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刑裁量模式实证研究——基于4238份危险驾驶罪裁判文书的实践检视

人们对缓刑实质条件的判断存在较大争议，可以概括为并列模式与递进模式的对立。为了验证司法实践中法官采取何种模式，收集4238份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判决书作为研究样本，进行理论假设与模型建构。结果发现，缓刑裁量更多被责任刑情节所影响，表明法官更倾向于并列模式。并列模式不符合缓刑的基本法理与当代中国的刑事司法政策，无法体现缓刑的预防刑属性，会导致责任主义的重复评价，忽略再犯罪危险评估在缓刑裁量中的核心地位，以及造成缓刑适用的不合理限缩等问题。递进模式的二元裁量机制为扩大缓刑适用提供了条件，应该确立微罪缓刑的普遍适用模式，建构以再犯罪危险评估为中心的缓刑裁量模式，使缓刑裁量机制得以优化。     

犯罪常态与量刑起点

根据并合主义与点的理论,应当在责任刑之下裁量预防刑;正确评价案件的罪行程度,是裁量责任刑的关键。任何一种类型的犯罪都有其常态,对具体案件罪行程度的评价,应以同种犯罪的常态为参照标准。法官不得将犯罪的常态评价为罪行严重,进而适用较重的刑罚。法官应当根据犯罪的常态确定量刑起点;由于常态犯罪属于相对较轻的犯罪,所以,与常态犯罪对应的量刑起点是法定刑中间刑偏下的刑罚乃至接近最低刑的刑罚。     

论预防刑的裁量

刑罚的正当化根据是报应的正当性与预防犯罪目的的合理性,基于报应所裁量的刑罚是责任刑,基于预防犯罪目的所裁量的刑罚是预防刑。裁量预防刑时应当重点追求特殊预防,不得使积极的一般预防优于特殊预防;裁量预防刑时难以追求积极的一般预防,不得追求消极的一般预防;但是,如果一般预防的必要性小则应当从宽处罚。由于预防刑的裁量是刑罚个别化的过程,所以,不能追求量刑平衡。在任何犯罪中,表明被告人再犯罪危险性小的情节都应当受到重视,对罪行严重的犯罪不适用或者严格适用酌定从宽情节的做法,违反刑罚目的。裁量预防刑时,对影响责任刑的情节与影响预防刑的情节,既不能进行综合判断,也不能使之相互抵消;既要考虑类型化的情节,也要考虑非类型化的情节。     

缓刑适用应受责任刑的制约——以国内最大基金老鼠仓案为分析重点

缓刑的滥觞缘于目的刑理论的勃兴,目的刑专注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故缓刑适用的实质根据在于被告人无再犯可能性。但是,如果完全以再犯可能性作为缓刑适用的惟一标准,则将完全抛弃报应刑理论,与公众朴素的正义观相违背。为此,缓刑的适用还应受到责任刑的制约,即对于判处法定宣告刑之上刑罚的罪犯,不得适用缓刑;对法定基准刑较高,因适用减轻处罚而降至法定宣告刑之下刑罚的罪犯,亦不得适用缓刑。     

论量刑情节的适用和基准刑的确定

中段论假定,均质化的、排除任何情节的"裸"的犯罪行为类型,其客观的法益侵害还是主观的人身危险都是中间程度的,但是这一假设不能成立。因此,基准刑应当针对具体罪行分别确定,而不能按照法定刑的中点抽象地、简单地确定。而适用量刑情节时,基准刑应当为起点刑,在从重从轻情节竞合情形,在量化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加减方式量刑,但是在适用减轻情节时,必须把握减轻处罚优先原则。     

责任主义主导量刑情节适用之提倡——兼与《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比较

作为刑法中保障国民自由的原理,责任主义成为法治国刑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在量刑中贯彻责任主义,采取的是先责任后预防的量刑步骤,相应地,量刑情节区分为责任刑情节和预防刑情节,责任是刑罚的上限.相比较而言,我国《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缺乏明确的原理支撑,对量刑步骤、量刑情节的适用顺序的规定,缺乏逻辑合理性,有必要予以修正.     

罚金刑量刑偏差的司法解决

罚金刑裁量原则和裁量规则的缺失,是造成罚金刑量刑偏差的主要原因。在司法实践中减少罚金刑的量刑偏差,要寻求解决:一是确立全面衡量量刑情节、适当考虑犯罪人缴纳罚金能力、单刑种内罚金刑与主刑相适应和相近罪名比照四个裁量的基本原则;二是确立主刑确定前提规则、限额罚金制罚金确定规则、倍比罚金制罚金确定规则、无限额罚金制罚金确定规则和罚金刑减轻确定规则五个具体规则。     

论影响责任刑的情节

刑罚的正当化根据是报应的正当性与预防犯罪目的的合理性,其中的报应是指责任报应,报应刑就是责任刑;根据点的理论,只能在责任刑(点)之下考虑预防犯罪的需要,所以,必须严格区分影响责任刑的情节与影响预防刑的情节。不法程度减少时,即使行为人对减少不法的事实缺乏认识,也能成为减少责任刑的情节;不法程度增加时,只有当行为人对增加不法的事实具有认识或者认识可能性时,才能成为增加责任刑的情节;增加或者减少责任本身的情节,属于影响责任刑的情节。余罪的事实使被起诉之罪的有责的不法或者责任本身增加时,可以成为影响责任刑的情节;余罪的事实表明行为人特殊预防必要性大时,只能作为影响预防刑的情节。疑罪、社会影响与民愤、精神损害、被害人及其家属的严厉处罚要求,都不能成为增加责任刑的情节;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谅解不是减少责任刑的情节,而是使一般预防必要性减少的情节。     

累犯情节前置论

对累犯宣告拘役刑是否存在法律适用错误,与如何把握《刑法》第65条规定的"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有关。最后考虑累犯情节的做法可能不利于被告,并且会存在着将法官导入先入为主之误区的危险。判断是否"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应该只根据与后罪本身直接相关的犯罪事实,在确定了是否成立累犯之后再考虑其他的与行为人的可谴责性有关的案前或者案后情节,这种将累犯情节前置的思考方法有"严而不厉"的理论支撑。     

对矿产资源犯罪刑事立法完善的思考

矿产资源犯罪屡禁不止,危害严重,应加大刑法打击力度,完善现有刑罚。放宽非法采矿罪和破坏性采矿罪的入罪条件,简化矿产资源破坏价值认定程序,加重刑罚,增设资格刑的适用。     

普通累犯制度的法律解析

累犯情节须在定罪情节与犯后情节运用后才予确认,尤其前罪不应作为后一行为的入罪因素;普通累犯类型可以根据行为人蔑视、敌视法律保护价值的意志程度分为八种;累犯从重处罚的力度一般不应超出前后罪的刑罚,并没有决定死刑适用的意义。此外,累犯制度应是适用犯罪前科情节的重要参照。     

论犯罪后的态度对量刑的影响

根据并合主义与责任主义的要求,在正确选择了法定刑后,首先根据影响责任刑的情节裁量责任刑,然后在责任刑之下根据影响预防刑的情节裁量预防刑并确定宣告刑。犯罪后的态度是影响预防刑的重要情节。对于自首、立功与坦白能否从宽以及从宽的幅度,必须进行实质判断;不自首、不坦白是行为人犯罪后的常态,不能成为增加预防刑的情节。反省、悔罪与赔礼道歉虽然不是法定量刑情节,却是减少预防刑的重要情节,法官在裁量预防刑时必须予以重视。事后积极退赃、赔偿损失与积极挽回损失的行为,既可能使特殊预防必要性减少,也可能使一般预防必要性减少。行为人犯罪后为逃避刑事责任而隐瞒事实、毁灭证据与负案潜逃属于犯罪后的常态,不能成为增加预防刑的情节。     

德日刑法中的责任理论及对我国量刑的启示

德日刑法的责任理论发端于责任概念,历经百年已成为大陆法系刑法的基本原则。责任主义在量刑中具有刑罚限定机能、刑罚均衡机能。责任主义不但被德日《刑法》规定为基本原则,还被《宪法》规定为基本原则。其量刑司法活动通过责任刑(点理论或幅理论)限制目的刑,否定了将人作为工具威慑他人的正当性,并得到大量判例的支撑。我国量刑理论具有滞后性,给实践带来的问题包括:各地《量刑实施细则》不区分责任刑情节与预防刑情节;目的刑随意突破责任刑上限的状况较为常见;司法解释违背责任主义。建议在我国刑法中规定责任主义与责任刑、发布量刑情节分类指导规范、在审判中贯彻责任主义。     

量刑重复评价相关问题研究

在量刑时，定罪情节的功能在于确定量刑起点，非典型的量刑情节的功能在于调节量刑起点确定基准刑，而典型的量刑情节的功能在于调节基准刑确定宣告刑。对同一犯罪事实，不仅要在定罪时评价，也要在量刑时评价，这并不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对此，在存在非常规犯罪构成事实的案件、存在罪数选择的案件、存疑案件等案件中尤其应予以注意。     

从刑之无度到规之有术——“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量刑均衡研究

要实现"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量刑均衡,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以合理确定基准刑并运用量刑情节调节基准刑的方式来均衡确定拘役刑;以全面衡量量刑情节并适当考虑犯罪分子缴纳罚金能力的方式来均衡确定罚金刑;逐步由限制缓刑进而扩大缓刑适用范围;逐步由严格限制免刑进而适度扩大免刑适用范围;加强审判工作指导、积极发挥审判组织的作用、有效排斥案外因素介入、努力增强量刑的社会可接受性。     

责任聚合下民刑交叉案件的诉讼程序——对“先刑后民”的反思

在责任聚合中,因同一法律事实产生多重结果,行为主体应承担多个部门法规定的责任.民刑责任聚合是责任聚合的突出表现,为“民刑交叉”案件的一部分,但处理民刑责任聚合案件不能简单适用“先刑后民”原则.“先刑后民”的适用应满足责任主体与行为主体一致、同一法律事实以及刑事程序不以民事程序为前提三个条件.责任主体与行为主体不一致时,则应适用“民刑并存”或“先民后刑”原则,民法中的替代责任、补充责任和连带责任是这一类案件的具体体现.     

数罪并罚的量化问题研究

数罪并罚的量化问题主要是指适用限制加重原则的情况下如何在个罪中最高刑期之上,总和刑 期之下确定具体执行的刑期。这个刑期裁量与个罪之情节无关,仅与个罪之刑有关。随着数罪 中最高刑的增长,限制的程度会增大,而这个规律可以用公式表达出来。     

责任主义视角下确定刑量刑建议的困境与突围

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全面推开,确定刑量刑建议成为决定认罪认罚案件办理成功与否的"最后一公里"。但在司法实务中,确定刑量刑建议制度也存在许多问题,如量刑基础理论应用不足妨害刑罚公正性、确定刑量刑建议内容失衡妨害刑罚统一性、适用形式化现象严重等。为此,建议从责任主义出发重构量刑建议基础理论应用规则、加强量刑规范化依据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推行更具合理性的量刑步骤、保障量刑建议实质化、提升检察官量刑能力、转变控诉权力越界理念、实现量刑合力协作等,进一步提升确定刑量刑建议的适用成效。     

浅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敲诈勒索罪新立案标准的指导

2013年4月27日"两高"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从具体修订过程和内容上来看,《敲诈勒索新解释》通篇体现了犯罪、责任、刑罚的有机统一,尤其在立案标准上,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体现地更为突出。按照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敲诈勒索罪立案新数额标准与经济发展的水平、行为的危害相适应;同时,在特殊情形下,在把握立案条件时将数额标准与行为方式、情节进行综合考量。对于依据《敲诈勒索新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这一新标准立案后可能产生的是否构成累犯问题,从内涵出发,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给出了指引,在立案时已经将前次敲诈勒索犯罪进行评价并纳入考量,在量刑时不应该再对其进行评价,即在这种特殊情形下,不应再作为累犯从重处理。     

受贿罪刑罚的缺陷问题研究

我国现行刑法对受贿罪的处罚主要是援引贪污罪的刑罚,采用"计赃论罪"的处罚形式,以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但这并不符合受贿罪的本质特征,也容易造成量刑失衡。此外,作为一种"权钱交易"的行为,对受贿罪的处罚缺少罚金刑,资格刑的设置也不足,影响了受贿罪刑罚的实施效果。针对该罪刑罚规定的主要缺陷,本文提出了设置独立法定刑、完善量刑情节、增设罚金刑、合理配置资格刑、严格适用并逐步取消死刑等完善受贿罪刑罚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