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规范化改革：在实践中前行——访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戴长林

量刊规范化改革是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司法改革部署，去年10月1日在全国全面试行以来，有效增强了法院量刊工作的公开性．科学性，对规范司法行为，促进社会矛盾化解和公正廉洁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和权威性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及时总结量刊规范化改革试行经验，发现解决试行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确保量刑规范化改革持续深入开展？     

推广社会调查报告的障碍及对策

社会调查报告是少年司法的创新,但在普通司法改革中却一直难以推广.成年人司法在背景上不同于少年司法,即没有普遍的有罪答辩形成的独立量刑程序和基于被告人未成年人身份彰显的轻缓量刑偏好.调查报告的实践表明,报告制作主体不明确、不统一,各种制度设计也都存在不足之处；报告内容缺乏灵活性且对恶意报告的监督不完备；缺乏说理和论证的报告结论无法取信于法官；报告作用是否只限于量刑问题也有意见分歧.为了在普通刑事司法改革中引入调查报告,其正当性根据应是其促使量刑信息充分、量刑结果科学、刑罚执行合理和法官裁量控制的功能,而且应当明确以辩护为核心的报告宗旨,完善报告的具体制作并且建构独立的量刑程序.     

量刑与刑的量化——兼论"电脑量刑"

量刑问题长期以来被学术及司法界所忽略.理论上,我国刑事法没有对量刑问题做细致的规定,而实践中,法院将量刑问题并入定罪的审理程序中一并考量,加上各地法院作法各异,造成量刑不透明和巨大的差异性.有人主张为了统一量刑采用电脑软件程式化量刑诸因素.本文提出量刑并非刑的量化,不应该仅仅以如何具体化刑期为中心.量刑实际反映社会对犯罪人最终评价的动态过程,理应考虑更多因素,将量刑从定罪程序中独立出来.     

量刑规范化试点中需注意的几个问题

量刑规范化改革是重要的司法改革项目，是刑事审判工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部署，从2009年6月1日起，在全国法院开展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对《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量刑指导意见》）和《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两个文件进行试点。为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量刑指导意见》有关内容，本文结合在起草《量刑指导意见》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与读者一起研究探讨。     

大数据量刑法律问题研究

全面推进和不断完善量刑规范化一直是各级法院积极稳妥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2019年,“两高三部”共同发布的《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对检察机关提升量刊能力、精准化量刑建议也作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大数据助力司法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大数据量刑作为--种新型的研究范式和决策辅助方法,为人类在司法领域的活动提供了信息参考。     

2010年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

基于对2010年司法改革措施的系统梳理,报告力图从综合性改革、法院改革、检察改革、司法行政改革等方面对年度司法改革进行客观中立的总结、评判和反思。刑事证据规则出台、案例指导制推行、量刑规范化改革等举措力度较大,但总体上改革步伐缓慢,理念保守,改革的政治色彩有增无减。为了走出困境,报告提出司法改革应当去政治化。     

专家学者谈量刑规范化改革

经过长期的理论研讨和工作试点,最高人民法院决定从今年10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量刑规范化改革,执行《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两高三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两个文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说明,这次改革的目的在于通过规范司法行为,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促进公正廉洁司法,提高法院的公信力和权威。     

从四个维度审视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时代性

指导全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两个规范性文件<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两高三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自2010年10月1日起已在全国法院全面试行.这标志着量刑规范化改革已进入全面试行阶段.作为新中国刑事法制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量刑规范化改革对于规范司法行为,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促进公正廉洁司法...     

法院改革的中国经验

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全面推行,各地法院创造出了一些富有创新性的改革经验,也提出了一些新的带有挑战性的问题。在进一步推进法院改革的过程中,应当对这些改革经验进行及时总结,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给予适当的回应。为此,需要发展审判独立原则的内涵,对"去地方化"改革的困境、司法行政管理权与司法裁判权的分离、员额制的难题以及法官独立审判的制度保障等问题,提出新的改革思路。     

量刑程序构造的比较法分析

随着现代司法改革的发展,建立我国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成为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讨论热点。在量刑程序的构建中,一个相对平衡的诉讼构造至关重要,因此,本文将通过对两种诉讼模式下量刑程序的介绍分析,以期对我国量刑程序改革产生些许启示作用。     

论期待可能性理论的适用

"法律不强人所难"是期待可能性最通俗的表述,其理论的出发点便是站在人性的立场上,限制司法权的适用。期待可能性要解决的是这样一个理论问题,当行为人的意志自由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时,如何确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本文在对期待可能性理论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认定标准等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主张对行为人"不得已"的行为,基于对"脆弱人性"的关怀,应当以无期待可能性为由减免刑事责任,同时作为超法规的责任减免事由,适用期待可能性时应持慎重态度,防止滥用。     

论刑事证明责任倒置之误用

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要求控方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责任,除非被告人提出积极的辩护主张;而证明责任倒置则是根据刑事政策或客观需要,将本应由控方承担的证明责任转嫁于被告人承担,如果被告人不能履行则承担败诉后果;很多学者将证明责任倒置误认为是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中的证明责任移转,进而错误地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系证明责任倒置的典型;刑事证明责任倒置的理论根基是有罪推定,在现代法治环境下也有存在的价值,但必须对其适用进行严格限制。     

实行行为之语境解读

实行行为在理论中的重大实用价值无疑给实行行为赋予了强大的生命力,然而,在相应的刑法理论已经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原有实行行为概念的存在就会失去意义,实行行为与我国的犯罪构成并不协调。危害行为的概念能够解决因果关系起因限定问题,因此,构建实行行为在我国因果关系中的言说语境似无必要。在我国的客观要件当中,没有评价实行行为的必要和可能,而只需要对危害行为作出适当的评价。     

犯罪构成模式评价标准建构简论

犯罪构成模式评价标准，对于研究犯罪构成具有前提性意义。评价标准的确立取决于对犯罪构成的属性、犯罪构成的机能、犯罪构成的价值三个基本前提的认识。犯罪构成不是法律，而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工具理论。犯罪构成的机能包括工具机能和理论机能。前者又分为解释机能，联系机能，评价机能，指导机能，后者又分为整合机能，体系机能。犯罪构成的价值包括目的价值和形式价值。犯罪构成模式的评价标准是：是否适当解释，是否支持评价，是否和谐，是否经济。而且，这四个方面之间存在主次顺序，不可等量齐观。     

行政主体理论之变革

行政主体理论在形成过程中,形式上借用了法、日概念的外壳,实质上却有将民事主体理论、法人学说迁入行政法的痕迹。当前行政主体理论遇到的问题,是与法人制度渐行渐远的结果。通过彻底摹写法人,就能够让行政主体理论继续运转下去。而目前处于上风的、仿效德、法分权主体模式之建议,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必须做有条件的引入。     

骗取信用证行为的认定困境与反思

骗取信用证的行为应当如何认定不仅涉及到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犯罪的界限,而且涉及到信用证诈骗罪与骗取金融票证罪的界限。对于以往实践中,直接由骗取信用证的客观行为推定行为人在主观上存在非法占有目的进而认定行为人构成信用证诈骗罪的做法,应当进行深刻反思与检讨。非法占有目的支配下实施的骗取信用证进行诈骗活动行为应认定为信用证诈骗罪,滥用目的支配下实施的骗取信用证行为,造成金融机构严重损失的,成立骗取金融票证罪,即应当根据骗取信用证过程中有无真实的基础交易、被骗资金的实际用途、走向等客观方面的情况,结合行为人的主观方面,正确认定骗取信用证行为,建立起民刑责任衔接、重罪轻罪完善的科学的法律体系。     

建设法治政府的模式与政府法治论

当前我国法治政府的建设模式是以行政为主导的,这已成为法治实施过程中诸多问题的根源,而议会主导型模式将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法治政府论对于民主型政府、有限型政府、治理型政府、责任型政府和平权型政府五种价值的阐述直接证成了选择议会主导型模式的理性要素。以政府法治论为理论基础进行分析可知,扭转立法不作为、缓解司法不独立和改善民主监督不充分将成为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最新方向。     

在国家管辖豁免中国家行为的性质认定

随着国家参与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限制豁免理论逐渐发展成为国际习惯。如何认定国家行为,是限制豁免理论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国家行为是由合格的主体代表国家所从事的行为,判断国家行为的标准有"目的标准"和"性质标准"。从各国的司法实践来看,性质标准更具有合理性。我国已经从绝对豁免的立场向限制豁免的立场转变,但根据什么标准来认定国家行为,国内尚存在立法空白,因此,应尽快制定《外国主权豁免法》,以适应发展的要求。     

违约可得利益赔偿之立法及其阐释

为了维护可得利益赔偿的公平性,各国法律都从不同角度限制违约可得利益赔偿,其限制方法无非是过错、因果关系、损害的确定性等既有规则。就总体来看,过错已经不再是违约可得利益赔偿的主要因素,合理预见规则成为主要限制方法,另外原告必须合理确定地证明可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