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三段论——定罪思维的简化假想

司法三段论,作为过去、现在、将来的一段时间内法官判决的思维技术,其存在价值是不可磨灭的,但是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法官判决的思维过程并不如逻辑形式那般简化,是经过法官一系列的价值判断最终通过逻辑形式展现出来的。因此,将定罪思维假想为司法三段论的简化模式是不理智的,法官的价值判断是不容忽视的。     

司法利益衡量论探析

司法利益衡量论批判否定了法律形式主义僵化机械的法律思维方法,引发了法律本体论、法律认识论、法律方法论和法律价值论等诸多领域的深刻理论变革。司法利益衡量论强调法官在司法裁判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从而使法官的价值判断从法律规则、法律逻辑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对于维护司法公正具有积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利益衡量”理论发展源流及其对中国法律适用的启示

"利益衡量"是在法律形式主义的对立面上被提出的,用以指称那种在具体案件的背景下,比较权衡系争利益并做出价值判断的过程或方法。利益衡量理论在以德国为代表的欧陆国家出现并发展起来,其他法系国家也在批判法律形式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了相关的理论。各国的衡量理论大致呈现出事实论和规范论的两种倾向性。规范论的衡量进路体现了司法衡量需要同时关照规范和事实两个维度,更重要的是它强调了法规范及规范体系性的价值。鉴于中国法学研究和司法实务在形式理性、逻辑分析及精确思维方面的欠缺,所以采取以规范分析为进路、围绕规范而展开的司法衡量方法,对于中国法治的发展和司法公正而言尤为必要。     

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的价值属性辩正

在立法层面，犯罪构成是立法者所作的价值判断；在司法层面，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是司法者所作的价值判断；在我国与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之比较层面，我国的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也应是价值判断。因而，价值判断当属我国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的灵魂，进而应是整个刑法问题的核心。     

刑法学研究的五个关系

我国的刑法学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当下特别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第一,强势理论与弱势理论。刑法学的研究应当从弱势理论着手,而不必以维护强势理论为目的。第二,真问题与假问题。刑法学中的真问题,应当是前提真实与客观存在,具有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并且能够寻找到答案的问题;刑法学应当研究真问题,切忌将假问题当作真问题。第三,前见与偏见。刑法解释只能从前见出发,并且随时准备对前见进行修正,而且必须消除自己的偏见。第四,价值判断与逻辑结论。任何解释者都不能将自己的价值判断当作逻辑结论,也不应随其所好地接受任何价值判断。第五,学术批判与自我反省。刑法学研究主要是一种批判性思考,批判性思考并不只是批判他人的观点,还应包括对自己观点的反省。     

刑事人身物证同一认定鉴定意见审查判断规则研究

刑事人身物证鉴定意见具有理论定位的交叉性与诉讼价值的多元性。立法中的"列举式"规则与理论中的"归纳式"规则对其审查判断的特定性、可操作性与指导性存在欠缺。刑事人身物证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需要有特殊规则加以规制。这一特殊规则的主线是同一认定理论。逻辑前提为司法鉴定与司法审查判断认识思维的同质性及相应主体专业分工的异质性。特殊规则包括鉴定对象同一认定标准证明程序以及鉴定意见与其他证据综合判断的同一认定心证程序。这一规则的落实需要学科交叉的进一步尝试与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     

期待可能性视野中的案件分析——从宋福祥案切入

期待可能性理论在德、日等国演绎百年,近些年,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特别是刑法学科借鉴外国优秀成果,刑法的理论与实践飞速发展的今天,期待可能性理论日渐受到重视,并有方兴未艾之势。但是期待可能性理论也是刑法学界备受争议的理论问题。特别是能否将期待可能性理论运用于司法实践,更是热点问题。本文通过考察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渊源及其判断标准,结合宋福祥案,认为期待可能性理论应该在中国刑法中得到合理的借鉴,并在立法和司法活动中运用和体现。     

论司法三段论中小前提建构的价值判断

司法三段论的大前提是法律规范,小前提是案件的法律事实,小前提的建构过程即法律事实的形成过程。法官需要在众多事实中寻找出能作为裁判依据的法律事实,这个过程中必然涉及到价值判断。价值判断不仅意味着法官在将特定案件事实涵摄到具体法律规范之中时要符合形式合理性和逻辑合理性的客观要求,而且隐含着法官自己对案件事实赋予了一定的主观评价。因此,让价值判断尽可能地合理对于司法公正的实现具有重大意义。     

认真对待人身危险性评估

人身危险性的评估问题是人身危险性理论得以实践运转和功能发挥的现实前提。对人身危险性评估的长期忽视是对人身危险性客观实体的误读,其主观裁断的结论得出与理性判断不具同一性,司法资源的节约也不是否定其科学评估的实质理由,而且感性判断的表面趋附将把人身危险性理论引向歧途。因此,我们应该慎重对待人身危险性评估,通过建立规范化的评估规则与程序细则来矫正现有操作模式中存在的诸多弊端。认真对待人身危险性评估,必须以发掘人身危险性理论的内在价值为目标,探究符合刑罚理论且有实践可操作性的新路径,摆脱依赖感性判断所带来的随意性与非科学性误区。     

美国商业判断规则之借鉴

商业判断规则是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一项判例法规则,它明确了法院在什么情况下不能对公司的经营进行审查。本文首先阐述了商业判断规则的内涵,然后分析商业判断规则的理论基础。最后,针对我国的情况,简要探讨了这项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制度正义视角下的司法自由裁量权

司法正义应从制度正义的内在视角进行分析,而制度正义一方面来自于立法设定,另一方面不能脱离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运行。法律判断与司法判断在本质上是一种规范意义上的价值判断。在既定法条件下,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运行必须以制度正义为基础进行思考。     

合同成立时点的确定与合同法的价值判断——以“夏伟诉亚马逊卓越擅自删除订单案”为例

“夏伟诉亚马逊卓越擅自删除订单案”（以下简称“订单删除案”）的判决引发了关于电 子商务时代合同成立时间的理论争议。由于电子商务自身的特点增加了合同成立时间点判定的复杂 性，传统观点对合同成立时间点的确定在电子商务时代难以为继，并造成裁判上的司法龃龉。事实上 合同成立应涵盖多维度的价值判断，如模拟市场交易、尊重市场权力关系、合乎效率、改善风险管理与 控制机会主义行为、信用约束等。遵循合同成立多维度判断的逻辑，以发货时作为合同成立时点具有 优越性，该观点尊重优势谈判方的约定，也更能维护市场主体自治，提高效率，简化交易关系，尊重交 易习惯，并不损害消费者利益。在规范意义上，该观点也能够为我国实证法以及经验分析所验证和肯定。     

司法公正价值论

司法公正是维护社会正义与公平的基本要求 ,它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但是相对于司法宗旨而言 ,司法公正更具有工具性或形式性 ,因此 ,司法公正还应有更高的价值追求。本文从分析司法的功能与作用以及司法对于整个法律价值实现的思路出发 ,论述了司法公正的价值目标 ,提出了司法公正的价值判断标准 ,并对司法公正价值的实现进行了初步思考。     

司法改革方法论的反思性整合——一个实践理性的视角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司法改革的推进需要在实践理性的指导下,通过新的方法论体系来予以重新解读和把握。当下司法改革的方法论面临价值理性缺失、工具理性误区和理论范式失衡的现实困境,需要在问题导向的基础上,借鉴和利用多种社会科学方法,透过多种视角探讨如何认识改革、如何推进改革、如何评价改革,在实践建构中实现方法体系的反思性整合。以"制度化的社会回应型司法"为基本目标,协调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统合国家治理的实践逻辑与法治的价值逻辑,统筹推进司法制度的改革和构建。     

刑法方法论与司法逻辑

从程序法、证据学以及司法改革的角度切入错案防止问题是必要的,但实体法也应该为减少错案贡献自身力量。合理的刑事实体法理论,必须考虑方法论的合理性,必须考虑司法规律、司法逻辑,必须有助于解决某些司法难题,以最终实现人权保障的目标。以刑法为切入点,要防止错案,最为根本的是要坚持刑法客观主义立场。在这一立场指导下,形成客观优先、分层次判断、实质判断的刑法方法论及相应的司法逻辑。刑法基本立场、刑法方法论、刑事司法逻辑三者之间应该具有内在统一性。为此,有必要对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说进行改造,确立客观要素在犯罪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和优先性,将传统上的主观判断尽可能还原为客观判断,并建构判断主观要素的"客观标准",建构阶层的犯罪论体系。蕴含在新的理论构造背后的刑法基本立场、刑法方法论作为一种观念形象,对于合理的司法逻辑的形成必定会发挥积极影响。     

民事诉讼证据审查问题研究

司法实践中,法官只有遵循一定的证据审查判断要求,才能相对客观和公正的审判案件.鉴于此,本文立足于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审查的理论研究和审查方法,分析证据审查判断存在的问题、探索相应的完善措施.     

论刑事证据的收集与审查判断

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证据在诉讼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针对该问题首先对证据及证据的收集、证据的审查判断概念作了理解。然后具体分析了证据收集的基本要求并唯物辨正地讨论了审查判断证据的方法,将证据审查判断的标准分为个别证据和全案证据。最后将证据的收集与证据审查判断的关系作了分析,指出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同时又是相互促进的。通过这些分析以期指导司法实践,查明案件真实,保证司法的公正。     

试论法人本质的法理基础

关于法人本质存在3种主要学说,通说认为法人实在说是法人本质的理论基础,然而,无论是司法实践还是逻辑判断,法人拟制说应当成为法人本质的法理基础。     

对民事法律行为成立“事实判断说”的质疑

我国私法学界普遍认为法律行为的成立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实际上 ,无论是从立法、司法还是价值哲学的层面来讲 ,法律行为的成立均非事实判断。法律行为的成立不能如我国多数学者所臆想那样被化约为“是不是”法律行为的问题 ,而毋宁是“应不应是”法律行为的问题。法律行为的成立之所以易被误认为是事实判断问题 ,其主要原因在于关于法律行为成立要件的规范属于裁判规范、价值判断语言表述的复杂性且法律行为成立与有效制度分工有异。类如法律行为的有效 ,法律行为的成立同样也属于价值判断 ,并且属于价值判断中的规范判断。     

面向司法的刑法学建构探析

对刑法文本与司法过程矛盾的研究和处理,构成了面向司法的刑法学的基本研究对象。在经历了注释刑法学——刑法哲学——刑法解释学的范式转换之后,面向司法的刑法学能否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定位于上述矛盾,不仅关乎理论选择,而且涉及实践取向。处理刑法文本与司法过程的矛盾所依赖的基本方法只能是司法逻辑的方法。一方面,司法逻辑是辩证逻辑;另一方面,司法逻辑是论证逻辑。发现控辩双方刑法思维的基本规律,发掘其在解释刑法中的话语空间和在刑法论证中的言语机会,乃是面向司法的刑法学的逻辑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