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服务型政府

中国政府管理创新,是政府定位创新,是政府职能创新,是政府体制创新,是政府管理方式的创新。这种创新既是中国政府适应成熟的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对执政实践的总结和对执政规律的自觉探索。对于吉林省来讲,想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振兴吉林,富省强民,变“快走”为“快跑”,就必须融入到这场政府管理创新的洪流之中,探索中国政府公共服务理念的重大变化,放眼全球公共管理的最新理念,关注新一届政府“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以人为本”的执政观的形成。从推进服务导向、重塑政府间的关系,向地方放权、开展政府全面质量管理,提高政府生产力、重视政府诚信制度的建设和依法行政几个层面探讨中国政府新的公共服务理念的形成。     

坚定不移走好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之路——新时代十年中国社会治理的历史变革与未来展望

新时代十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守正创新，以新的理念、新的方式推进社会治理的创新，基本实现了“碎片管理”向“系统治理”的体系变革、“凭人管理”向“依法治理”的逻辑变革、“行政管理”向“综合治理”的手段变革、“末梢管理”向“源头治理”的环节变革，社会治理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在走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上，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坚持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旨归，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将“加强社会力量的培育管理”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最终方向。     

论社会管理职能创新的观念变革

思想观念的变革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先导.社会管理观念转变滞后是当前我国政府在社会管理职能创新实践中存在许多误区的重要根源之一.不管是经济附属取向、僵化稳定倾向的社会管理地位,还是重政府包揽、轻多方参与的社会管理主体结构,抑或是重“运动式”应对、轻规范化建设的社会管理制度以及强管控、弱服务的社会管理方式,甚至是重招录选拔、轻教育管理的人事管理方式等误区,主要都是源于“经济决定论”、“稳定中心论”、全能政府观、人治意识、管理本位和传统人事管理等观念转变滞后的影响.因此,推动社会管理创新,政府必须摒弃落后的社会管理观念,确立进步的社会管理观念,即树立服务优先意识、公共治理意识、依法管理意识、制度正义意识、源头治理意识、基层本位意识、科学用人意识以及和谐稳定意识,并以这些进步观念为导向.     

运动式治理与制度建设: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制度变革的组合拳模式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面临着制度变革的“双重挑战”:既要建立起全新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又要在有效新制度体系尚未就位的情况下保障基本的治理成效。应对“双重挑战”的一种重要方式是“运动式治理加制度建设的组合拳”:一方面,以制度建设为根基,逐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制度体系,从而完成制度体系的本质性变革;另一方面,在缺乏有效的制度体系的情况下,通过运动式治理应对不断出现的现实问题以保障基本的治理绩效。论文对1978年至2012年土地使用制度变革历史过程的实证研究验证了上述的“双重挑战”以及“组合拳模式”的运作机制与现实成效。“运动式治理加制度建设的组合拳模式”能够缓解短期治理压力从而拥有更大试错空间,进而能够通过持续探索与调整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最终成功完成制度变革。     

转型期中国政府改革之治理范式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进入社会转型期。以经济转型为主线的变革同时也推动了我国政治和社会的整体变革,政府改革也必然要与这个转型的方向相吻合,笔者把这种倾向称之为“治理取向”,把这种治理体系的确立过程称之为治理范式的建构。本文从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与经济全球化的压力两个方面阐明了治理范式建构的现实驱动力,并着重从有限政府、分权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四个层面论述了其具体内涵。     

创新持续到创新深化:地方政府治理创新能力构建的关键要素

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地方政府治理创新能力的构建至关重要,从关注“创新持续”到“创新深化”视角的转化,正是体现地方政府治理创新能力发生着深刻的重构。论文以创新持续到创新深化的内生化理论模型为基础,识别五个创新深化的核心要素,即组织创新文化、多元主体嵌入、技术嵌入便捷性、创新模块开放性、领导者赋能,并选取地方政府创新奖中西北地区的十个案例,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探索并验证核心要素的多重并发因果路径。论文研究表明,五个核心要素在领导者赋能为基础条件下,形成创新文化型创新、模块嵌套型创新、外在嵌入型创新三种创新路径模式。     

论善治和服务型政府的关系

始于20世纪末西方国家的公共行政体制改革,推动了政府管理改革的浪潮,善治理论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中逐渐成熟.就我国而言,在传统的行政体制下,崇尚“全能政府”造成机构臃肿、低效率、官僚作风严重,离建设“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要求相去甚远.因此,运用善治理论,从多个角度讨论善治与服务型政府的关系,以推动我国政府从“管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对中国政府的改革和治理机制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政府治理体系的历史成就与改革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取得了世所瞩目的成就,总结出一系列可被推广复制的经验,为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构建现代政府治理体系奠定了基础。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目标,作出“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和组织结构”重大战略部署,明确了政府治理体系的改革方向。从有为政府建设和政府职能角度看,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政府主导、坚持政策指导、坚持创新引导、坚持群众督导等是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现实路径,也是政府治理体系改革的重点任务。为此,必须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协调好政府与市场等各类关系,积极鼓励地方试点探索,在技术驱动下创新政府治理模式,稳慎有序推进行政区划调整,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努力构建人民满意的现代政府治理体系。     

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新时期中国政府治理模式初探

由于全球化和资讯时代的冲击,政府—市场—社会的三元社会结构范式逐渐取代了政府—市场的二元社会结构范式,从而改变了政府治理的规模和传统边界。针对这种大变革时期的发展趋势,中国政府必须重新认识和改革传统体制的政府治理模式,充分发挥三元社会结构共同治理模式的互补优势,在中国渐进改革的演进发展中构建出一种新型的、有中国实践特色的政府治理模式,即实现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大数据时代中国政府数据公开面临的阻碍与对策研究

政府是社会最大的信息拥有者和控制者,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大数据”问题迅速从技术层面上升到国家战略.政府数据开放已经成为创建透明政府、提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推动创新产业发展、增加公民各种社会福利的重要途径,是各国电子政务建设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方向.本文从分析大数据时代推动中国政府数据公开的动力出发,探究了当前我国政府数据公开所面临的阻碍因素,并有针对性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知识产权法的制度创新本质与知识创新目标

创新是知识产权法的历史过程与时代使命。知识产权法的创新意义,表现在其本身的制度创新与所追求的知识创新两个方面。知识产权法产生、变革和发展的历史,即为科技、文化创新与法律制度创新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历史。理想的知识产权制度应是持续激励创新的制度,也是自身不断创新的制度。现代知识产权法存在可能发生的"制度风险",影响或制约着创新发展目标的实现。国家与社会事务的管理者具有"政治企业家"的角色担当,作为创新制度的最大供给者,应在知识产权法的主体意识层面、制度设计层面以及社会运行层面作出理性反思和积极应对。     

试论政府制度创新成效的价值性准则

政府制度创新的成效是考量政府制度设计成功与否的标准。如何衡量政府制度创新的成效及衡量的标准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本文认为,价值性标准是衡量政府制度创新的重要标准之一,其中,公正、民主、法治与以人为本成为判断政府制度创新成效最主要的价值标准。     

Structured uncertainty: a pilot study on innovation in China’s mobile phone handset industry

This paper explains why many small and medium-sized (SME) private high-technology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survive and thrive within an institutional and political system arrayed against them. We use the mobile phone handset industry as an illustrative case of the vitality and capabilities of Chinese SMEs. We argue that in capitalizing on the advantages offered by the global fragmentation of production, while also being constrained by an institutional climate of structured uncertainty, Chinese non-state firms have chosen a pattern of incremental innovation in their search for competitive advantage. Despite falling outside central government innovation plans and engaging in practices inimical to nurturing novel product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these firms have a sustainable business model based on niche tailoring, rapid product introdu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standardized components.     

程序法文化引论

程序法文化是一定时期、一定地域和一定民族范围的人们对各种程序性法律、制度、观念和一系列程序活动的整体性认识和评价,程序法文化具有抽象性、地域性、多元性、群体性和延续性等特点。程序法文化有制度程序法文化与观念程序法文化、传统程序法文化与现代程序法文化、西方程序法文化与中国程序法文化之分。中国传统程序法文化以尊尚权力、程序实体混同、程序虚无、“厌讼”等为特质,中国现代程序法文化则以尊重权利、程序独立、程序法治为指引。     

《突发事件应对法》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完善路径

《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公布和施行是我国法制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其标志着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已全面纳入法制化轨道。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突发事件应对法》构建了我国应急管理的制度框架,对我国传统的应急管理体制在三个方面实现了突破与制度创新。在应对各类突发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突发事件应时法》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对此。应根据突发事件预防和应急处置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一步完善《突发事件应对法》。     

关于行政法总则的期望与构想

制定行政法总则对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制定行政法总则的时机已经成熟,我国的行政立法实践已经走出了中国特色创新之路,党和国家对法治政府建设的强力推动,为制定行政法总则夯实了基础和条件保障。行政法总则的制定,应当以提取公因式的方法,将行政法律体系中已有的或应该有、可能有的共有普遍性和引领性规范提取出来,作出统一规定,既构建我国行政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也为各分编的规定提供依据。从行政法总则到行政法典的制定,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步骤,是促进我国建成法治政府的极为重要的举措和通道,也是对世界行政法发展的巨大贡献。     

论监察法学的研究论域

《监察法》的出台既是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成果的立法确认,也是腐败治理法治化的政治共识和社会共识的集中表达。近年来,围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监察法》立法与适用的理论研究方兴未艾,各种思想观点的荟萃和制度理论的创新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论域。监察法学的研究论域具有独立性和集中性,这是由其特殊的理论基础和特定的研究对象所决定。当前,要加快创设和建构监察法学学科,推动监察法学研究方法的整合与更新,持续为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提供稳定的理论知识供给和制度选择方案。监察法学的研究要确立其学科论域的基本构成,包括监察法基本原则的体系建构论、法律关系的主体适用论、监察制度的过程控制论和监察程序的衔接保障论等。在确立研究论域的基础上,监察法学应当坚持以现实问题为研究导向来保持其实践性品格,并继续兼蓄其他学科的思想资源和分析框架,以期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话语和中国气派的监察法学研究格局。     

政府系统副职职能转型、规模控制与组织法治

改革政府系统副职现状,是政府机构改革的有机部分,是政府组织、法治化、科学化的基本要求。加快政府组织法治化进程,完善政府组织法的框架和内容,在政府职能转变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大部制"改革,提升部门地位和权能,实现政府系统副职职能转型和规模控制,对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和实现政府组织体系科学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政治文明与法治建设

政治文明与法治建设存在着密切联系,一方面,现代政治文明离不开法治,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更是呼唤法治,因为权力具有双重性,人性有其弱点,中国缺乏民主法治传统,腐败现象严重;另一方面,法治对政治文明具有重要价值,它是政治文明的产物,又是政治文明的显著标志,是政治文明的基石和根本保障。今天,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以法治为根本,必须转换党的执政方式、进行制度创新、加强法治建设、创造理性政治文化。     

在法治方略下寻求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国社会建设事业推进过程中回应现阶段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法治方面成为国家根本治国方略的当代,在法治方略下寻求社会管理创新具有现实正当性和优越性;依法适度培植社会组织和规范引导社会组织发展、在立法模式上改过去的行政主导立法为博弈立法、完善税收法制、立法中更多地吸收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习惯和惯例、构建政府与社会分工合作各司其职的适法格局等是法治方略下寻求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性举措.社会管理法治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法治发展之逻辑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