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商法学之大势

<正> 中国古代社会,不存在近现代意义上私法性质的商法,也不存在以其为研究对象的商法学。中国商法孕育于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巨大历史性跃迁的进程之中。二十世纪初期大规模的法律改革运动,使商法成为了中国社会经济现代化之法制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为契机,中国商法学应运而生。在近百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商法学,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形成与演变

法律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经历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漫长岁月积累而成的文化成果,其本身的形态随着不同的时代和社会条件而发生变化。中国法律文化便具有古代、近代、现代三种基本形态。本文所说的传统法律文化,即指以古代法律文化为主体而对近、现代产生深刻影响的法律文化。与世界上其他主要的法律文化相比较,中国传统法     

我国公民法律意识之矛盾分析

法国思想家卢梭曾说过:“一切之中最重要的一种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塑造现代法律意识是建立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当代中国正经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变革,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确立,中国法治建设呈现巨大创新乃至现代     

论法治思维与国家治理

现代国家治理必须依循法律和法治,其中法治思维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尤为重要.法治思维和法律思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其区别主要在于前者是政治思维、后者是司法思维;前者是战略思维,后者是技术思维;前者是治理思维,后者是裁判思维;前者是大众思维,后者是职业思维.国家治理,既需要关注并培养所有主体(普通公民、法人、社会团体、公职人员等)的初阶法治思维,以确保人们行为对法律和法治的依赖,确保人们参与国家治理的法治取向;也需要关注并培养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公权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特别是法律人)的高阶法律思维,使其行为不但被安排在高阶法治思维之中,而且藉此进一步保障和引导大众对法律和法治的依赖,巩固其初阶法治思维,并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落实法律之规定.     

法的国际化与本土化:以中国近代移植外国法实践为中心的思考

法的国际化和本土化,是法律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法律发展演进中,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不管主动还是被动,法律后进国家在移植发达国家法律时,不可能不同时进行法的本土化工作。中国近代在移植法律的同时,也通过三个方面进行了法律的本土化:保存一些传统的法律理念、制度和原则;改造传统法律并与西方法律相融合;用西方的法治理念和原则指导中国的社会实践并将其纳入法律规范之中。     

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公证制度

公证制度是由西方创立的,是现代大多数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通行的证明手段,具有法律上确定的效力。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属于“私证”范畴的“中人”制度,证明某一事实的存在,但由于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不发达,经济交换总量不大,因此国家权力没有介入,所以,这种私证制度没有演变成为现代的“公证”制度。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公证制度是民国初年从西方引进的,1935年见诸法律,至今不到百年历史,仍未真正成为一项与中国现有法律制度完全融合的制度。最近,“西安彩票事件”又引发了国人对公证的关注和争论。因此,有必要从理论、实践、历史…     

公证机构非营利性与公益性解析

公证制度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少数拉丁公证制度国家,经过几百年的规范与发展,已形成了一套与其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法律体系和社会历史传统等方面相适应的体制模式。而我国公证制度建立较晚,并且公证机构的性质始终处于变革状态,特别是随着我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不断变化,我国的公证制度、公证机构性质也一直处于探索之中。     

改革之道未有穷期——三品2009年中国司法

如果不是这场如火如荼的司法改革攻坚战，中国司法面貌不会如此焕然一新。推广律师袍、法官袍、法槌等西式物件，推行审讯同步录音。录像、律师在场制度，收回死刑核准权……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短短数年间，中国司法跨越了现代法治国家百年探索阶段。“然而，澎湃的改革浪潮声里。要实现现代法治精神与继承优良法律文化的完美结合，实现司法审判与立法、执法、法律监督的有机融合，中国司法还有一段漫长道路。回首2009年，三起并非喧嚣的法治事件，在深刻揭示司法现状的同时，也触发了人们更多的思索。     

中国依法治国的渐进性

穷国无法治 ,愚昧无法治 ,乱世无法治。我国不是一个连一点法律经济成本都付不出的穷国 ,但也不属于可以付出足够法律经济成本的发达国家 ;我国不是一个连一点现代法治所需文化条件都不具备的愚昧国家 ,但也不属于完全具备现代法治所需文化条件的国家 ;我国不是一个处于乱世的国家 ,但波澜起伏的社会变革对法治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 ,中国依法治国的渐进性是一种客观规律。     

英美法系的历史转型

20世纪以来，英美法系处于剧魁的历史转型之中，为了配合从守夜人国家向福利国家转型而导致的国家统治方式发生的变化，现代社会对于司法效率的更高追求等国内社会环境的变化，英美法系的法律渊源、诉讼程序、法律分类等方面的基本特征发生了重大修正，表现出向大陆法系靠近的趋势。与此同时，法律全球化和区域化也促成了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相互融合的历史新趋势。     

专题论坛

<正>从传统法律文化中找寻中国法治话语资源中国人民大学革命根据地法制研究所韩郁文近代中国的百年耻辱让中国人陷入了文化不自信,法律文化也不例外。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们应当对西方的法治进行反思,从中国传统优秀法律文化中寻找法治资源,注重法律与民族文化的契合。树立中国法治话语权,必须要依托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必须挖掘符...     

论程序正义与现代法律文明——一种基于程序正义理念的法哲学思考

在现代法律文明之中,程序承载着对于法治、自由、人权等价值目标的功能意义;而程序正义作为一种法律理性价值在公共领域的应用,保障着公民的平等自由,同时也是公民诉讼权利实现的前提之一。在这种意义上,程序正义可以说是现代法律文明的理性价值之渊薮。     

从民事权利 看私有财产保护

中国《1982年宪法》,通过了第四次修正案,第一次明确地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害"纳入到国家根本大法之中.从民事权利的角度看,宪法的原则规定,不能代替普通法律的颁布和实施,为此,我们要从社会意义和法律地位上对私有财产的保扩加以完善,这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关键所在,也是落实宪法修正案的当务之急.     

中国乡土社会的法律多元主义研究

法律多元主义在中国乡土社会的自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法律多元主义认为,在国家法之外,存在着"一系列大量的法律规范散布于社会之中"。法律多元主义理论进入中国以来,形成了大量的相关研究成果。围绕国家法和民间法这种二元架构,构成了我国民间法研究的基础和核心。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近现代以来国家公权力对乡村社会的不断渗透,打破了"皇权不下县"的传统格局。改革开放后,法律多元主义在中国乡土社会一定程度上得以重建并发生新的变革。我们应充分发挥民间习惯的作用,使国家法起到一种连接各个分散的民间习惯的作用,最终形成国家法与民间习惯的良性互动。     

第一讲 现代国外财政法律制度的综述和展望

<正> 财政法律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法律部门,它是随着社会经济制度和国家政权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在由奴隶制国家向封建制国家、再向资本主义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化中,财政法律也逐渐变得更加丰富和完善。在现代社会中,财政法律的地位和作用更加显著,财政法律与宪法、行政法、金融法等外部结构之间的关系;与预算法、税法、成本法、     

法律监督权，能否与检察权兼容——从法治的角度对中国检察权的反思（上）

法律监督权其固有本性应当是立法权的派生。但现代国家一般没有使其成为独立的国家权力并与行政、司法乃至检察权处于平行的位置,而是将其作为保障法律实施的手段,分散配置于不同的国家权力之中,从而使其承担起相应的监督法律实施的护法功能,以及制约其他国家权力的平衡功能。检察权与法律监督权原本是两种异质的权力,但检察权作为法律实施的重要主体之一,是执法行为唯一贯穿整个刑事诉讼全过程的权力主体,为了实现国家权力的彼此制约以及护法功能,也理应与其他国家权力一样,拥有其为实现职能而必须的法律监督权能,二者兼容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     

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70年关系的发展历程

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的两种重要制度依托。然而,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任务和制度环境直接决定着人们对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理解认知,并体现到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实践定位及相互关系之中。大体而言,由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无产阶级专政是主线,巩固政权的需要推动党的政策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强有力的工具;由改革开放到依法治国,经济建设是中心,制度供给的需求促成国家法律成为重要治理方式;从依法治国到法治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目标,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规范转化和逻辑交融成为国家治理的时代主题。从"政策本身就是法"到"党的政策指导国家法律制定运行",反映出人们对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关系的科学认识和解读;从主要依靠政策治理国家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表现了党对国家治理的新思维、新理念、新方略。与此同时,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关系的学术研究也经历了一个与实践逻辑相吻合的理论演进过程。     

风雨百年路沧桑--中国近现代法学的反思

中国近现代法学自上个世纪初诞生以来至今已整整经过了百年,其间几多收获,几多遗憾。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与思维的局限性,中国法学从诞生之初便走上了一条割裂传统的不归之路。这样,百年来,中国近现代法学实际上是在学习与移植外国法律和法学的轨迹上递嬗至今的。这种情况不能不一开始就导致了中国近现代法学的后趋性、无根性、脆弱性及与社会现实、民俗国情乃至文化传统的脱节性。这种情况至今仍然没能真正得其法而获根治。     

中国公司立法中的几个问题

目前,我国尚无统一、完整的公司法,公司的组织和活动也还处于实践的探索之中。与其他的法律有所不同,我国目前的公司制度甚为复杂,这主要表现为它的多样性和不稳定性。中国现代法律基本上是吸收了大陆法的内容但又体现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客观要求,这使得中国的公司制度融合了西方的传统和从苏联起始的社会主义模式     

爱国主义与以人为本———“国家 个人本位”法律价值观的现代诠释

单向“集体本位”是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法的价值观。它经历了家族本位、国家本位、国家与家族本位、国家与社会本位、阶级本位等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特别是法律文化建设的深入进行,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逐渐形成了以爱国主义和以人为本为标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社会主义法律价值观———“国家·个人本位”的酝酿和形成创造了前提。双向的“国家·个人本位”法律价值观标志着现代中国法律文化建设的价值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