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法定刑的设置及适用

从司法解释层面反思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法定刑问题,并通过法律与经济角度对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的行为实质进行深度分析,能够有效化解下级法院既有判例体系与最高法院判例结论之间的冲突,并为金融市场犯罪刑法司法解释提供符合法律与金融原理双重检验的司法规则完善建议。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与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具有不同的经济机理,前者不能参照内幕交易犯罪司法解释规定的数额标准。基于对现有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行政处罚、刑事判例的实证分析,建议将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核心数额标准以"累计交易量"或"非法获利数额"分别重新加以设定。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疑难问题探析

"未公开信息"具有秘密性、价值性、职务性和差别性等四个特征,应以此为标准界定其内涵和外延。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成交额应累加计算,应运用"相减法"而非"评估法"。根据现行立法规定,对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最高仅能判处5年有期徒刑,宜完善立法解决同类罪行不同处罚的问题。"跑仓"和"获利"不是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构成要件,本罪不存在犯罪未遂。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定罪研究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是专门针对金融证券、期货领域中的老鼠仓行为而制定的新型犯罪。本罪客观违法性表现为行为人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未公开信息,违规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交易活动,情节严重。主观有责性表现为行为人明知利用未公开信息进行违规交易会损害投资者的利益和金融市场正常秩序,仍然希望或者放任该危害结果发生。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认定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具备自己独立的构成特征,与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及背信等犯罪相似,但并不完全相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与职务侵占罪和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及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也有根本区别,其实质是一种基金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知悉即将用客户资金投资购买证券的商业秘密而从事的违法交易行为。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情节特别严重”之辩——兼评马乐基金老鼠仓案

有关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能否适用"情节特别严重"的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几乎所有老鼠仓案件无法回避此难题。从《刑法修正案(七)》的立法背景、立法机关的官方表述、域外立法中老鼠仓行为与其他内幕交易行为的比较、立法技术的处理等方面,可以判断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可以适用"情节特别严重"。司法机关应以马乐案为契机,认真评估马乐案的情节,必要时激活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情节特别严重"法定刑档位。长远来看,彻底解决老鼠仓犯罪的量刑问题,还需"两高"尽快出台司法解释以明确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     

论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

证券交易,在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被喻为“金融的心脏”、“经济状况的晴雨表”,基于证券交易对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世界各国都要求在进行证券交易时必须遵循“公开、公正、公平”原则(简称“三公”原则)和自愿、有偿及诚信原则,而证券交易活动中的内幕交易或泄露内幕信息的行为,不仅违背了证券交易的“三公”原则,扰乱了证券市场正常的管理秩序,并且侵害了其他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所谓内幕交易(ｉｎｓｉｄｅｒｔｒｏｄｉｎｇ)也叫圈内交易或内线交易,是指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利用其掌握的内幕信息由未公开变为公开…     

浅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主观方面

由于我国金融市场运行机制正处于不断完善的阶段,金融服务与监管体系相对复杂,导致在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与监管机构工作人员等主体认定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与凌乱,因此有必要对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进行全面分析,以期给出司法上的应对方案.     

明星基金经理深陷“老鼠仓”

昔日的明星基金经理许某，却站上了刑事被告席上。“基金建仓前先买入，基金减仓前先卖出”，在1年多的时间里，许某利用上述手法，共交易股票68只，非法获利209余万元。10月9日下午，上海首例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在静安；后许某当庭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10万元。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疑难问题探析

《刑法修正案(七)》增加的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填补了证券市场中出现的基金业"老鼠仓"刑法规制的空白,为有效打击基金业"老鼠仓"提供了刑罚利器。然而,作为一个独立罪名,与同处《刑法》第180条的内幕交易罪缺乏应有的协调性,同时也缺乏应有的周延性。该罪的犯罪主体、未公开信息的范围、情节严重的标准等的不明确可能会给司法带来一定的困难,应该通过司法解释明确未公开信息的范围、犯罪主体,还应将泄露未公开信息也纳入该罪的范畴。     

企业参与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谈判指引

技术标准是技术开放与技术专有融汇的产物，随着物联网发展，越来越多企业使用信息通信技术标准，需要为企业参与标准必要许可谈判提供细致指引。技术标准化活动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产生，FRAND机制具有降低交易成本作用。不过，FRAND机制在“再议价格”方面给出的具体指引不足够，这诱使权利人或实施者不当利用谈判优势，实施“专利劫持”“专利反劫持”。消解这些风险，需要为企业界定妥当的许可谈判流程，通过支持或不支持停止侵权禁令，约束交易双方显著破坏许可谈判的行为。许可谈判流程可采取“主指引+辅强制”规则：它要求程序合FRAND，交易双方应在谈判开始阶段交换基本信息，在谈判进行阶段交换关键信息、先成共识再议争议，在谈判僵局阶段尽快引入第三方解决争议。它要求实体合FRAND，在计费基础、计费方法、许可层级等问题上，既存在一些值得肯定的妥当做法，但也有一些做法未形成普遍共识，关键要协调标准的开放性与技术的专有性，促使“创新-利用-付费-再创新”加速循环。     

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内幕交易罪的几个问题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往往能获取大量有关立法、政策和经济走势的信息和数据.由于这些信息对证券市场价格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有可能在未公开前被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用于实施内幕交易.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探讨国家政策与经济数据是否属于内幕信息范围及是否具有内幕交易可操作性.在回答这些问题后,本文对现行法律制度应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该类信息交易行为的效果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完善的建议.     

论“片面共同犯罪”

关于“片面共同犯罪”的实质，刑法理论界争论不休。各学者的认识和观点不一，有学者否定“片面共同犯罪”。认为应以单独犯罪论。有学者肯定“片面共同犯罪”。认为这样有利于刑事责任的追究。反映在刑事立法上，大多数国家没有规定“片面共同犯罪”，而极少数国家规定了“片面共同犯罪”。我国1997年刑法对此也没有肯定，也没有单独成罪。     

非法获取内幕信息人员之认定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中“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认定较为困难，根本原因在于对这一概念的实质内涵缺乏充分认识。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是指进行证券交易，并且在交易过程中具有利用内幕信息的高度盖然性的人员。对其认定必须把握“手段非法性”和“交易行为明显异常”的判断标准。为维护证券市场投资者相对平等的交易秩序，司法解释对内幕信息知情人的亲属和接触人设置了相较于其他主体更高的责任要求。“正当理由”和“正当来源”作为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出罪事由，应当足以证明行为人的交易行为与特定内幕信息之间至少不具有唯一性的因果关系。     

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受贿“通谋”的认定

“通谋”应是指共同犯罪故意的表现形式，“通谋”的含义应符合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和刑法学理论。受贿罪通谋是指行为人之间形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故意，并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犯罪意图”的意思联络．     

论法人犯罪是否共同犯罪

法人犯罪是否共同犯罪，刑法学界向有争论，主要有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观点。1．肯定说。认为法人犯罪就是共同犯罪。如有学者认为，如果法人犯罪中其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两个或两上以上的多人，那么这些个人之间，则构成了共同犯罪，因为他们之间有共同犯罪故意和行为，也有地位和作用的差别，这样就有主从犯关系，适用自然人共同犯罪的一般处罚原则声又如有的学者认为，法人代表授权代理人或者指令本法人组织的成员以法人名义实施犯罪活动的，实质上是一种共同犯罪，应当按照共同犯罪的处理原则追究双方的刑事责任。②此处虽未明…     

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可疑交易线索核查工作的合作规定

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加强公安机关和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双方)对可疑交易线索核查工作的协作与配合,严厉打击洗钱等犯罪活动,制定本规定。第二条双方本着“控制在先,打防结合,分工协作,依法办案”的原则,切实加强可疑交易线索核查工作的合作。第三条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将金融机构报送的涉嫌洗钱等犯罪的可疑交易线索按有关程序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协助公安机关办理洗钱等刑事案件调查中属中国人民银行职责的有关事项。公安机关负责对中国人民银行移送的可疑交易线索进行核查。第四条双方对可疑交易线索核查工作的协作与配合,由公安机关经济犯…     

证券业中的贪污行为——内幕交易

<正> 一、内幕交易的界定 在中国,迄今为止尚无一例内幕交易案件被作为刑事犯罪处理。其原因之一就是人们对内幕交易行为的性质、危害以及法律责任等问题尚未达成共识。 内幕交易就是证券发行、交易过程中的内幕人员或者非内幕人员围绕内幕信息所实施的“利用”、“泄露”、“建议”行为。其中,“利用”就是利用知悉的内幕信息买卖证券;“泄露”就是将内幕信息的内容告知他人;“建议”就是根据内幕信息对他人的买卖行为提出倾向性意见。例     

对刑法中“盗窃金融机构”的重新解读及完善思考

对“许霆案”的认定要求我们合理解释“盗窃金融机构”的内在含义。刑法是通过刑法规范来保护法益，有关“盗窃金融机构”的规定保护的是金融机构所代表的公共利益。在此基础上，笔者将银行分为动态的银行与静态的银行，前者是指交易中的银行，后者是指非交易中的银行，而且仅当行为人盗窃静态的银行方可构成“盗窃金融机构”。盗窃“地下钱庄”的资金钱款不属于《刑法》第264条第1项所规定的范围。从刑法需要完善的角度而言，《刑法》第264条有关盗窃金融机构的刑罚配置有其内在缺陷，同时，将银行财产与公民财产分开保护的立法体例也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与人平等、物与物平等的现代法治原则。     

论蛊惑交易操纵行为的构成要件

蛊惑交易操纵行为中的行为人需具备双重故意：其一，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交易量的意图；其二，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利用的重大信息是虚假或者不正确的。由于诱导投资者进行证券交易已经被上述双重故意涵盖，所以《证券法》并无必要对此进行规定。蛊惑交易的行为要件应该是行为人编造、传播“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或不确定”的重大信息，且应当包括从事或者意图从事获利行为的要求。蛊惑交易与“抢帽子”交易属同类，《证券法》无另行规定“抢帽子”交易之必要。蛊惑交易属于“行为犯”，结果和因果关系并非其必备要件。在民事案件中，因果关系要件可以根据法院判决等予以推定成立。蛊惑交易与编造、传播虚假信息之间有诸多不同点。如果行为人有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在先，从事或意图获利行为在后，则可以推定其具有操纵证券市场的故意。     

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中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和风险揭示义务

金融机构在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缔约和履约过程中均应履行信息披露和风险揭示义务,并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金融机构应当提供材料证明客户是否已经完全理解该笔衍生产品交易的条款、相关风险、该笔交易具有真实的交易目的或目标、以及对最差可能情况具有足够的承受能力等。对交易期限较长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交易提前终止的方式以及提前终止时的费用计算方法,是金融机构在缔约时必须披露的交易要素。若金融机构在缔约时未进行披露,将使客户在交易过程中对合同提前终止未能有合理的预期,与客户因合同提前终止遭受的平盘损失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即使客户自身的决定和市场风险是导致平盘损失的主要因素,金融机构仍应就其信息披露瑕疵按损失的一定比例承担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