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策在我国法律渊源中的地位

鉴于政策对我国法律规范和法律运作过程产生的重要影响,本文从法理和司法实践两个方面进行讨论,得出政策作为我国的法律渊源之组成部分,这一事实是的确存在的,并分析了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     

解析我国低碳经济法律和政策框架的现状、不足和完善

我国低碳经济法律和政策框架存在诸多不足,深入分析当前不足之处探寻解决对策是促进国内低碳经济良性发展的关键.本文分析了我国低碳经济法律和政策框架的现状、不足和完善办法,希望能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帮助.     

论我国房地产业政策制定权的法律配置与协调

当前,我国房地产业政策制定权的法律配置已由"集中配置"式转化为"政策组合"式,尽管其协调性开始呈现并发挥作用,但却没有达到法治的理想目标。按照涉及利益主体多方性、调控目标复杂性和调控手段多样性等要求,应当实现房地产业政策制定权的"法律协调"式配置。     

论我国水资源费的若干法律问题

根据我国有关水资源费的法律和政策,探讨水资源费的性质、征收标准、征收对象和范围、水资源费的用途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有关法律和政策的效力等级关系等问题,并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关于完善我国水资源费方面的法律和政策的建议。     

我国小产权房问题的背景、现状和出路探讨

"小产权房"问题是在我国土地城乡二元化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随着日益繁盛的房地产市场问题与矛盾而日益加剧的现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是由于土地所有制的极大区别,外国也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小产权房"问题,这使得我们也无借鉴可用。究竟该如何妥善处理这一矛盾,是当前我国政府和法律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问题和挑战。我国的"小产权房"问题错综复杂,本文从背景,现状,存在问题,现有政策和我们对于这一矛盾的个人建议几个方面对我国小产权房问题进行探讨。     

晚近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法律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应当引起特别关注。作为WTO的重要成员和当今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贸易政策的演变对未来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将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对美国贸易政策与其国内法律的关联性进行剖析,无疑对廓清当前及今后较长时期内的美国经贸政策演进的趋势是一种有益的探索,特别是为我国应对新一轮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也有助于我国经贸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论技术创新的法律与政策保障

我国有关技术创新的法律与政策保障的内容,不仅体现在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中,而且存在于现行法律体系内的经济法、行政法、贸易法、金融法等部门法律及相应的政策中。其作用与功能主要反映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关系、决策与评估机制、财政补贴、技术转移机制、技术资金来源、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政府介入措施等方面。为了解决我国技术创新中存在的问题与障碍,应充分适用现行法律保障制度和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政策环境。     

法律漏洞与冲突及其衡平

"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和"法律规定之间存在冲突"是法官经常面对的现实.法律存在漏洞与冲突,在世界各国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上,各国都有各自不同的发展历程.衡平原则对于弥补因法律漏洞、法律冲突而产生的空缺与矛盾,具有一定的意义.     

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贯穿于整个法哲学的全局问题。本文以一个小的"分手费"案例为切入点,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做出深入剖析,进而说明在我国研究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的现实意义。     

我国低碳法律体系构建基础之检讨

我国现行低碳法律体系构建的理性基础是"经济人"理性,政策基础以经济发展及能源策略为导向,法律基础是已经初步勾勒出低碳法律体系的框架。然而,这三大基础分别存在着无法克服国际层面的环境外部性问题、导向较为单一制约远期安全发展、体系结构不合理导致法律体系失衡等缺失。因此,我国低碳法律体系构建基础的完善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丰富理性基础的内涵,以"政治人"、"生态人"理性弥补"经济人"的有限理性;二是拓展政策基础的导向,使低碳概念超越经济范畴,并使能源策略与其他低碳措施形成互补;三是均衡法律体系的结构,确立法律的核心地位并加快进行综合性立法、中央立法以及增加碳汇方面的立法。     

论法治评估的“伪精确”

法治的成效主要不取决于程序内的制度运作事实，而是取决于程序外的反事实性的期望，也即对于法律的信任。法治评估主要是对地域法治水平的一种有意识反思与理论化认知，借用了政府一贯所使用的数字化方式，并极力搜罗法律程序内各种可视化的数字信息。但法治的定量评估很难评价以定性判断为特征的法律信任。法治评估大多情况下只具有管理意义，不具有学术意义。民意调查在法治评估中可以被视为一种对于法治的有意识反思，但其无法传达非反思性的法律信任实践。各种法治评估的信息来源大多局限于地方性与法律相关性的信息，但某一地方的法治水平和公众对其他地方法律的期望与信任是相互关联的，法律信任的信息基础不仅仅来自法律系统，可能还包括其他社会领域。法治评估实际是用线性、同质的数字取代了非连续性的现实，将源于方法论的建构取代了行为的实践依据，这种取代抽空了生活的意义，将一种“伪精确”强加给了现实，从而也很难切入大多数人的法律实践。     

法治是一个社会发展过程

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主要基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经过近10年的探索和实践,人们对于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的认识日愈成熟和自觉.英国、美国和中国的法治实践证明,法治是一个社会发展过程,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加深对本国国情认识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法制和认同法治的过程.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的优化

每一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爆发都会引起人们对于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的思考。在新冠疫情防控实践中,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为依法防控提供重要保障,但同时也暴露出部分问题,如法律规范存在冲突式缺陷,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短缺,常态化防控法律法规缺失,法律修改和实施机制不健全等。在科学防疫与法治助力的良性互动中,部分凸显问题已经或正在得到弥补和修正,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不断完善。但与以往疫情相比,新冠疫情呈现出高复杂性、长期性、未知性等新特点,既有的法治治理模式不足以应对,必须构建更为强大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丰富和发展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的内涵,强化紧急时期和疫情常态化阶段法治建设,构建完善的法律修改和执行机制,进一步全面优化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     

“法律3.0时代”背景下的“法治中国”

按照时间顺序和发展内容，可以对现代法制进行三个阶段的划分，分别用“法律1．0时代…法律2．0时代”和“法律3．0时代”来标识。当代世界，以各国的国家法、国与国的国际法和区域一体化的超国家法为三种法律形态，已经步入“法律3．0时代”。三种形态共存构成了全球法律复杂多样的面貌，三者之间的互动使得其中任一类型法律的属性、存在和运行，都会直接受到其他两个的作用和影响。我国目前面，临从“法律1．0时代”到“法律3．0时代”三重任务叠加的情形。向内，这指向从民主与法制到“法治中国”的全面建设；向外，这意味着应对、合作、参与全球性的法律秩序建设，其中包括法律规则制度、甚至原则理念的竞争。     

邓小平法治思想与我国政府法治的实现路径

邓小平法治理论论述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方针、基本要求、民主与法制的辩证关系和立法、执法、司法、法制宣传教育以及一系列法治理论,对推进我国政府法治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为我国政府法治的实现路径指明了方向。     

面向法治话语体系建构的中国法理学

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法理学者揣着法治现代化梦想，引介了大量西方法律知识、价值和方法,进而衍生了有别于西方的“中国法理学”知识体系；通过接纳融合民主、自由、正义、公正、平等、法治等要素，出现了“中国法理学”的价值体系；通过学习和运用法律推理、法律解释、法律论证、法律修辞等方法，搭建了“中国法理学”的方法论体系。中国法理学理论为法治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在知识体系的建构中缺乏专业精神；对法律价值体系的接受没有实现中西融贯；在方法论体系中缺乏整体思维与体系思维的区隔以及对逻辑的重视。中国需要建构以实现法治为目标的，能够分析、解释、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的法治话语、法治理论体系。     

刑事证据法的制度转型与研究转向——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线索的分析

20世纪初美国法学界曾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生过激烈论争,证据学家威格莫尔与法律改革家豪尔乃是论争中对立的双方,其论争的历史贡献在于引出了近现代西方证据法(学)发展的两大论题:"证据法应以证明性为中心还是以可采性为中心"与"如何处理证据规则的实现和诉讼程序的构建之间的关系"。确立与构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重要环节,当前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界的诸多争论与威格莫尔和豪尔当年的论战存在诸多"历史相似性",故有必要进行关联审视。由于我国证据立法以证明性而非可采性为中心,证据规则的实践运行环境不容乐观,理论研究也因为一直受到证据学进路的统摄而不能获得独立。为摆脱困境,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界应当以学科建制的探讨为契机,实现中国证据法的制度转型,即构建以可采性规则为中心的证据规则体系,旨在防止误判与价值权衡。同时实现证据法学的研究转向,即实现中国的证据学之法学转型、人权法转型及相对于实体法的独立性转型。     

严格依法办事：经由形式正义的实质法治观

依法办事理念作为法治公信力建设的关键所在,应当受到认真对待,在解释学的阐述下,其将展现出全新的、非简单化的意蕴。在严格依法办事的主体上,应在执法者、司法者之外增加公民与其他社会主体,并坚持一种“交互主体性”的法律实施观。在严格依法办事的过程中,应把握好严格规则主义与法律解释、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关系,并创新法律实施机制。在严格依法办事的对象上,应处理好“恶法”实施问题及法律体系与体系外规范的关系,并开展依法治法、法典化运动,重点解决有法难依问题。严格依法办事的良性运作需要我们在法治现实主义的引导下,坚持良法之治,走一条“经由形式正义的实质法治”之路。     

法律下的中国：一个构建法治中国的法理议题

构建法治中国是中国当代社会的基本共识,也是执政党法治观的集中表达。共同建设法治观和一体建设法治观建立在法律的同一性原则上,也承认了国家、执政党和社会的相对独立性。执政党法治观是构建中国国家法治观的前提,其落脚点在于对中国国家共同体的具体阐释。从法律的规范角度理解中国国家共同体,显示出其与历史中国、文化中国和政治中国等视角在方法论、内容上和目标上的差异。法律共同体揭示了公民身份对法治中国的构成性功能。法律下的中国作为一个时代命题需要处理政府集权和行政集权、宪法建制与公民忠诚、全球规则与中国国家行为等关系,破解国家权力高度统一与集体能力低下的历史悖论,创造国家治理能力法治化的总体性方案。     

当代中国刑法法典化研究

刑法的法典化是统一刑法典的制定和完善过程。当代中国刑法的法典化程度,与中国社会形势的变迁、法治的整体发展水平、立法技术的提升密切相关。中国刑法的法典化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选择,具有重要的法律文化价值、比较法价值、社会价值、现代法治价值和规范价值。中国应综合运用外部和内部策略,制定和发展形式合理、内容全面、科学的统一刑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