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法律文化近代化之若干比较

作者认为,近代中国与日本在经济基础、政治体制以及历史传统、文化观念等诸方面的巨大差异,导致了两国法律文化近代化的结果大相径庭:日本的法律文化近代化取得了成功,成为一个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驾齐驱的法治国家;而中国却归于失败,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时,中日法律文化近代化之形同实异,也对中日两国法律文化现代化走向发生了巨大影响。     

论宪政模式选择中的本土文化传统因素

随着我国民主宪政制度的发展和宪政观念的不断深入人心,宪政模式的选择问题也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而在这个问题上,本土文化传统因素的影响至关重要。西方国家与近代中国宪政的发展历史证明,本土固有的文化传统及其特异性,直接决定了宪政发生与发展的道路,以及宪政模式的基本特征。因此中国要选择符合自己国情的宪政模式,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宪政制度,首先必须对本土文化传统因素及其影响问题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中国近代宪政文化概述

宪政是宪法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宪政强调国家权力的限制和防范,强调公民的参政权和政治程序。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宪政的理论与实践依照简单的理性逻辑,不断向西方借鉴,缓慢发展。在富国强兵的理想和救亡图存压力下,近代中国对宪政价值与宪政文化理解出现了偏错,使得中国近代宪政之路荆棘丛生、曲折坎坷,且这种实用主义与工具主义的思维模式影响中国的宪法实践至今。厘清中国近代宪政发展历程,反思中国近代宪政实践为何陷入困境,糅合中方传统政治模式与西方宪政文化,最终达到宪政文明。     

宪政的中国语境

宪政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有自己的原始涵义,中国近代先进思想家在接受宪政观念时作了新的理解,这就使得西方的宪政观念在中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西方人追求的是宪政自身的价值,而在中国,宪政则变成了人们在追求国家富强时的一个工具。这种语境的置换消解了宪政本身的价值。     

传统与现代:西方宪政运动生成的历史机理

近现代宪政运动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但它是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政治法律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西方古代宪政文化要素在近现代的高度整合的结晶,是西方宪政文明发展的近现代形态。因此,要全面把握近现代宪政的内在本质、生成机制,必须深入探讨近现代西方宪政运动生成和发展的深刻的历史文化机理,从而为我国当代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宪政国家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文化启迪。     

传统宗法文化与近代中国立宪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是强调宗法伦理,属于宗法文化。因此在宗法文化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社会秩序只能是宗法秩序。这与西方的宪政文化与宪法秩序具有质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性,导致西方宪法在近代传入我国后被重构,从而致使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走向失败。由于近现代中国的社会秩序仍然是宗法秩序,而非宪法秩序,因此近代中国的宪法和法律必将缺乏自由精神,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既然传统的宗法文化阻滞了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并导致其走向失败,这就启示我们在今后的宪政建设中,必须摒弃宗法文化,实现传统文化的转型,并培育宪法得以生成的文化基础,即宪政文化。     

中日近代宪政道路不同选择的历史约束条件--兼论中国近代宪政与革命的关系

中国近代宪政开始是模仿日本,后来却走上了一条和日本不同的道路,一条通过革命走向宪政的道路。这是由于中日两国存在不同的历史约束条件。本文从三个方面,即对外部挑战的反应方式、原有的权力格局及其调整以及传统思想资源中的革命观念,对中日两国宪政道路选择中的不同历史约束条件进行了比较。同时还分别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分析了中国近代革命和宪政的复杂关系。作者认为,由于路径依赖的缘故,中国宪政是在革命和不断革命的过程中前行的。对于中国宪政事业来说,这是优点,同时也是弱点。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虽然阻滞宪政的力量不断受到重挫,宪政的层次不断得到提升,但是宪政事业也一再被打断,形成一种跳跃式发展的非连续过程,从而影响到宪政建设。     

浅析清末预备立宪失败的原因

清末预备立宪是中国近代宪政史的开端。虽然人们对于清末预备立宪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是清末预备立宪推动了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转型,否定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其历史价值应予肯定。清末预备立宪的历史经验证明,市民社会的成熟壮大是宪政建设取得成就的基础。市民社会作为宪政的根基,与民主宪政和法治精神紧密相联,培育了宪政文化,孕育了法治精神,形成了社会权力,消解了国家压力。     

重新思考古希腊与近现代西方法治和宪政的关系

学界将西方法律、法治和宪政的传统追溯到古希腊的观点是大可质疑的,有必要重新思考古希腊与近现代西方法治和宪政的关系。古希腊文明本身就罕有法治和宪政的基本要素,其文明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甚至是与近现代法治和宪政的精神根本对立的。古希腊城邦(国家)至上,权力不受制约;古希腊有较为充分的民主,但缺乏近现代法治和宪政的基本要件;古希腊不具备近现代法治和宪政语境里的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保障。古希腊与西方近现代法治文明的亲缘关系是一种人为建构的产物,其目是证明建立的这种法治文明是西方所独有的文明,还要证明这种文明不单当下是优越的,其过去的传统也是优越的,以体现出西方文化对其他文化的优越性。     

中西文化冲突与清末宪政模式之选择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宪政文化是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系,前者凸显君权主义,后者以保障人权为诉求.西方宪政文化的输人及其对清末立宪的影响,是在"中体西用"的思维定式下被纳入中国传统政治体系后才发生作用的,因此,其价值含量和基本功能无不受到贬损和扭曲.在中西不同文化相互冲突、交融和互动的形势下形成的清末宪政模式,对中国近代宪政实践产生了复杂的影响,留下了深刻教训.     

"李约瑟之谜"与中国科技法制建设--法理学的分析进路及启示

从法学视角反思"李约瑟之谜"后认为,西方近代科技和工业革命虽与其产权制度有关,但更重要的在于其宪政主义传统及其理性主义精神;当代中国科技法制建设,除建立健全知识产权制度外,更要弘扬宪政观念,倡导理性精神,培育法治意识与科学精神.     

代议制与公共财政——近代西方代议制宪政模式的形成及其作用机理分析

宪政包含着责任政府原则,其核心价值之一,就在于确保国家权力的公共性,以便保证国家权力用于公共服务。透视近代西方国家宪政的发展历程,就会注意到近代西方国家的宪政模式是代议制,而代议制宪政模式的作用机理又是与国家财政的公共化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代议制既是近代西方国家的宪政模式,又是近代西方国家财政公共化建构的制度之基。因为,只有确保国家财政的公共化才能确保国家权力的公共性。这也正是近代西方宪政模式与其古典和中世纪时期宪政模式的不同之处:后者主要是通过司法来规制国王所代表的行政权力,表现为司法型宪政模式;而前者主要是通过议会对国家财政的公共化组建和监管,来实施对行政权力的政治规范和约束,表现为代议制型宪政模式。     

论人本法律观的基本原理、渊源及对我国现代社会的意义

法律因人的需要而产生,其创设及运行都应围绕人的需要.人本法律观是以人为本思想在法律领域的具体应用,它将人视为法律的根源、主体和目的.以人为本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已有之,它影响着司法审判活动,对当时的社会制度建设做出了一定贡献,对我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人本法律思想源远流长,其并非是现代社会亦或西方法律思想的产物,它对现代社会实现司法公正、建设法治社会和宪政国家具有指导性意义.     

从近代民权向当代人权的接转：观念重构与制度更新

民主、法治、人权是宪政的三大基本要素。作为一个独特的政治文化概念,民权是近代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宪政文化相互碰撞、冲突及融合的结果。民权与人权在权利范围、价值取向、主体资格等方面存在诸多区别。作为一种文化、一种制度的民权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和价值,但不可否认,民权保障并没有成为近现代宪政体制设计的根本点和出发点。实现近代民权向当代人权的接转,是当今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重大课题,其基本途径为观念重构与制度更新。     

“儒家宪政理论”在我国的可行性浅析

法治是当代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宪政则是在法治社会下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宪政是民主的政治,是西方社会历史演进的结果,是孕育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当下我国一些学者提出了"儒家宪政"这一宪政建设的新思路。儒学和宪政这两者是否真的能如一些学者所说的能协调统一的结合,从而形成一种符合中国本土文化特征的、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中国民主政治制度呢?本文试对"儒家宪政理论"在我国的可行性问题进行分析。     

近代宪法学说发展的四个阶段

近代宪法学说有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既是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同时也是国人不断反省传统的与既存的制度与文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国人为了早日改变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实现迅速崛立于世界富强国家民族之林的梦想,努力地拿西方先进的东西特别是西方宪法和宪政来改造中国。此处尝试把近代宪法学说的发展过程划分成四个阶段,以便更清晰地理出近代宪政运动先行者的求索历程,努力从宪法学说理论及其实践的结合上展现出中国近代宪法学说和宪政运动的演进路线,探析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以期为当前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宪法学说理论和宪政建设的健康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宪政与革命:19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孤军”困境——以《孤军》杂志为中心

192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采取革命的方法造党建国,中华民国的法统被党统替代。宪政,抑或革命?这对接受了西方宪政思想又抱有家国情怀的中国知识分子构成了选择困境。孤军派的彷徨与抉择,具有典型性。他们从尊崇法统到走向革命,揭示了近代中国宪政道路的复杂性。这对当今中国的政治与法治建设,不无警示意义。     

和谐社会与法治取向

和谐社会下,法治才有存在的可能性。不同类型的和谐社会,产生不同的法治状况。中国传统社会下的法律只能够是保护贵族的特权和强化社会的不公,近代西方个人主义才有体现平等自由的法律。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过渡,法律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挣扎,传统法治特质正在消失,西方现代法治特质尚未扎根。     

从法律激励看对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继承

由于特殊的历史际遇,近百年来,中国的法律文化传统几被彻底抛弃了。当代中国法律体系、法制机构、法学话语体系与西方国家几乎雷同;中国自古以来的法律话语体系几乎完全消失了。全盘否定古代中国的社会治理理论,全盘否定古代中国的法制经验是错误的。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中一个重要而又长期未受应有关注的特点便是重视法律激励,而古代西方各国的法律中却鲜有奖赏激励的法条规定。近代欧美国家的发展曾得益于用法律来激励科学技术的发展。运用法律手段激励知识创新,能够大大激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全面地回应当代社会治理的要求,不仅要求政治家们自觉地运用法律激励手段治理国家,还有待法史学界、法理学界总结法治发展的经验,加强激励法学研究,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宏大工程。     

宪政主义:文化与制度的转型

民主、宪政与共和是现代国家政法制度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中国在过去一百年中,共出现十部宪法,可见中国一直在探索着宪政的道路。本文试在总结前辈学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察西方宪政国家的制度以及自由主义传统,深入分析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政治文化传统,寻找一条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宪政主义道路。本文主要从文化与制度两个方面入手,分析文化制度的历史渊源并联系现代实际,强调支撑制度存在的文化意识的重要性,并阐述其中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