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

与国外刑事证明标准相比，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存在过于理想化的“客观真实”，缺乏操作性等弊端。需要对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进行重构：即区分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对定罪程序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在量刑程序中对于控方主张判处死刑的情形应适用“排除一切怀疑”的证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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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怀疑 当橄榄球明星辛普森被判无罪时，许多人对于司法制度没有彰显正义大表不满，他们深信辛普森的确杀害了妮可布朗与其男友雷诺古德曼，也因此认为陪审团的无罪裁定是一项司法上的谬误。辛普森是用金钱“买”他的无罪判决吗？为什么以“婚姻暴力”的证据控告辛普森，     

研判刑事证据法实践脉动的新样本

最高人民检察院首批刑事抗诉指导性案例中刘某某贩卖毒品二审抗诉案(检例第179号),李某抢劫、强奸、强制猥亵二审抗诉案(检例第180号)和宋某某危险驾驶二审、再审抗诉案(检例第182号)聚焦解析被告人“零口供”案件、间接证据的审查判断、合理怀疑的理解和适用等带有普遍性和典型性的刑事证据问题,指导检察官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全面、客观地收集间接证据,运用间接证据构建科学、合理的证明体系;准确界定合理怀疑,明确刑事案件定罪标准的一元化,即证据确实、充分,并在界定合理怀疑内涵时去个人化,以提升指控质效。3个案例相得益彰、相辅相成,有助于破除口供依赖痼疾、践行证据裁判理念,推动构建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指控体系。     

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理解与适用

刑事证明标准是指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所要达到的程度。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对"证据确实、充分"的定罪证明标准作了细化,引入了英美法系国家"排除合理怀疑"的表述,体现出刑事证明标准由客观向主客观相结合的发展动向。中国语境下的"排除合理怀疑"是从主观方面为"证据确实、充分"提供判断依据,使之更具可操作性。在司法实践中正确适用刑事证明标准,应当注意:"排除合理怀疑"不应孤立适用,而是与其他条件紧密联系形成统一整体;严格适用刑事证明标准,不得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降低要求;坚持疑罪从无原则,摒弃"留有余地"的判决方式,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没有达到证明标准而难以决断的案件,应依法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对以有新的证据提起再审检察建议的审查

<正>【裁判要旨】对于以“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再审检察建议，法院不仅要审查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是否确有错误，还要审查新的证据对原审判决认定的犯罪事实和定罪量刑是否有影响，并根据“除人民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的规定，审查能否采纳再审检察建议启动再审。     

公诉人对无罪判决的当庭预测

根据刑诉法第一百六十二条，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刑事案件，经法庭审理后，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可以直接作出两种无罪判决，一是“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二是“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无罪判决一般意味着检察机关对被告人提起公诉是错误的。如果因错误起诉造成公民人身权利或财产权利的损害，还会引发刑事赔偿责任，损害检察机关的威信。因此，检察机关应当重视对无罪判决的当庭预测。一、无罪判决的原因导致无罪判决…     

量刑事实证明初论

量刑活动与定罪活动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量刑事实的构成、量刑证据、量刑事实的证明要求以及量刑事实的运用等不同于定罪事实。量刑事实的证明一般奉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罪重事实的证明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罪轻事实的证明达到优势证据标准即可。     

简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之适用

修正后的刑诉法增设了“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的规定，这一规定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关于疑罪从无的内容，是立法上的一大进步。证据不足主要表现在：据以定案的证据不实，构成犯罪的要件缺乏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等。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属于无罪判决的一种；应坚持其既判力。对其变更只能按照生效裁判的再审程序，依法进行。     

对显著影响定罪量刑的证据未经质证而采纳是否应抗诉

本文通过对典型案件的分析，指出在刑事案件中对定罪量刑有显著影响而又未经质证的证据采纳后是否应该抗诉进行了分析。如果是对定罪量刑有显著影响的证据，且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免证事实，应当通过公诉机关质证，未经质证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论死刑案件证明标准之完善——新《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思考

文章论述了死刑案件的定罪和量刑的证明标准与普通刑事案件的异同,认为增加死刑案件的证据数量和种类的办法并不能提高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提出通过程序设置,如增加死刑案件合议庭的人数和对死刑案件进行审查的阶段可以达到提高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的效果.文章还认为死刑案件的证明应当摒弃法定证据的残余,采用严格遵守法律正当程序的途径提高死刑案件的质量.文章论证了死刑案件中不利于被告人和有利于被告人两种情况的证明应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定罪和判处死刑的证明标准应当采取最高标准,而有利于被告人的情节的证明标准可以采用优势证据标准或存在合理怀疑的标准.文章分析了“证据确实、充分”和“排除合理怀疑”的内涵,指出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不仅体现在对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等实体方面的要求,还应当包括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     

对犯罪嫌疑人翻供的研究及对策

讯问犯罪嫌疑人是侦查人员依照法定程序以言辞方式对被怀疑有犯罪行为的人进行提问并要求作出回答，从而获取口供、查清犯罪事实的一种侦查活动。由此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是定案重要证据之一。尽管刑诉法中确立“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原则，但司法实践中往往是没有口供难以定罪，有口供就能定罪。近年来贪污贿赂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翻供现象越来越多，致使对认定犯罪证据的认识发生分歧．影响了打击犯罪的力度。这样，侦查工作就面临新的要求，即侦查人员不仅要有侦查取证、获取口供的能力．而且要有善于固定证据的能力。本文将结合办案实践就贪污贿赂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翻供的若干问题作一探析。     

量刑事实证明初论

量刑活动与定罪活动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量刑事实的构成、量刑证据、量刑事实的证明要求以及量刑事实的运用等不同于定罪事实。量刑事实的证明一般奉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罪重事实的证明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罪轻事实的证明达到优势证据标准即可。     

发现新证据也可作为民事抗诉理由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在界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情形时，其中第一种情形是“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而该法第一百八十五条在界定检察机关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条件时，则没有这一规定。有人据此认为，检察机关在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过程中，若发现新证据，只能由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再审，不能以此作为抗诉的理由。笔者认为，对新证据能否作为民行案件抗诉的理由，不能一概而论，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以此限制检察机关对此类案件进行抗诉。 　　目前，在再审环节遇到的新证据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形： 1．原审未举…     

最高检首批刑事抗诉指导性案例评析

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对于刑事抗诉的条件和标准作了规定，为检察机关依法履行刑事抗诉职责提供了基本指引。最高检发布的首批以刑事抗诉为主题的指导性案例集中体现了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把握刑事抗诉的条件和标准，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指导性案例中的“精准抗诉”突出地体现在对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准确适用、对此罪与彼罪的准确界定、对适用死刑与适用死缓条件的准确理解以及对遗漏犯罪事实、遗漏同案犯的妥当处理等方面。指导性案例还展示了检察机关对案件进行实质性审查、自行补充侦查、全面论证抗诉意见、深挖关联案件、确立新的法律适用规则等成功经验以及通过能动履职延伸审判监督职能与效果的具体做法。     

法庭科学的表述与法律证明

法庭科学评价意见在法庭上陈述的方式应当与法官所要求、陪审团实际应用的刑事证明程序相兼容。这并非一个数值性的归纳过程,而是在探求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下的“最佳解释推理”。面临的问题并不是控方主张的数学概率问题,而是在全面考量了法庭上出示的所有证据后,控方主张是否为唯一可解释假说的问题。为确保陪审团仍然能专注地运用这一法律证明标准,笔者主张,控方提出的评价性法庭科学证据不应当以似然比的形式在强调若控方主张为真便更有可能认定证据,而应聚焦于本方证据对辩方有利的解释范围并在被告被定罪之前排除掉所有这些解释的合理可能性。     

简论证据不足之无罪判决

证据不足之无罪判决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据裁判”主义、“无罪推定”原则的吸纳,具有深刻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基础。应当肯定证据不足之无罪判决的“无罪判决”性质,肯定其完全的判决效力,只能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变更。     

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裁判原则——兼谈《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若干问题

证据裁判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诉讼中认定犯罪事实时必须遵循的原则。诉讼证明方式的演进历史,不应以欧洲大陆为中心,而应扩展至世界范围,将其分为神明裁判、口供裁判和证据裁判三个阶段。证据裁判原则要求以口供以外的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根据。证据必须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可采性。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体为法院和检察机关,侦查机关不宜作为排除主体。定罪证明标准应以结论唯一为最高标准,以排除合理怀疑为降低标准,两者在实践中互补适用。     

四起无罪判决案件的启示

去年，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四起判决无罪案件，经审理后依法 驳回了抗诉，全部维持了无罪判决。纵观这四起无罪案件有以下特点：(1)检察机关侦查的 贪贿经济犯罪案件居多，四起案件中，由公安机关侦查的普通刑事案件仅1件，其余3件均属 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贪贿经济犯罪案件。(2)贪贿经济犯罪案件的审理程序较为复杂，原审 法院大都是先判决有罪，后才改判无罪。如其中一起侵占、挪用公司资金案。该案从检察院 起诉到法院作出最后判决，其间中级法院两次发回重审，县法院三次审理，作出两次有罪判 决，一次无罪判决，…     

论“疑罪从无”原则在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的运用

一、“疑罪从无”原理“疑罪”，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司法机关对受理的刑事案件经审查在定罪与否的问题上存在疑问且未得到合理排除的一种状态。一般地讲，就是对刑事案件犯罪事实不能完全确证但又无法完全排除合理怀疑，存在一种认定上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一、“疑罪从无”原理“疑罪”，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司法机关对受理的刑事案件经审查在定罪与否的问题上存在疑问且未得到合理排除的一种状态。一般地讲，就是对刑事案件犯罪事实不能完全确证但又无法完全排除合理怀疑，存在一种认定上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的状态”，主要是因为…     

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效力探究

合同诈骗罪成立以后，所涉及的合同可变更可撤销，而非当然无效：在合同诈骗罪的构成没有影响“委托代理进口协议”的效力时，该合同诈骗罪的刑事判决书就不是新的证据，故不能以“新证据”为由提请抗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