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概念之演变

探寻公民概念在历史长河中的演变轨迹、分析普遍意义的公民概念 ,对于我们当今领略宪法意义上的公民之精神极为必要。从古希腊与城邦一体的公民、古罗马时期公民的政治身份与民事身份的剥离、中世纪臣民意识的泛滥、市民阶层的悄然兴起 ,到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公民概念的个人理念凸现以及现代国家之公民概念外延法定、内涵趋于泛化的发展历程表明公民概念始终以政治权利为核心。     

环境公民身份:形成逻辑、理论意蕴与法治价值

社会时代的变化始终影响着对公民身份及权责的诠释,与环境议题相关的环境公民身份是环境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公民身份范式。安德鲁·多布森、约翰·巴里、詹姆斯·康奈利等学者从不同侧重面对环境公民身份进行了理论建构。环境公民身份内含权利与义务统一、个体之域与公共领域相容、民主参与与国家治理互动的实质意蕴。环境公民身份理论具有修正环境法目的偏差、引导公民环境责任规范创新、推进公民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构的法治价值。     

公民身份的扩展与欧盟区域人权保护原则

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区域政府间的政治联盟和公民身份都获得巨大发展,成为区域法治的重要力量.承载着自由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公民身份,为区域法治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从而成为区域人权保护原则的主体性力量;公民身份的结构性联系和基本权利的内在勾连意味着,公民身份的理念与制度的扩展必然要求在区域人权保护中坚持一体保护原则、多重保护原则和司法保护原则.     

论迁徙自由权与国家主权和公民身份的共生关系——以美国和欧盟为例

宪法对美国公民的州际移民与欧盟公民在成员国之间迁移的不同程度的保护,以及美国和欧盟在国家主权和公民身份反映上的差异,揭示了迁徙自由权与国家主权和公民身份之间的共生关系.三者的共生关系主要表现为四种形态:在假定的无主权的世界社会里,获得世界公民身份的个人享有绝对迁徙自由权;在主权国家里,获得国家公民身份的个人享有近乎绝对...     

公民概念在西方的发展和内涵

公民的概念在西方由来已久,它直接与国家相连并被认为是政治民主的一个关键因素。从历史上和理论上对西方公民概念的内涵进行深入分析,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浅析我国公民意识的现状及其形成原因

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必须靠具有健全现代公民意识的国民才能支撑起来.近代以来,多少仁人志士呼吁改造国民性,培育公民意识,然而时至今日,国人依旧没有健全成熟的公民意识,我们依然缺乏培育公民意识的土壤.没有人的现代化,就没有社会的现代化.今天,我们强调公民意识的培育,首先应明确公民意识的内涵和内容.其次是分析总结我国公民意识的现状及其形成原因,同时,认识到臣民意识、等级观念等封建落后观念的贻害.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专题讨论依法治国问题,此宏观背景下,提高公民意识有重大意义.本文依循上述思维脉络并结合十多年律师工作中对当事人诉讼心态的认识把握和对社会现状的观察,简要阐述公民意识的内涵,重点分析探讨我国的公民意识现状及其形成原因.希望国民都意识到,我国现代公民意识培育的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并共同营造一个能够培育健全公民意识的社会氛围.     

数字公民的身份确认及权利保障

数字化生存已成为人类生活的基本属性与核心机制，数字公民身份问题由此应运而生。数字公民是自然公民的数字化身与数字表达，承载着数字公共生活中的公民身份、行动逻辑和权利义务关系。数字赋能和技术赋权的不平衡，导致数字公民遭遇机制性游离困境，这具体表现为平台构架中数字公民的边缘化、算法决策中数字公民的离场化、数字控制中数字公民的对象化、技术赋权中数字公民的失能化、技术理性中数字公民的去人化等。数字公民的机制性游离，对公民的平等自由、基本权利和民主法治价值形成了严峻挑战。消解数字公民的机制性游离，加强数字公民权利的法治化保障，维护数字社会的公平正义，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数字法治原则，实现数字公民身份的合法化确认，构建包容共治的数字民主机制，提升数字公民的素养能力。     

中小学生公民意识养成机制的构建

公民意识教育和公民培养问题是一重大的历史性课题,早已纳入党和国家的顶层设计.作为未来社会的主人,中小学生在公民意识养成方面较为普遍地存在着重知识轻实践、主体意识淡薄、权利意识片面、责任意识淡漠和公德意识欠缺等问题.因此,探索与教育规律相符合的方法和途径,构建中小学生公民意识养成机制,不仅是一种时代要求,更是一种实践要求.     

身份犯理论研究的新开拓——评杜国强博士《身份犯研究》

在刑法的视野中,身份不仅是一定社会关系的反映,同时也具有特定的内涵,它是影响定罪与量刑的重要因素之一,与国家职能的实现与公民人权的保障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因而一直是中外刑法学界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1997年我国刑法修订后,身份在刑法中的重要性愈显突出,与身份相关在定罪、量刑方面出现的难题也越来越多,司法机关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感到束手无策.     

论“公民”——基于政治宪法学的视野

中国宪法学现有的公民研究都集中在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一主题之上,本文运用政治宪法学的视角和方法,突破已有的研究范式,来讨论公民身份和公民本身的含义和历史渊源。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大背景之下,针对中国宪制道路所面对的"非常政治"与"日常政治"之间的转换困难,本文提出运用富有建构意义和平衡意义的"宪法政治",来推进中国的公民身份和公民社会建设进程,寻求克服反法治的激进主义所可能造成的危害。     

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通过妇女保护法案

尼泊尔议会2006年10月21日通过了政府提交的2006公民法草案。新公民法规定如下：1990年4月13日之前在尼出生、并在尼拥有永久性住所的人，可以成为尼泊尔公民；16岁以上的人，只要其父母一方是尼泊尔公民，都可以凭相关文件，如父母或近亲属的身份证、本人的出生证、村或市政府的介绍信或土地证等，获得尼公民身份；外国妇女与尼泊尔公民结婚后，只要定居尼泊尔，并放弃原国籍，也可获得尼泊尔公民身份。尼泊尔原有法律规定，只有父亲是尼泊尔人，孩子才能获得公民权；母亲是尼泊尔人但父亲是外国人的孩子则不能获得尼泊尔公民资格，他们仅享有居住权，但不能工作和拥有企业，也没有财产权。     

公民、自然人,抑或其他——论俄罗斯民法文化中"公民(гражданин)"概念的价值取向

前苏联,继而是俄罗斯民法中所采用的"公民"概念,并不是其民法学对政治概念的误用,出于其民族传统中对自然人的民法身份与政治身份的关联性考虑,俄罗斯民法中的"公民"包含了私法上的人以及作为隐含条件的公共领域中的人,这两重含义,期望通过唤起个人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的公共责任感,来维护社会总的安全,这体现了其民法的民族性取向与社会化价值,对确立现代民法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从“臣民”到“公民”——北美独立战争期间殖民者在各州宪法中的身份转变

在北美独立战争期间,"公民"一词取代此前特许状中的"臣民"一词,开始被写入部分殖民地新制定的州宪法之中,从而开启了殖民者在法律身份上由"臣民"转变为"公民"的历史进程。但是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渐进缓慢的。对于正在与英国决裂的殖民者而言,虽然他们已意识到自己不再是"臣民"、并刻意避免使用"臣民"的称谓,但他们似乎还无法一下子彻底抛弃"臣民"之语的使用;与此同时,他们虽然也已经认识到自己正在成为一名逐渐成形的新政体的"公民",并有意地使用"公民"一词,但似乎一时还无法完全在法律思维和语言上为"公民"用语找到合适的位置。恰值这"旧去新来"的档口,制宪者们在各州宪法中频繁地运用"居民"、"人民"、"自由人"、"不动产所有者"等旧有法律资源中的其他身份词汇来填补空缺,架起了"臣民"向"公民"过渡的桥梁。在此过程中,"臣民"概念逐渐褪去了原有的君主制色彩,而"公民"概念本身则发生"裂变",催生了具有精英主义和民主主义两种不同倾向的"公民身份"。     

“公民用法”问题研究

"公民用法"与公民守法、知法等概念有着质的区别,它能够使法回归于社会,改变政府的法治角色,提升公众的法治认同度,使法由支流变为主流。"公民用法"意味着一国法治进入了相对较高层面,是对传统法治理念的升华或拓展;也意味着公民与法进入了一种新的关系形式。然而,在我国法治系统中"公民用法"还是一个盲区,具体表现为:强调了执法机关的用法行为,疏忽了公民的用法行为;强调了公民的守法意识,疏漏了公民的用法意识;强调了法治的社会化,疏漏了法治的个体化;强调了国家治理的进路,疏漏了公民自治的进路等。基于此,笔者认为,应塑造公民后现代法律意识,确认公民对法的选择权,提高公民对立法参与的深度和广度,承认公民作为法治主体的身份,政府应当转化法治主动者的角色。     

军队法治教育要关注军人的公民身份

众所周知，军人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具有双重身份，首先是公民身份。其次才是他的军人身份。但是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对军人的公民身份重视和关注程度远远不够，这就阻碍了人们在评价军人的公民行为时，不能像其他人一样也本着现代法治精神去衡量。现代法治精神追求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由于社会的舆论倾向没有把军人的公民身份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     

论我国公民文化的建构

公民文化建设是当代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方面,它与整个社会结构的发育、社会制度的完善、作为文化之行为主体的公民本身的素质等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本文立足于我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实际,借助公民社会理论研究的已有成果,进一步探讨我国公民文化的合理建构.     

环境公益诉讼的限制性因素考察——以美国联邦环境法的公民诉讼为主线

公民诉讼的限制是美国联邦环境法上的公民诉讼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深刻地反应了公民诉讼的目的、本质及功用等重要问题.其内容包括:公民诉讼必须依据联邦环境法律中的公民诉讼条款依法提起;起诉前的通知程序和行政机构勤勉地执行法律可以阻止公民诉讼的提起.公民诉讼的限制的立法规定以及联邦法院错综复杂的司法实践表明,公民诉讼本质上是一种私人实施环境法律的机制,其作用是行政机构实施环境法律的一种补充.     

公民监督意识探析

公民监督是我国监督机制中的主要形式之一,公民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利主体,理应成为监督的主体,依据公民监督的内涵和特点,公民监督意识是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的综合表现,公民意识的培育需要监督知识和法律知识的灌输,监督制度上进行规范,在监督途经上要多样化。     

论公民不服从——兼论群体性事件的解决思路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仅以政治手段化解危机的方式已不足以应对,有必要秉持政治性向法理性的转向,重新审视群体性事件的内涵和定位,寻找适合于解决问题的理论和思路."公民不服从"与群体性事件在特征上具有近似性,但因其概念、逻辑前提和理论基础植根于西方传统,在当下中国缺乏实现的条件.尽管如此,公民不服从与群体性事件都具有一定的法治意义以及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公民不服从"理论仍可为群体性事件的未来发展趋势提供一定的指引.     

关于我国公民社会的建设与路径分析

我国公民社会的产生与西方各国社会发展进程不同,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转型,建立了市场经济,推动了中国社会由单一性向多元性转化,为我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奠定了基础,各种社会利益团体应运而生,随着社会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公民社会对我国社会的建设具有越来越大的作用。本文通过对公民社会的内涵和建设基础、我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历程、现阶段我国公民社会的建设现状进行深入分析,指出促进我国公民社会建设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