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建设生态文明法治体系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也意味着生态文明法治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建设生态文明法治体系。在长期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中,生态文明法治体系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却也面临新挑战。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回答了为谁建设生态文明法治体系、如何建设生态文明法治体系以及建设何种生态文明法治体系等重大问题,是新时代建设生态文明法治体系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为此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生态文明法治体系建设不断深化,坚持整体谋划思路,提升生态文明法治体系科学化水平,坚持现代化方向,推动生态文明法治体系迈向良法善治。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态文明法治理论之理念溯源与实践路径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态文明法治理论是指导我国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法治观、中华传统生态智慧与法制理念以及可持续发展理念,为生态文明法治理论提洪了思想根基、本土资源与全球视野,并为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继承和发展。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产生阶段、发展阶段和成熟阶段。推进生态文明法治实践,应以法治国家建设推动生态文明法治的顶层设计,以法治政府建设完善生态文明法治的体制机制,以法治社会建设保障生态文明法治的社会基础,这也是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的内在要求。     

生态文明建设的环境法治保障机制探讨

环境生态危机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制约经济发展和影响社会稳定的直接因素。生态文明建设是解决环境生态危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一种文明建设活动。环境法治保障机制的构建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制度性保障。本文从生态文明的内涵出发,在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急需破解的法律难题的基础上,构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环境法治保障机制,即:创新环境法律生态化机制、构建生态补偿法律机制、健全公众参与监督机制。     

法治文明与商人阶层

有关法治社会的文明要素和构成要素组成问题 ,时下多有论述 ,其中所论要素之间 ,却并不是完全协调和相互吻合的。基于此 ,本文试图通过对法治文明历史的追溯 ,对中西法治文明历史资源的对比和分析来获得有关法治文明内在的决定因素的基本认识 ,而笔者对于这一问题追问的结论 ,是通过将法治文明的历史进程和商人阶层的形成、发展及其精神世界联系起来考察后得出的。强调了西方社会商人集团的伦理性规则和独立的身份以及人格地位是西方法治文明社会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因素和促进政治、法律制度发展的内在的动力资源。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党的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并明确提出“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法制文明是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行政又是法制文明的核心内容之一。历史发展到今天，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必然选择，国务院也明确提出了建设比较完善的法治政府的任务。     

生态法治元论

迈向生态文明不仅是政策的主观选择,更是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人与生境的现实紧张表现为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在空间性、时间性、主体间性、行为间性四个维度呈现出相互交织的矛盾样态。调整复杂的矛盾关系、建设生态文明,要求法治的因应变迁。生态法治相较于人本法治的质性迈进突出反映在作为法治基本范式的"权利"在内涵方面的拓展和外延方面的丰富。生态法治因之呈现出统筹性、前瞻性与科学性三个典型特性。在规约建构方面,生态法治要求完备性立法和多层次建制。在运行实施中,必须强力施治,反哺法律权威;创新机制,诱致自我实施,并通过伦理文化的辅助导正行为。     

借助信息化建设平台实现执法方式的转变

正文明、规范、平和、理性执法,是法治社会文明进步的评判标准,因此也是检察机关积极追求的执法方式。转变执法方式,不仅仅需要理念上的转变与认同,还需要技术上的支持与保障,即借助电子媒介和信息技术平台,并经一系列的具体规划与设计,把执法者主观上的创新理念,转化为可以通过一系列流程性操作来得以实现的规范化模式,从而确保检察执法活动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特征

当前各级政法机关正在广泛深入地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这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认真总结我国法治建设实践经验、借鉴世界法治文明成果基础上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进一步加强政法队伍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举措,是人民法院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要的政治任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对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必将产生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同时,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又是一个全新的科学命题,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不断丰富其内涵,认识其本质,把握其精髓,真正做到用科学的理念武装头脑、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社…     

新时代农村政治生态治理与建设的法治维度

农村政治生态治理与建设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法治与政治生态治理和建设密切关联,具有内在逻辑的统一性,法治思维是推进农村政治生态治理与建设的基本价值取向。探寻农村政治生态治理与建设的法治路径,应当注意从法治建设的不同层面形成合力。完善规范农村政治生活的法律法规体系,是农村政治生态建设的基本法治保障;狠抓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是治理和优化农村政治生态的重中之重;深化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是改善农村政治生态的重要切入点;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弘扬法治精神,是治理和建设农村政治生态的基础性工作和重要抓手。只有以法治思维为考量,才能合理回应农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现实诉求,为农村政治生态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法治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紧紧围绕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对我国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整体战略部署的同时,在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从战略高度描绘了建设法治中国的宏伟蓝图,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的战略目标,明确了建设法治中国的主要任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定位——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实践中的新生事物。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应当对人民监督员制度做出如下定位:一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外部监督;二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种权力监督;三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监督员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事后监督。     

论环境犯罪严格责任原则之有限适用

环境犯罪是否适用严格责任是刑法理论界长期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理论难题。严格责任引入环境犯罪固然有助于严厉打击环境犯罪、减轻检控机关证明责任、提高诉讼效率等司法效益,但同时也必然带来扩大对环境犯罪的打击面、突破传统刑法罪过理论以及随意出入罪等司法弊端。而现代刑事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要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保持平衡,以牺牲人权保障来换取惩罚犯罪的司法成效是得不偿失的。环境犯罪中引入严格责任同样必须合理平衡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诉讼目的,应当严格控制环境犯罪适用严格责任,即只能为了有效保护被害人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必须受到法定条件的严格规范,且必须重视推定等证明方法的贯彻和运用。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     

从善治的视角强化政府回应

在日趋信息化、透明化的时代,政府的回应行为对于树立政府形象显得越来越重要。政府不积极回应势必会给社会、公民带来不理解甚至激烈对抗,使得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也难以发挥主导作用。本文从善治理论入手,采用实证的方法,探讨树立一种新型政府形象的行为之一就是强化政府回应。     

渎职犯罪主体的界定

渎职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种特殊性,使人们在适用法律时,往往碰到诸多的困惑与尴尬。渎职犯罪主体可分为纯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非纯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二类,非纯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须作更进一步的界定。     

司法公信力的意义阐释

司法公信力源于司法的自治力、司法的说服力和司法的确定力。司法公信力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理性沟通的产物,是一种归属于社会资本的制度性资源,是司法在发挥纠纷解决功能、权利救济功能和法律发展功能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任用和信用关系,是司法权威历史演化的产物。     

《海域使用管理法》的修订与海域使用权制度的完善

我国《海域法》实施九年多来成绩斐然,但该法与其他法律之间仍然存在冲突,尤其是《物权法》颁布实施之后,《海域法》与现代物权法理论的矛盾更加突显,因此,有必要在《物权法》的架构下,全面梳理与完善《海域法》中对海域使用权制度的规定,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海域使用权的取得方式、登记制度、流转制度、海域使用权的终止与收回,以及与海域使用有关的其他权利类型等。     

论成立国际刑事法庭的合法性问题

刑法上的“合法性原则”要求一个法庭必须“依法成立”。法庭只有“依法成立”,才有资格进行审理、并在确定被告有罪时对其进行定罪。刑法上这个原则,当然也适用于国际刑事法庭。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社会为了惩治严重的国际犯罪行为,已成立了不少国际刑事法庭。尽管这些国际刑事法庭的宗旨和目的相同,但它们的成立方式却各不相同: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是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成立;塞拉利昂特别法庭是塞拉利昂政府与联合国通过签订协议而成立。虽然,成立方式可以不一样,但都必须符合“合法性”原则。本文将通过案例分析,来探讨这些国际刑事法庭在实践中是如何论证和裁决关于成立国际刑事法庭的“合法性”原则的法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