的机理;不能使＂自由心证＂变得＂可以言说＂。立足于我国证据法学的固有传统和英美证据法学的优秀因素,结合英美证据法学的自我反思及最新转向,我国应当建构一种＂规则＋规律＂型的证据法学。     

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模式应立足本土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语境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包括法学在内的所有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研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应是中国刑法学研究的根本方法论;知识产权法的全面移植具有相对特殊性;构建犯罪构成模式不能脱离中国语境;我国传统四要件模式是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刑法学是一门开放的学科,必须与时俱进。     

证据法学研究用语不规范问题初探

法学研究强调逻辑的严谨性以及语言的规范性,作为法学分支学科的证据法学当然亦莫能外。但是,近年来方兴起的证据法学科,在我国开展的时日尚短,且一直与传统的证据学学科之间纠缠不清,以至于我国证据法学的学科体系迟迟不能建立,甚至连作为学科基础的基本概念都未能达成共识,缺乏统一性和规范性,理论研究和证据实务中用语不规范的问题一直存在,混用、误用基本概念和术语的现象较为普遍。这不仅影响到理论研究的严谨性,甚至干扰到实务操作的实效性。     

试论系统科学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应用

系统科学方法正冲击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也叩击着法学研究的大门。系统科学方法以其在科学方法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成为联系哲学具体科学和各门具体学科之间的纽带;并以其特有的方法论特点,在具体学科的研究中,贯彻了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运动的原则。把系统科学方法引进法学研究领域中来,发挥其作为贯彻唯物辩证法的中间环节的     

论近代自然科学对法学的影响——以17、18世纪理性主义法学作为考察重点

近代自然科学的空前发展改变了普遍持有的关于物理世界的本质、甚至关于真实知识的本质的看法。遵循"几何学模式"或"几何学精神"在那个时代几乎是所有哲学家的一个理想。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的发展同样也对法学的成长提出挑战。最早按照自然科学方式来思考法学的学者是17世纪德国哲学家、法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在他之后,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及其追随者也尝试运用数学(几何学)方法研究法学,他们的理论为后世法典编纂和法学理论(比如19世纪的德国历史法学派的理论)提供了前提条件。然而,自然科学作为方法论和知识范式深入地进占法学的领地,还需要假以时日,它必须受到更多的专业法学家们的重视,由此,才能逐步形成"有方法意识的体系性法学"。     

论法学方法论与中国法学发展

<正>引言法学方法论涉及到法学本身所具有的使命和法学学科本身的独立性问题,因此一直处于法学研究的核心领域,所以,学者认为:"法理学中最为主要者,厥为法学方法论及法目的学二者。"〔1〕法学方法论在法学中重要性的另一个表现是伟大的法学家均是方法论的践行者,如德国的萨维尼、耶林、拉伦茨等,法国的惹尼、日本的我妻荣等,他们都在此方面做出了巨大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