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农民利益与法治秩序──以农村土地权利现状为例

本文从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框架的逻辑起点和土地承包合同的法律本质的透析中,揭示了契约下的土地利益分配;进而阐述各种制度性和非制度性权威对农民土地利益的恣意妄为,以及国家法在面对权力时所表现出的尴尬。对此,必须从法律上真正还权于民,赋予农户排他性的,可永久行使、转让和继承的产权;并通过对权力的正当程序控制和诉求途径,使这种权利神圣化。农民利益的保障最终依赖于乡村法治秩序的重构。契约型权威和契约性法律的创建以及农民法律意识的重塑则是重构的关键。     

论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之间的冲突与协调

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并行存在于农村土地上的事实决定了两者之间必然会产生冲突与协调的问题。现实中,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之间的冲突普遍存在于农村土地的调整过程中、集体收回承包地的过程中以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过程中。严格限制集体调整承包地与收回承包地的权利,允许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充分流转其承包地,建立集体土地所有权在土地承包经营权限制下实现的制度,可以达到协调两种权利的运行,构建和谐农村法秩序的目的。     

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及其行使的主体——兼评《物权法(草案)》第六十二条

当前在农村土地利用过程中,侵害农民自主承包经营权而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相当严峻,这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对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制度的认识问题。农村土地应当是组、村、乡(镇)三级农民集体平行所有,而非包容性的隶属性的所有;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使主体应当是各级村民大会或其代表大会。     

论增加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制度障碍与克服

完善农民土地财产权转让制度,是增加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渠道。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农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宅基地使用权转让,以及农民集体土地征收,在增加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方面都存在严重的制度障碍。针对这些制度障碍,从以用益物权为核心设计农民土地权利束体系,确定农民土地财产权转让的物权效力,配置土地发展权、完善农民集体土地征收制度等方面,有针对性地综合提出并论证克服这些制度障碍的创新思路,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提供可资参考的制度创新思路。     

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

正党的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关于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中明确提出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这表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前提下的改革,不是土地私有化改革,而是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完善,改革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目的。因此,如何在新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既坚持土地集体所有权,又能够建立更好地实现集体土地所有权目的的机制,颇值研究。     

我国土地征收补偿制度运行的困境与对策探析

在土地征收过程中,无论在经济发达地区还是经济落后地区,农民集体及其成员享有的土地利益流失的现象十分严重,该情形并不完全是征地补偿标准过低所造成,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制度的不完善也是造成农民集体及其成员的土地利益未能得以充分保障的重要根源。全面完善土地征收制度,虽然是解决当前土地征收补偿问题的关键举措,但建立健全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制度则是促使该举措发挥应有功能的重要前提。     

中国农村土地的产权分析——以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为例

土地所有权决定着土地占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的性质,因而土地所有权是探讨土地产权的核心,本文即以我国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为主要讨论内容,分析我国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而后给出解决问题完善体制的建议.     

工商企业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民权益问题研究

工商企业参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已然成为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必然趋势。但是在农村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各种利益群体围绕着土地流转利益进行着复杂的博弈,背离《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原则,造成农民群体的权益受到各种形式的侵害。文章主要列举农地流转过程中农民权益受损的情形,进而得出保障农民权益的建议。     

论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改革的目标与核心问题

农村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选择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争论的焦点.农村土地国有制是农村土地所有制改革的理想目标,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现实可选制度.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明确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与所有权主体代表之间的关系,以及所有权主体代表相互之间关系;国家对农民集体土地实行征收征用过程中,公共利益涵义与标准的确定;非公益性质下,让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所有权,允许农村土地的市场出让等.     

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改革的思考——一种法和经济学分析的思路

本立足于法和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揭示了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效率低下的根本缘由，提出了增进这一制度效率的立法途径，认为：从经济分析角度睦，重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制度仍是立法成本最低的一种立法路径，从交易成本理论考察，应将村民小组界定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土地承包权的物权化有助于消除承包合同双方的协议障碍，降低交易成本，物权法在对土地使用权进行以利配置时，应区别土地承何种功能而遵循不同的价值取向。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定位——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实践中的新生事物。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应当对人民监督员制度做出如下定位:一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外部监督;二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种权力监督;三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监督员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事后监督。     

从善治的视角强化政府回应

在日趋信息化、透明化的时代,政府的回应行为对于树立政府形象显得越来越重要。政府不积极回应势必会给社会、公民带来不理解甚至激烈对抗,使得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也难以发挥主导作用。本文从善治理论入手,采用实证的方法,探讨树立一种新型政府形象的行为之一就是强化政府回应。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论环境犯罪严格责任原则之有限适用

环境犯罪是否适用严格责任是刑法理论界长期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理论难题。严格责任引入环境犯罪固然有助于严厉打击环境犯罪、减轻检控机关证明责任、提高诉讼效率等司法效益,但同时也必然带来扩大对环境犯罪的打击面、突破传统刑法罪过理论以及随意出入罪等司法弊端。而现代刑事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要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保持平衡,以牺牲人权保障来换取惩罚犯罪的司法成效是得不偿失的。环境犯罪中引入严格责任同样必须合理平衡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诉讼目的,应当严格控制环境犯罪适用严格责任,即只能为了有效保护被害人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必须受到法定条件的严格规范,且必须重视推定等证明方法的贯彻和运用。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海域使用管理法》的修订与海域使用权制度的完善

我国《海域法》实施九年多来成绩斐然,但该法与其他法律之间仍然存在冲突,尤其是《物权法》颁布实施之后,《海域法》与现代物权法理论的矛盾更加突显,因此,有必要在《物权法》的架构下,全面梳理与完善《海域法》中对海域使用权制度的规定,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海域使用权的取得方式、登记制度、流转制度、海域使用权的终止与收回,以及与海域使用有关的其他权利类型等。     

侵占罪犯罪对象要素之解析检讨

关于“遗忘物”要素,应当正视立法规定上的不合理性,根本解决办法应当是尽快修订刑法的规定,将侵占遗失物、漂流物、失散的饲养物以及其他所有“脱离占有物”的行为予以犯罪化,以全面有效地保护公私财产所有权,减少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针对区分遗忘物与遗失物界限所带来的分歧与迷惑。关于“埋藏物”要素,应当坚持侵占罪中的埋藏物与民法上的埋藏物在概念和外延上的“区分论”立场,并注意针对埋藏物进行有效控制持有的“风险性判断”所具有的重要刑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