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成年非完全行为能力人的类型及其法律行为之效力

我国民法对成年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类型划分不具备妥当性,对其法律行为之效力的规定不具备可适用性。因而应取消成年无行为能力人,仅保留限制行为能力人一级。对限制行为能力人,宜以意思能力的残余程度为标准,将其进行划分。在法律效力制度中,对于限制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法律行为,如果属于不受限制的法律行为,本人可以单独有效实施;对于受限制范围内的法律行为,则需经法定代理人（监护人）的同意,否则为可撤销。同时,宜将撤销权赋予限制行为能力人本人和法定代理人。     

试论民事行为的追认及其效力

所谓民事行为的追认，是指追认权人对效力未定的民事行为在事后予以承认的一种单方意思表示。所谓效力未定的民事行为，是指效力是否发生，尚未确定，有待于其他行为使其确定的民事行为。效力未定的民事行为既不同于无效的民事行为，也不同于可撤销的民事行为。我国民法对效力未定的民事行为未设一般规定，但依据传统民法，该类行为主要有三种：其一为须第三人追认的民事行为，即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所为的民事行为；其二为须本人追认的民事行为，即无代理权人以被代理人名义所缔结的民事行为；其三为无权处分行为，即无处分权人处…     

对《民法通则》中民事能力制度的反思

民事权利能力作为民事主体法律地位的确立标志,是民法对民事主体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价值的确认。民法不应将民事权利能力区分为一般权利能力和特殊权利能力,而应树立民事主体权利能力一律平等的观念。民事行为能力是民事法律行为发生私法上效力的前提条件,而民事责任能力是行为人承担其违法行为和适法有责行为所引起责任的必要前提,但二者在判断标准上有抽象与具体之分,体现着不同的价值理念。总体上,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一般有责任能力,而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并非无责任能力。据此分析,本文对完善《民法通则》民事能力制度提出了若干建议。     

论我国成年人民事行为能力欠缺法律制度重构

我国民法对意思能力欠缺的成年人,在行为能力的类型划分上过于简单,在补充方式上僵化,在法律行为之效力的规定上没有实现制度目的。未来民法典应取消成年无行为能力人,保留限制行为能力人一级。对限制行为能力人,以意思能力残余的程度为标准,又分为限制大部分法律行为、限制部分法律行为、限制特定法律行为,并设立与之相适应的监护人、保佐人、辅助人予以能力补充。在法律行为的效力上,限制行为能力人实施的受限制范围内的法律行为,需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代理,否则可以撤销,其他法律行为可以单独实施。同时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     

中日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制废之比较

本文通过对我国与日本民法上行为能力制度作一比较考察,以期弥补我国制度上的缺憾。我国自然人行为能力的现有制度,在具体判断标准上不具可操作性,在不完全行为能力人所为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果上亦不能兼顾各方利益。因此乘制定民法典之机可对此制度重新构建,建议设立禁治产与准禁治产人,以使行为能力的分类更易操作,在行为无能力人所为的法律行为后果上采可撤销制度,以更好地保护无行为能力人的利益,亦能兼顾社会交易安全。     

关于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的自然人”的法学思考——由“公司与法定代表人行为重合问题”展开的讨论

法人被法律赋予拟制的人格,但作为拟制的"人",其并不具有自然人所有的意思能力和行为能力,因此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自然人就显得至关重要。法定代表人是法人机关的一种,是法人民事行为能力的主要实现者。二者间的关系是代表法律关系。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应当重合、包含在公司行为内,但法定代表人与法人的行为难免会有不重合之处,尤其体现为法定代表人的越权行为。因此,本文以此为契机对法定代表人相关问题进行梳理总结,并尝试以"代理"效力认定之思路,分析法定代表人的"代表"行为效力,以解决法定代表人行为与公司行为不重合之问题。     

行为能力的悬念

如何设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的年龄下限?是民法总则最大的立法焦点之一. 根据现行民法通则的规定,18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则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然而在现实中,10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尤其是年过六七岁的小学生自行购买文具、零食等商品,乃至进行网购,可谓比比皆是.而法律所设定的“10周岁”门槛,却使这些交易在理论上均为“无效”,这既不合理也不现实.     

法人依瑕疵决议所为行为之效力

决议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无法完全适用民法总则第157条关于法律行为无效之后果规定。民法总则第85条、第94条以及“公司法解释四”第6条设定的善意相对人保护规则,过于简单和武断,需区分决议主体、决议内容、瑕疵事由而类型化地认定法人依瑕疵决议所为行为之效力。在法人内部,瑕疵决议溯及无效,但需依裁量驳回制度认定后续决议之效力,并适用法律行为相对无效理念保护第三人利益。就外部行为,决议无效导致行为违法,应依民法总则第153条认定行为效力。决议不成立或被撤销,则仅在法律设有强制决议规则之前提下方才导致行为欠缺法定要件,从而影响外部行为效力。因不同强制决议规则所欲保护的成员利益不同、所涉第三人利益不同,需区分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交易行为与组织行为,认定此种情形下外部行为之效力。有别于交易行为的相对性、独立性,组织行为具有涉他性、持续性之特征,需设立特别的公司组织行为效力诉讼规则,方可解决这一组织法问题。     

试论民事行为代替论的非科学性

刘兆年同志编著的《民事法律行为》一书认为,“民事行为是指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或消灭民事法律关系,引起民事上法律后果的行为,既包括合法的、有效的行为,即民事法律行为,也包括无效和可撤销的行为”,“从广义上说,凡不具备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的,就可称为无效的民事行为”,“无效和可撤销的民事行为不是民事法律行为”这实际上是以民事行为和无效民事行为代替传统民法中的法律行为和无效法律行为。因此,可称其为民事行为代替论。笔者认为,这种主张是值得商榷的。     

论合同效力的立法完善

一、现行法律对欠缺生效票件合同的规定及不足合同是一种民事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58条之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l）无民事行为能力入实施的；（2）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3）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4）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5）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6）经济合同违反国家指令性计划的；（7）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中华人民…     

未成年人监护问题探析

未成年人监护问题探析●汪金兰监护是我国民法上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它是为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设立保护人的制度。其目的在于保护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①从《民法通则》对监护的规定来看，未成年人的监护是我...     

论未成年人民事行为能力及其所为民事行为之效力

未成年人尚未成年，对自己的行为缺乏全面的认识能力及预判能力，为了保护其利益，世界各国的民事法律制度，无不对其行为能力及其所为行为的效力进行必要的限制，我国亦同。我国现行的未成年人民事行为能力制度，存在着过于简单、笼统；缺乏对未成年人意思能力的应有尊重；与现实生活的实际状况相背离等缺陷不利于对相对人的权益保护，亟需完善。     

违反行政法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效力探讨以《房地产管理法》为研究对象

民法上,合同自由会受到法律的限制。这种限制,一方面来自于民法自身的直接规定及基本原则的限制,另一方面,来自于行政法的干预。一般而言,后一种限制不是通过行政法直接规定民事行为效力完成的,而是由民法规范“违反法律禁止规定的行为无效”而实现的,其直接结果是当事     

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法律行为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法律行为是《民法通则》与《合同法》关于法律行为制度的一种独特规定。由于法律用语较为模糊、概括,我国民法学说与判决在理解该规定上意见至今相当混乱。一些民事裁决有时将其与恶意串通行为、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法律行为混淆在一起。总的看来,近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以规避行为理论来理解该规定,而法院判决以虚伪行为理论对之加以理解者居多。由立法形成史看,该规定是深受前苏联民法上"伪装的法律行为"概念影响的结果。而伪装的法律行为则是对德国民法上虚伪行为制度予以拆分改造的产物。我国民法总则立法应响应科学立法的要求,摈弃"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规定,对虚伪意思表示作出明确规定。为防止法律适用的混乱,不应把恶意串通行为规定为一种独立的无效民事法律行为。     

新民法的人文关怀

民法是一个国家民众社会生活和争议救济规范的总和,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就应当有什么样的民法,而民法就是反映这些社会生活的法律体现,民法是整个社会的法律大树、规范大树,民法总则就是树干,民法分则就是树枝,各种具体的制度就是小树枝和树叶,所以制定民法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要求。民法的基本特点就是敞开怀抱关心每个社会成员,例如民法总则(草案)第十六条规定了胎儿具有自然人的法律地位。民法总则(草案)对自然人的行为能力作了新的修改,将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下限从十周岁降低到年满六周岁对监护人制度做了较大的修改,对丧失判断力和行为力的智残的成年人和年老力衰的成年人,以及有严重肢体和器官残缺的成年人设定了监护制度。为更好地保护人们的民事权利,民法总则(草案)将诉讼时效从2年改为3年。此次民法总则的制定从多方面对民事权利作出了保护性的规定,对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作出了扩展性的规定,体现了浓郁的人文主义精神,使我国的民法更加适应改革发展形势的需要,更适应保护人们民事权利的需要。     

论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缔结的婚姻效力

《民法典》对原《婚姻法》婚姻无效制度的修改使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缔结的婚姻效力成为法律难题。结婚行为能力区别于民事行为能力，主要通过当事人的法定婚龄和理解判断结婚行为的心智状况予以界定，后者关涉精神障碍者缔结的婚姻效力问题。基于兼顾成本与准确性的考量，精神障碍者的结婚行为能力宜采取以民事行为能力为参照的“直接对标”和“个案审查”相结合的双轨制认定模式，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无结婚行为能力，无须另行审查；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的结婚行为能力由法院在确认婚姻是否无效时进行个案审查。在《民法典》的规范体系下，应当通过目的性扩张的方法将《民法典》第1051条中的“未到法定婚龄”漏洞填补为“无结婚行为能力”，故此认定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缔结的婚姻无效。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一般不可能成为《民法典》第1054条中的过错一方。当事人的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等行为可以诉诸一般侵权责任条款解决。在婚姻被认定无效后可类推适用《民法典》第1088条，精神障碍者可主张同居期间的家务劳动补偿。     

假结婚、假离婚与错结婚的认定和处理

婚姻法只规定了四种法定无效情形和一种可撤销婚姻。对于假结婚、假离婚与错结婚争睛形如何认定和处理，没有法律规定，实践中往往适用民法总则无效民事效力行为的规定，将其认定为无效婚姻。这是错误的，婚姻有效与无效有其独立的评判规则，不能适用适用民法总则。因而，假结婚、假离婚与错结婚一般不能认定其行为无效。     

从《民法总则》第143条评我国法律行为规范体系的缺失

本文之目的在于从《民法总则》第143条入手来评价我国民法上的法律行为规范体系。"行为人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在我国法上作为控制法律行为生效的要件之外,"意思能力"是否应该从"行为能力"中分出作为控制意思表示效力的要件从而使法律行为无效?例如,7岁的未成年人如果能够被证明有判断能力,不仅为侵权法上的"责任能力"留出接口,还可以为善意第三人保护、缔约过失责任留出适用空间;"意思表示真实"作为法律行为的控制要件,与整体的法律行为规范相矛盾。从其他规范来看,《民法总则》中的"意思表示"与法律行为的关系在内涵与外延、解释规则、合同解释等方面都存在问题;《民法总则》第43条中使用了"公序良俗"概念,但其与我国民法体系中使用的"社会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概念的关系混乱,例如第143条使用"公序良俗",第185条又使用"社会公共利益",第117条又有"公共利益"。立法上应该用"公序良俗和公共利益"替代"社会公共利益"的概念。在征收制度中,只能用"公共利益"标准,但在限制行为自由方面,如法律行为无效,采用"公序良俗"和"公共利益"标准更合适。     

试论民事行为的几个基本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讲，主要是公民、法人实施的民事行为，深入研究民事行为，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对于指导和规范民事主体参与市场经济活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本文对民事行为的几个基本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一、民事行为的概念与特征我国《民法通则》在中外民法史上首创民事行为的概念，并运用这一概念对传统民法的一系列概念进行了大胆的变革。例如，以“民事法律行为”取代“法律行为”；以“无效的民事行为”取代“无效的法律行为”；用“可变更或者撤销的民事行为”代替了“得撤销的法律行为”…     

论行为能力制度和新型成年监护制度的协调 ——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制度安排

简单类型化的成年人行为能力欠缺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凸显出诸多问题,并且和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第12条规定相悖,应予修改,替代其功能的是新型成年监护制度。《民法总则》应该从理念上确认属于协助决策模式的新型成年监护制度,通过援助成年障碍者利用残存的判断能力进行决定而实现其利益。在具体交易场合,成年被监护人需要监护人帮助其完成自主意思的表达,从而以具体法律关系中判断意思能力的规则代替成年人行为能力欠缺的认定,依据被监护人行为时的具体精神状况确定其所为法律行为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