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行政决策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事由的偏离和矫正——以决策中对社会稳定风险的控制为中心

在重大行政决策的责任追究中,以控制决策的社会稳定风险为目标的事由最为严密,但存在对权过责相适应、激励兼容和恰当回应民意等责任设定原则的偏离。决策前置程序中的追责事由存在冗余和形式主义,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果和决策责任绑定诱发了对评估的操纵,决策执行中的追责机制容易刺激利益相关者和政府博弈,结果归责的责任倒查也没有得到根本纠正。对此,必须限缩决策前置程序中的追责事由,在对决策者的责任追究中避免将程序性和实体性义务相混淆,在决策执行阶段区分执行者和决策者的责任,慎用结果归责并为追责对象提供足够的免责抗辩理由。     

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的法律难题及其解决

目前,建立行政决策终身追责制存在着行政决策难界定、责任形式太繁杂、责任主体难确定、责任认定标准不客观、追责主体不可信等法律难题。为此,我国行政决策终身追责制度的法治建构应当规定并遵守"课责选择"的基本规则,将责任主体厘定为"行政机关的领导干部",建立并细化客观化的归责标准,构建多元、合作的追责体系,对"终身"依据责任形式的不同作区别解释和适用。与之配套的是应该尽快建立多元、客观、科学的行政决策结果评估体系;尽快建立和完善主体多元、合作高效的追责主体体系;拓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探索公民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尽快出台《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条例》。     

论行政决策法治化

行政决策法治化是法治原则在行政决策领域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它对于促进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预防与控制行政决策腐败有重要意义。我国在行政决策法治化方面存在决策者法律意识薄弱,行政决策权限划分比较粗糙等问题。为了促进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进程,应提高决策者的法律意识,完善行政组织法等法律制度,将行政决策程序法律化,完善行政决策监督体制,强化对违法决策者的责任追究。     

论行政决策法治化

行政决策法治化是法治原则在行政决策领域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它对于促进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预防与控制行政决策腐败有重要意义。我国在行政决策法治化方面存在决策者法律意识薄弱，行政决策权限划分比较粗糙等问题。为了促进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进程，应提高决策者的法律意识，完善行政组织法等法律制度，将行政决策程序法律化，完善行政决策监督体制，强化对违法决策者的责任追究。     

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制度观察

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过程，随着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不断发展与相关立法的不断完善，“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理念已经逐步成为政府官员深入骨髓的认识，也成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与关键。细致观察并认真反思中国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历史脉络与制度文本，探寻其发展完善的路径，对于该项制度的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论重大行政决策不作为责任追究中的权利救济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对重大行政决策采用范畴列举而非内涵界定的立法模式未能解决何为重大行政决策的难题,概念界定的模糊性与责任追究的明确要求凸显重大行政决策不作为法律责任追究中权利救济的必要性。受制于权利救济立法规范的不足,重大行政决策不作为法律责任追究中受损的权利难以依据既有的立法规范获得所需的法律救济,需要完善权利救济立法规范,提供契合法治要求的权利救济立法依据,实现对重大行政决策不作为责任追究中受损权利的法律救济。     

我国行政决策失误的法律规制

行政决策关系到国计民生，行政决策的失误造成的损失经常是我们无法估量的，为了避免这一问题的产生所带来的损失，我们应该建立事前的制衡机制和事后的责任追究机制来尽可能的杜绝这一情况的发生，本文主要对行政决策的制定以及行政决策失误之后所需承担的相应法律责任的角度来探究如何减少失误的发生，使得我国的行政决策的制定更科学，能够更好的使得人民的生活创造更好的制度、提高社会管理能力。     

行政决策失误中的领导责任问题

行政决策失误是行政管理过程中最大的失误。研究行政决策失误中的领导责任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从理论上探讨了判断行政决策失误的标准,并对行政决策失误过程中领导责任的具体含义和所包括的内容加以界定,最后提出了落实行政决策失误中的领导责任的措施,即要加强对行政决策的全面监督,建立事前的制衡机制和事后的责任追究机制。     

我国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和审查机制研究

自从十八届四中全会议题为依法治国后,合法性视为新一时期改革的代名词,在中央下发的文件当中,重大行政决策的字眼也是屡见不鲜,因此,本文从法治视角出发,研究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及其审查制度,在决策层面上剖析依法行政的过程,诠释法治政府的建设,以法律法规为本文的实证点,进一步说明当前的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亟需完善的必要性.     

论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的制度构建

构建科学合理的行政决策制度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鉴于目前我国行政决策制度存在的诸多不足,本文从行政决策主体制度、决策程序制度及决策责任制度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针对现有问题提出我国行政决策法制化制度构建的初步建议.     

论行政决策法治化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耦合

行政决策法治化是现代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行政决策法治化的根本动力和价值追求是公众权利的实现与保障。行政决策法治化通过行政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与服务型政府建设在公众权利的实现与保障上达到耦合,耦合的基本要求是公众参与制度化、利益团体多元化、信息公开规范化、监督形式多样化及责任追究明确化。     

行政决策失误的法律界定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采取了大量的措施来保障决策的科学性，并采取了大量的立法、规制度，来确保决策的正确性。然而决策失误却屡屡发生。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相关决策的实施者没有被追究相关责任，很多责任往往被不了了之。本文指出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从决策的责任者入手，追究相关责任人，只有政府把握这一点才能健全和落实政府决策责任制。     

论行政垄断的违法本质

行政垄断本质上是一种兼具经济违法与行政违法双重违法属性的竞合违法行为，是一种由行政主体实施的集体违法行为。反行政垄断不仅要重视经济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也要重视行政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不仅要追究行政主体的责任，也要追究行政官员的责任。     

大数据行政决策法治化研究

传统行政决策模式存在行政主导决策模式下的供需脱节、经验驱动型决策中的科学性局限以及封闭决策导致的民主性虚化这三大局限性。大数据对行政决策会产生四个方面的积极影响，即大数据预测能力推动及时精准决策，大数据提升决策的科学性，提升公众参与的实效、促进决策民主化，以及有效激活行政决策后评估。同时，大数据固有的弊端可能导致大数据决策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存在矛盾张力，大数据技术亦可能破坏民主，算法自动化决策可能导致决策失误问责的困境。大数据行政决策应当因循法治化的发展路径，对数据使用以及算法权力进行必要的约束和控制，平衡大数据决策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关系，提升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实效并防止大数据滥用，确立大数据行政决策责任追究机制。     

正义：我国行政决策的理性诉求

作为行政管理活动的首要环节和重要基础,行政决策解决了政治资源的定位和分配,从而决定着行政管理活动的方向及方式取舍,并以其特有的权威引导和保证社会发展的方向。政治正义性与合法性的原理要求我国的行政决策必须坚持正义的理性诉求。但由于权力寻租的存在,监督机制的不健全以及行政决策的技术基础不够理想,我国部分行政决策的正义性明显不足。要增强我国行政决策的正义性,必须从根本出发,完善行政决策的制度基础,提高行政决策的技术基础,扩大行政决策的社会基础。     

对当前我国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几点思考

建立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包括健全行政决策机制,完善行政决策程序,健全决策跟踪反馈和责任追究制度三部分内容。行政决策听证制度是完善决策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从实际具体案例入手,通过透彻的分析案例,总结出我国当前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几点弊端,从而提出合理性建议,完善听证制度。     

行政决策正当性要素的个案解读——以北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政策为个案的分析

当代行政决策过程涉及多元利益权衡,影响到公众利益甚至公共利益,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过程。传统行政法分析框架对行政决策行为合法性的分析技术,主要限于形式合法性分析,这已远远不能解释和评价行政决策过程和结果的正当性。对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分析,需要引入一种"实质合法性"分析框架,其核心是将形式合法化、理性合法化、民主合法化机制结合起来,以分析行政决策的正当性。合法性、民主性、理性构成行政决策正当化的核心要素。     

行政技术手段的决策及其规制

行政技术手段的采用包括决策和运用二阶段,传统上法律对行政技术手段的调控集中于其运用程序的合法性。然而如果行政机关选择了一个错误的、不合格的甚至无效的技术手段作为其实施行政行为的重要依据,那么当这一错误的行政技术手段被确立为标准而进行运用时,为其制定再完善的程序来监督也是徒劳无益的。应当通过确定行政技术手段决策的行政裁量属性,探求法律规制这种决策行为的可能性及其有效途径。     

行政法视角下的行政决策

在我国,行政决策通常属于行政学的研究范畴,其特点表现在主体、目标、对象以及责任承担上。行政决策与法律、政策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由于行政决策的作出实质上是公权力的行使,对公众之间的权利义务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行政决策应当受到行政法之约束,并且应当纳入行政法学的研究范畴。基于自身的多样性,对属于行政行为范畴的行政决策应当以行政法原理进行约束;对目前不能纳入行政行为的可用政策和程序加以规范。     

我国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制度之反思

我国现行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制度的合法性危机之症结在于缺失行政法的程序构造与制度理性。试图以工具主义程序观为中心来重构该制度的方案难以化解合法性危机,而以决策事项为逻辑起点,以程序正义为理念来重构该制度则是较为可行的路径。对于具有客观属性的决策事项,需要运用偏向科学的"理性-工具范式"策略;对于体现主观属性的决策事项,则要运用偏向民主的"商谈-建构范式"策略。以程序正义为理念,需要遵循避免偏私、合作式评估和信息公开等原则;对于核心制度,应构建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为主导的决策主体与评估主体分离制度、利益声明和回避制度、评估咨询制度和同行评审制度以及信息公开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