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马克思主义时代观认识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发展变化--兼议入世后政府知识产权部门的职能转变

知识产权协议(TRIPS),作为代表当代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最高水平的国际公约,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法律体系三大支柱之一。①由于TRIPS协议主要是按照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水平和要求制定的,②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成员,③要完全履行WTO的知识产权保护义务,必然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因此,入世后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体制将在整体上面临严峻的挑战。如何利用TRIPS协议为发展中国家保留空间,一方面使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达到国际标准,另一     

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看当今WTO体制的成功与挑战

当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利益博弈下各自开展体制转移造法活动、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美国301条款继续实施,均给TRIPs协定带来一系列挑战与质疑.但同时TRIPs协定实现了知识产权争端解决由“权力导向”到“规则导向”转移、在公共健康领域做出了第一次修订努力、当前成员国仍通过立法措施、争端解决及裁决遵守等方面积极遵守TRIPs协定下的义务.未来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走向未卜,对WTO体制抱有过于悲观的态度为时尚早,当前我们仍应当重视WTO体制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中的作用.     

国际知识产权体制中的南北矛盾与南南合作

国际知识产权体制是指在知识产权领域组织协调国际关系的原则、准则、规则和决策程序。该体制自产生到现在,经历了从双边到多边,从单极到两极再到多极的演变过程,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北矛盾则贯穿其中。在知识产权的国际舞台上,尽管南方国家在后TRIPs时代采取直面对抗和体制转移两大策略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发达国家在南北博弈中仍旧居于主导地位。因而,国际知识产权体制的不平衡性依然存在。以“知识近用”理念为核心的替代体制可能是南南联合自强,以改变国际知识产权格局的一条可行之路。     

论知识产权国际立法的后TRIPS发展

TRIPS协议生效以来,发达国家及其知识产权产业集团继续推动着国际知识产权扩张,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市民社会组织则开始反抗TRIPS协议.在后TRIPS时代,知识产权国际立法在立法趋势、立法体制、立法内容、立法主体和立法形式方面表现出不同以往的诸多特点,其原因在于知识产权国际立法的控制与反控制力量激烈博弈的继续、TRIPS协议的压力、发展中国家的体制转换策略、经济全球化、市场化、跨国资本主义的发展、TRIPS协议的立法特点等.后TRIPS时代的知识产权国际立法变得更为公平和平衡,但知识产权国际立法日趋复杂化,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更为不稳定和不确定.     

知识产权边境保护——现状、趋势与对策

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的发展、跨境贸易的增加和假冒盗版的盛行,要求各国制订有效的、快捷的知识产权边境保护措施。TRIPS协定开创了国际知识产权边境保护的先例,以国际条约的形式要求各成员国通过国内立法制订有关知识产权边境保护的措施。后TRIPS时期,发达国家并不满足于TRIPS协定所规定的最低标准,开始在各个场合同步推行超TRIPS的知识产权边境保护,不仅在世界贸易组织、世界海关组织、万国邮政联盟等多边场所对发展中国家施压,而且在发达国家之间秘密谈判《反假冒贸易协议》。面对发达国家强力推进超TRIPS知识产权边境保护的态势,发展中国家只有联合抵制,把握平衡,推行符合自身利益的软法规则,同时加强能力建设,才能捍卫自身利益。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与人权保护

在全球公共健康危机发生后，国际社会开始普遍关注人权和知识产权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所探讨的热点就是人权标准和TRIPS协议实施之间的冲突。《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即TRIPS协定，有其负面作用，即它的实施与基本人权存在冲突，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没有达到平衡。本文从对知识产权的属性、其与人权之间的冲突，协定个别条文的内涵分析出发，试探寻如何完善TRIPS协定在强调保护知识产权的基础上兼顾人权，已期达到平衡发展中国家和发选国家之间的利益。     

论“TRIPS-递增”协定在WIPO公约体系和WTO法律框架下的制度空间与适用关系

“TRIPS-递增”协定是后TRIPS时代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送其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主要法律形态。此类协定可能影响发展中国家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缩减这些国家利用WTO/TRIPS框架下的变通性规定促进其发展的自由选择空间。但是，在WIPO公约体系和WTO法律框架下，“TRIPS-递增”协定具有其存在的制度空间和正当理由。因此，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要根据一般国际法的相关规定，认识和处理“TRIPS-递增”协定与WTO框架公约和WTO／TRIPS协议的关系，另一方面要通过联合抵制或“体制转向”阻止“TRIPS-递增”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扩张。     

“TRIPS-递增”协定的发展与后TRIPS时代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秩序

"TRIPS-递增"协定的发展是后TRIPS时代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变革和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其适用的效果既形成全球知识产权的棘轮效应、加速知识产权的全球化,又缩减了TRIPS协议允许范围内的国家知识产权政策空间。"TRIPS-递增"协定的制度特征及其发展趋势影响着WIPO和WTO多边体制的稳定性,进而深刻影响乃至左右着后TRIPS时期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基本法律秩序。     

利益平衡与人道关怀——WTO首次修订核心协议述评

针对“专利相对于病人”的问题,WTO先后通过了《多哈宣言》与“穷国购药决议”,并在此基础上对TRIPS协定进行修订,在TRIPS体制内确立了专利利益与公共卫生之间的平衡点。但是TRIPS协定修订在某种程度上是利益平衡的产物,其所提供的灵活性实际上很有限,不可能真正提供决关于医药可得性问题的“永久解决方案”。知识产权制度在发展中国家推动下受到人道关怀的制衡但总体上仍在不断扩展。     

贸易与人权关系初探——兼论WTO与人权

2001年11月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WTO第四次部长级会议通过了《关于TRIPS协议和公共健康宣言》引起了在WTO范围内知识产权的保护和人权保护之间关系的讨论,进而扩展到WTO法与国际人权法之间的关系。贸易和人权二者之间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冲突,但是二者在发展历史和实践中的联系却是不可忽视的。在现有的WTO框架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基于各自的利益,都在人权问题上向对方发难。人权迟早会被纳入WTO的考虑范围之内,关键是以何种方式将其纳入WTO的范围。《多哈TRIPS宣言》是一种比较实际的方式,即就具体问题所涉及的人权达成具有国际法拘束力的协议,采用逐个、渐进的方式将人权纳入到WTO范围之内。     

论公共健康安全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协调——WTO《多哈宣言》“第6条款问题”评析

WTO总理事会通过的《关于实施多哈宣言第6条款的理事会决议》赋予了发展中国家为维护公共健康安全而进口廉价仿制药品的权利,协调了公共健康安全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利益冲突。该决议在合格药品范围、合格进口成员方资格、国内市场的解释等方面采纳发展中国家的建议而对TRIPS协定以重大发展,这种发展昭示着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向"人本主义"法律价值方向回归,"差别保护"将是协调21世纪国际知识产权利益冲突和解决我国知识产权保护面临困境的有效模式之一。     

国际知识产权贸易谈判的新方略

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发达国家并未满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所确立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而是迅速形成了新的谈判方略,即把谈判重心由阻力较大的世界贸易组织转移至更易达成协定的区域场合,通过缔结分散的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性地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标准.此种谈判方略的推进使得发展中国家日益丧失根据具体国情制定和实施适当知识产权政策的自主空间.有鉴于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应通过建立知识产权发展同盟、发展产业磋商与咨询体系、参与国际组织和智库活动、制定内部谈判指南等途径,改进谈判策略、强化谈判力量、提高谈判技术,引导形成更加民主和平衡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机制.     

FTA中数字知识产权规则研究

自从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之后,各国开始积极谈判自由贸易协议,其中包含的国际经济贸易规则与WTO体系中的国际经济贸易规则有所不同,有学者将这种情形描述为"国际经济贸易规则重构"。知识产权规则作为国际经济贸易规则中的重要部分,各国在此领域的利益各不相同,体现于这些自由贸易协议中的具体规则也各有侧重。其中,网络技术发展作为对知识产权规则的发展变化有所影响的因素,也是各国在签订自由贸易协议时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在分析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自由贸易协议中的数字知识产权规则的基础上,可以观察其中数字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结合实际情况讨论我国应当作何应对,从而更好地构建我国主导FTA法律框架中相应的知识产权规则。     

ACTA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及其应对策略

发达国家认为现有的TRIPS协议,虽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际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但其在知识产权执法实践方面仍然不完善。所以,欧、美、日等主要发达国家又发起并制定了反假冒贸易协定(ACTA)。协议要求成员国强化打击假冒和盗版行为的力度,建立更高标准、更具体、更强硬的知识产权全球执法框架,并建立一个类似于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机构以外的理事机构。ACTA的签订必将对国际贸易产生重要影响,尤其会给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造成巨大冲击。因此,应认真分析协议可能给我国带来的负面影响,并采取相应对策。     

从发展中国家视角看全球化时代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问题

知识产权制度自身的合理性是存在着可争辩性的,而其在现实中的运行实践更是表明这一制度已经异化为少数发达国家攫取利益的工具.在当今这样一个资本全球统治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制定的规则都会以考虑本国利益以及与其有同样利益的国家为主,因此在对待知识产权制度问题上,特别是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尤其需要持一种谨慎的态度,而不能一味迎合发达国家的需求,否则就不可避免地要牺牲掉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法律应有的独立品格.     

应对公共健康危机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实施困境与对策

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作为一项应对公共健康危机的制度在国内外均得到了立法与政策体认.鉴于其所关涉利益关系的复杂性,这项制度从产生至今仍然争议不断.具体到这项制度的实施,其程序和效果存在更多不确定性.尽管当前一些国家已经通过实施强制许可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但是围绕发展中国家能力不足、除了专利之外药品所涉其他知识产权许可的不确定性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31条修正案的低援引率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争议.中国虽然建立了从立法到政策的专利强制许可规则体系,但是对于在公共健康危机背景下由政府部门决定实施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仍然缺乏更为明确细化的程序规定.我国需要在谦抑性、审慎性、灵活性的理念指引下,在切实保障专利权人权益的基础上完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实施机制.     

知识产权制度国际化趋势下之冷思考

在发达国家的引导和产业利益驱动下,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朝着纵深纵广发展。尤其是TRIPS协议的产生,喻示着知识产权国际保护重心的转移。知识产权直接与贸易挂钩,使知识产权保护更具强制力。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这种高标准的发展趋势是建立在对发展中国家发展空间不合理的抑制的基础上的。这一发展态势实际上是南北国家利益冲突和妥协的结果。构筑知识产权国际制度的利益平衡机制,有必要对现行制度进行反思。     

全球化环境下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为视角

在全球化环境下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体系中,趋同的保护规范和标准对处于不同科技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在利益得失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发达国家利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规则和自身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优势,制约发展中国家新兴产业的发展,威胁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为此,为维护全球化环境下的国家经济安全,需要从内外两方面完善知识产权制度环境.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s integrated with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cies in China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China has been pressured by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to increase the level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 protection and to adopt IP rules that even go beyond the minimum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IP regimes are established to promote advances in science and culture by rewarding creation and invention. However, developing countries do not necessarily appropriately share the benefits from the harmonization of IP protection standards over the world. Fortunately, not every developed country 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s concerned only with its own interest when evaluating the tendency of international IP protection policies. In fact, they have made many studies or findings in favor of the concerns and interest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onflicts between IP rights and human rights, as well as the validity of IP laws under constitutional arguments, with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new strategic policy arguments in China’s future amendments to IP laws, and related negotiations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__________ Translated from Faxue Yanjiu 法学研究 (Law Research), 2005, (6): 105–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