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紧急权宪法条款设计之若干核心问题探讨--以德国法为经验

在国家紧急权力发动的具体情形、由谁决定紧急状态的存在以及对紧急权力的监督等关于紧急权力宪法条款设计的要件规范、主体规范和保障规范三个核心问题上,德国从1919年的《威玛宪法》到1968年的《基本法》,经历了从概括条款之立法到列举条款之立法,从独任制之立法到合议制之立法,从监督能力欠缺之立法到监督能力维持之立法的转变。我国宪法修正案中的紧急权力条款则存在要件规范和监督规范之缺损和主体规范之空泛等缺陷。借鉴德国的立法经验,从要件规范、主体规范和保障规范等方面完善我国紧急权力宪法条款之设计。     

美国的“政治大棒”与德国的法律程序——后“9·11”时代,美德反恐国际合作第一案之解读

"9·11"事件后,德美看似亲密的反恐合作关系却在德国法院审判"9·11"事件中的国际恐怖嫌疑分子穆特萨迪格和穆祚迪案中陷入了困境。两国政府在反恐策略上的差异为这两个案件的结局规定了方向。德国政府部门拒绝向德国法院提供关键证据,损害了德国检察官的指控能力。美国政府拒绝与德国法院合作,则直接冒犯了德国法院的自尊。由于审判是在德国民众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及阿尔布莱格监狱丑闻之爆发的背景下进行的,德国公共舆论同情被告人,积极影响并支持了法院的判决。这两个案件可以视为德国法院及民众对布什政府所实施的反恐策略的一次大审判,判决结果是布什政府败诉。     

“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凸显我国环境应急机制的六大弊端

现代法治发达国家处置环境突发性公共事件的经验表明,国家预防和处理环境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实效与环境应急机制的法制化及其科学化程度密切相关。此次“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暴露出我国的环境应急机制诸多弊端:其整体缺乏法律依据;其部分组成要素的运作也缺乏科学性,如预警监测不准确,应急信息通报不及时、不充分甚至存在隐瞒的情况,应急储备不充足,应急评估的失灵以及民间组织的参与不足等。这些弊端应当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反恐背景下美国监视和情报制度的新发展——以《爱国者法》标题Ⅱ下的条款为分析对象

9.11事件后,美国政府吸取因国家监视和情报系统缺乏合作以及无能力、无效率等缺陷而造成重大损失的教训,以制定《爱国者法》的方式对之进行作了重大改革:打破执法机关与情报收集机关之间的信息壁垒,改变监视和情报收集体制的分立状态;建立起适用于互联网时代的监视和情报收集制度;扩大行政机关监视和情报收集的自由裁量权,以满足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新需要。美国政府对监视和情报制度的改革增强了其在互联网时代预防和应对恐怖主义的能力,也将为当下中国反恐立法中相关内容的设计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跨区虚假广告治理中的行政级别管辖

虚假广告治理中的行政级别管辖是指在虚假广告治理中各行政执法机关的权限,而这种权限的划分应当以效率为原则,但现行政执法应有的效率优势却因跨区虚假广告不合理的级别管辖和地方保护主义之庇护而遗失殆尽,从而出现了虚假广告屡禁不止之现状。本文通过对美国虚假广告治理经验的介绍和借鉴,提出建立级别较高的全国垂直管辖的行政体系,以克服行政管辖的效率缺失之弊端,从而解决跨区虚假广告泛滥之现状。     

论迁徙自由权与国家主权和公民身份的共生关系——以美国和欧盟为例

宪法对美国公民的州际移民与欧盟公民在成员国之间迁移的不同程度的保护,以及美国和欧盟在国家主权和公民身份反映上的差异,揭示了迁徙自由权与国家主权和公民身份之间的共生关系.三者的共生关系主要表现为四种形态:在假定的无主权的世界社会里,获得世界公民身份的个人享有绝对迁徙自由权;在主权国家里,获得国家公民身份的个人享有近乎绝对...     

论权利本位观与《国家赔偿法》的修改

现行《国家赔偿法》在公民权利受保护的广度、受保护的密度以及受保护的保障机制上还存在着诸多不足。笔者认为以现代权利本位观作为《国家赔偿法》修改的指导思想，是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国家与加入WTO的共同要求。从归责原则、赔偿范围、赔偿标准、确认违法机制、赔偿决定程序、以及赔偿执行程序等方面完善《国家赔偿法》以便扩展公民权利受保护的广度、增加权利受保护的密度和增强权利受保护的保障机制。     

风险规制与专家理性——评布雷耶的《粉碎邪恶循环:面向有效率的风险规制》

布雷耶在《粉碎邪恶循环:面向有效率的风险规制》一书中分析了美国政府在规制那些不起眼的风险过程中所呈现的风险规制议程确定的随意性、规制缺乏连续性等情形。他认为产生这些问题的症结可以归因于一个邪恶循环,即公众对风险的认知、国会的反应以及规制过程的不确定。为打破这一邪恶循环,则需要建立一种以目标为导向的,去政治化的、精英式的"超级专家理性"制度。就我国风险规制而言,由于存在着与美国政府相似的问题,而布雷耶法官所提出的"超级专家理性"制度切中了我国风险规制体系的要害,因此,这项制度对于破解我国风险规制所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风险最糟糕情景认知模式及行政法制之改革

以行为决策学关于风险认知的两种模式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阐述了政府官员（公众）对风险最糟糕情景的判断过程,从个体情感角度揭示其过度反应或反应不足的原因;运用社会心理学中的易（非易）得性启示及概率忽视的原理,进一步分析了政府官员（公众）过度反应或反应不足的机理。从行政法角度而言,政府对风险的最糟糕情景反应不足或过度反应都是不具有合法性的行政行为。为确保政府科学管理风险最糟糕情景,行政法需要进行制度变革。这些改革措施包括：组建风险最糟糕情景模拟实验室,定期公布模拟结果;建立并更新风险最糟糕情景信息超级数据库,以及确定相应的预警标准;成立超级风险规制机构以及设计更为精致和灵敏的分析性工具。     

加入WTO与我国若干宪法性问题的改革

加入WTO ,将对我国的宪法性问题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宪法》应当明确WTO协定在国内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生效程序以及对政府的谈判代表缔结协定的监督程序 ;WTO协定要求丰富与发展我国的法制统一原则 ;要求扩展我国平等权的内涵、增加迁徙自由权等有关重大权利、进一步保障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 ;要求《宪法》平等保护和巩固国内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合法权益 ;要求进一步增强人民法院在《宪法》中的独立地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