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查取证权论析

在我国,《民事诉讼法》赋予了法院广泛的调查取证权,法官可以依当事人申请或者依职权主动调查收集证据。但法院的调查取证权违背了法官中立原则,破坏了法院和当事人之间的合理角色地位,给程序公正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本文对我国目前的法院调查取证权的现状及其不合理性进行了论析,以期为完善我国的人民法院调查取证制度。     

保障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调查取证权

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强化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但是现行立法却未能保障当事人实现其调查取证的权利,实务中当事人收集证据困难重重。本文从我国当事人调查取证的现状出发,考察分析了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的取证制度,并加以借鉴,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保障当事人调查取证权的具体制度构想。     

试论庭外调查被动性的定位

民事诉讼法第６４条第２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该条款确立了法院庭外调查的法律依据以及自由裁量空间,使法官依职权主动调查取证。最高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该自由裁量空间作了分解和明晰,但仍规定法院“认为需要自行调查收集的其他证据”。笔者认为,庭外调查应体现程序救济性质,进一步削弱、限制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主动性,将调查取证定位在被动性基础上,使之更符合法治精神…     

略论民事审判中法院之有限取证

司法实践表明,在人民法院有限取证问题上存在模糊认识,就很难正确处理好当事人举证和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关系。在此笔者拟就人民法院有限取证问题作一些粗略探讨。一、当事人举证与法院有限取证依据1982年颁布的《民事诉     

程序保障视角下证据调查请求权的理论构造

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基于辩论主义的要求,提出证据是当事人的权限,即当事人拥有请求法院调查证据的权限。当事人对证据的选择是法院作出裁判的前提,法院调查的证据范围限于当事人提出申请的范围。法院的证据调查实施权受制于当事人的证据调查请求权。当事人通过证据申请的形式行使证据调查请求权,证据申请必须适式、适时。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来看,对方当事人有权对证据申请提出异议,可以提出证据抗辩。当事人的证据调查请求权应当依法受到保障,法院不得预断证据价值,不得基于对证据价值的消极预测拒绝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申请实施证据调查。当事人的证据请求权具有督促法院调查证据的效力。仅在证据申请不合法、证据调查没有必要以及证据调查存在难以预料的障碍时,法院才可以拒绝调查。     

公证与律师在保全证据领域的合作

我国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使举证原则已由法院职权主义逐步向当事人主义转变。从各地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情况来看,基本上都是由当事人或其所委托的律师自行收集证据,这必然导致律师代理业务中调查取证的工作量大为增加。如果举证不能或举证不充分,则可能导致败诉的结果。由此就对律师取证的效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见,如何提高律师取证的效力,或者说,如何完善保全证据的法律途径,已经是摆在律师界、公证界面前的一个共同课题。 从司法实践来看,在律师取证中引入公证机制,倡导办理保全证据公证,是提 高律师取证效力从而确保在诉讼活…     

民事诉讼中法院调查取证权问题的理性思考

随着职权主义倾向的逐渐弱化,缩小法院调查取证范围和加强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作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切入点受到了广泛关注。现结合有关“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的研究,提出在法院释明制度保障下,以当事人为主导、有规范程序制约的、具有较强操作性的法院调查取证权的运作模式。 1.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权启动的前提 首先,取消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取证的作法,明确规定只有当事人提出申请的,法院才可以调查取证。这样就把法院调查取证权的启动置于当事人的主导     

试论公证与律师在保全证据领域的合作律师、公证联手拓展法律业务思考

我国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使举证原则已由法院职权主义逐步向当事人主义转变，从各地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情况来看，基本上都是由当事人或其所委托的律师自行收集证据，这必然导致律师代理业务中调查取证的工作量大为增加，如果举证不能或举证不充分，则可能导致败诉的结果，由此就对律师取证的效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见，如何提高律师取证的效力，或者说，如何完善保全证据的法律途径，已经是摆在律师界、公证界的一个共同课题。从司法实践来看，在律师取证中引入公证机制，倡导办理保全证据公证，是提高律师取证效力从而确保在诉讼活动中更…     

牵师执业权利的保护与完善——试论公证与律师在保全证据领域的合作 律师、公证联手拓展法律业务思考

我国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使举证原则已由法院职权主义逐步向当事人主义转变，从各地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情况来看，基本上都是由当事人或其所委托的律师自行收集证据，这必然导致律师代理业务中调查取证的工作量大为增加，如果举证不能或举证不充分，则可能导致败诉的结果，由此就对律师取证的效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见，如何提高律师取证的效力，或者说，如何完善保全证据的法律途径，已经是摆在律师界、公证界的一个共同课题。     

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律师调查令

两大法系主要国家民事诉讼中的证据收集制度虽形式有别,但都以证据收集方式和制裁效果作为制度构建的主轴.相比之下,我国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收集证据制度的主要缺陷在于缺乏相对人不配合调查时的制裁后果的规定,因而难以取得调查实效.同时,法院自行调查取证面临着动力不足和司法资源短缺的难题.律师调查令作为中国特色的地方制度探索可以弥补现行证据收集制度的前述局限,保障当事人调查取证的权利.应当在总结实践经验与借鉴域外立法的基础上,构建统一规范的律师调查令制度.     

经济审判应当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从几年的审判实践来看,经济案件的取证工作比一般民事案件的取证,涉及面广,工作量多,难度大。目前的主要由法院取证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审判所承担的繁重任务。因此,依照法律规定,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就被提到一个重要的位置上来了。 举证责任 所谓举证责任,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向人民法院举出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如果提供的证据不充分,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当事人提供补充证据,或者由法院调查补充证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五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收集和调查证据。”就是说,当事人在     

法院调查证据的相关问题探讨

人民法院的调查取证,主要包括主动调查和收集及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进行证据调查两个方面,本丈主要从法院在民事诉讼活动中依职权进行证据调查及根据当事人申请进行证据收集的几种情况进行探讨,查明事实,实现民事案件的公正裁决。     

论法院调查取证的启动要件

法院调查取证作为一项职权,一方面存在滥用的风险,另一方面,可能浪费司法资源,拖延诉讼,有必要为其设定启动的要件。本文指出启动法院调查取证应当满足当事人充分举证、当事人提出调查取证申请和当事人的取证申请经法院审核不违反法律,不与有关权利相冲突等三个要件。     

论美国民事诉讼的证据发现方法对我国民事取证制度改造的借鉴意义

我国相关民事证据制度不完善、不健全,虽然规定了当事人自己举证和法院依职权取证等两种取证方式,且我国民事相关法律对举证时限和证据交换制度都有一定的规定,但与美国证据开示制度相比,在取证制度上我国仍有许多的不足和有待改善之处。本文目的在于对我国取证制度存在的缺陷进行分析以及通过研究美国的证据开示制度,提出对我国取证制度具有借鉴意义的措施。     

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比较法考察

在侦查阶段,大陆法系国家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在法律上不存在障碍,而律师很少实施.证据保全制度和阅卷制度可以改善律师取证能力的不足;英美法系国家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积极性较高,但其取证能力无法与控方相提并论,强制证人出庭程序和证据开示制度可以弥补其缺陷.两大法系国家辩护律师在谮侦查阶段调查取证问题上既存在共同点,又存在差异,形成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实际上两大法系国家辩护律师囿于法律规定、调查能力和取证动力等条件的限制,律师调查取证所起的作用有限,但法律上都有相关措施来弥补其不足.因此,我国也可以完善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调查取证的条件.设置相关保障措施,弥补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不足.     

论仲裁庭的调查取证权

同民事诉讼一样,证据同样是仲裁案件中的关键因素,能否取得案件的重要证据,对于能否胜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举证的过程中,当事人因能力所限并不一定能够取得其所需要的证据。此时,仲裁庭是否能够依当事人的申请调查取证就成了当事人能否胜诉的关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定》第15条、第16条中明确了法院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接受当事人的申请调查收集证据,但这是诉讼中对于法院调查取证权的规定。而在仲裁实践中,由于缺乏相关的法律条文可供参考,仲裁公权力属性缺失等原因,仲裁庭调查取证的实例非常少。究竟仲裁庭是否应该被赋予调查取证权?如果被赋予此项权利,实践中又该怎样操作?本文将带着这些问题,对仲裁庭的调查取证权作一探析。     

法院调查令的可行性探析

近年来,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发展,我国法院的诉讼模式已由过去的强职权主义逐步过渡到当事人主义。 “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已为法院与当事人所共识。然而,实践中由于过分强调当事人主义,法官被动而消极,应该依职权调查的证据不予调查;在某些情况下,当事人及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往往又得不到法律上的保障,致使某些案件的事实难以真正查清,影响了司法的公正。因此,应建立法院调查令制度。     

宽容的界限:事实认定中的非法证据排除——以民事诉讼为中心的分析

本文以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妥当性为出发点,考察和分析了关涉非法证据排除的诉讼价值冲突与平衡,探讨了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法"与"裁量",分析了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法院取证行为与当事人意愿.本文认为,对我国现行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内涵的准确理解是对非法证据宽容的界限,应注意对涉及法院取证行为与当事人意愿的非法证据的不同处理方式.     

论证据制度中的程序保障问题

我国１９９１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以及其后最高人民法院的几个司法解释,对于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有关证据制度的改革成果进行了肯定并不断地加以完善,十分清晰地反映了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弱化法院调查取证职权的思路,顺应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方向。然而司法实践表明,这种改革不仅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其在实施过程中也被大大打了折扣。主要表现在：第一,立法过于粗陋,缺乏系统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由此直接导致了当事人的举证范围与法院收集调查证据范围界域不明,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在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８年通过的…     

论刑事诉讼中的过程证据

立足于取证过程,无论实物证据还是言词证据,都属于办案人员调查取证的一种结果。而办案人员在调查取证过程中所制作的这些书面记录,则具有过程证据的属性。相对于实物证据和言词证据这些"结果证据"而言,勘验笔录、检查笔录、辨认笔录等各类笔录证据就具有一种"过程证据"的性质。确定某一证据是否属于过程证据,主要不是看该证据的表现形式,而应该考量该证据是否对某一调查取证的过程事实发挥了证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