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政府采购合同的法律性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颁布实施，(以下简称《政府采购法》)是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成果。但对政府采购合同的法律定性问题却引起理论界与实务界的众多纷争。其中争议最大的是对《政府采购法》第四十三条的理解：“政府采购合同适用合同法。”并且，在“政府采购合同”一章中没有其它特殊规定或说明，据此有学者认为我国政府采购法将采购合同定性为民事合同，笔者认为，对此观点大有商榷的余地。     

德国政府采购法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则之嬗变与启示

各国政府采购法普遍含有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规定。我国《政府采购法》仅原则性地规定政府采购应有助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尚需细化,同时还须考虑未来加入《政府采购协定》承担相关条约义务的要求。德国政府采购法明确地将拆分招标作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具体措施,并以规则-例外要求保障其有效实施。其有关规则的嬗变表明,拆分招标不会违反非歧视等《政府采购协定》规则。德国政府采购法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规则值得我国借鉴。     

2002年政府法制十大热点

今年6月《政府采购法》颁布，并将于2003年1月1日起实施，这标志着我国政府采购工作步入了法制化轨道。政府采购法对政府采购方式、采购程序、采购合同都作了规定。与此同时，政府采购管理机构的队伍也已经初步形成。据统计，目前全国政府采购管理机构人员为4300人，集中采购机构人员为6400人。政府采购范围也不断拓宽，采购品目或项目向多样化方向发展。其中，工程和服务类采购的比重逐步提高。     

论《政府采购协议》与我国政府采购市场的逐步开放

于 1 994年签订的《政府采购协议》拓展了政府的内涵 ,扩大了协议的适用范围 ,要求缔约方为预见人提供法律救济 ,给予采购实体使用限制性招标方式更多的自由 ,严格规定采购合同的估价原则 ,进一步健全缔约方争端的磋商解决机制。加入该协议 ,将对我国产生积极影响。我国政府采购立法采《招标投标法》和《政府采购法》分别立法这在政府采购及其招标的范围、政府采购招投标适用的法律、招标限额等方面存在缺陷 ,应当完善。     

我国自主创新措施引起WTO“非违法之诉”的法律分析

政府采购是自主创新政策的主要实施手段,我国政府采购类自主创新措施或者规定符合采购要求的产品是由中国公民或法人享有知识产权,或者要求政府订购产品合同只能授予中国法人.这些措施引发了外国政府和企业“关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关注.由于“非违法之诉”在TRIPs协定项下的适用受到暂停适用期的限制,我国的自主创新措施可能引起《政府采购协定》项下的“非违法之诉”,一方面,我国的自主创新措施构成GATT1994第23条第1款(b)项下的措施,另一方面其他成员方根据《中国加入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存在合法期待的“利益”.     

政府采购中供应商权利保障制度初探

一、问题的提出 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采购目标的实现都要借助于合同来完成。以合同方式进行政府采购不仅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通行的做法,也是世界贸易中普遍遵守的惯例。根据2002年6月29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以下简称《政府采购法》第2条规定:所谓政府采购,是指以     

试论政府采购合同的性质

政府采购合同包括货物采购合同、服务采购合同和工程采购合同。就其性质而言 ,公共工程采购合同及由行政机关决定执行特定经济社会政策目标的货物采购合同、服务采购合同和其他工程采购合同为行政合同 ,其余为民事合同。从发展趋势看 ,作为民事合同的政府采购合同占较大比重 ,这并不意味着政府采购合同中行政合同种类可有可无 ,而是特定政府采购合同中公共利益优先的必然要求     

对我国政府采购合同的几点思考

本文从制定《政府采购法》的目的和意义出发,对我国新近出台的《政府采购法》中采购合同的性质、原则、履行以及与WTO《政府采购协定》的协调问题作了简要分析,并对本法的不足之处提出了一些看法。     

经济适用房不再一口价——解读《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2003年1月1日,21项新“规矩”开始正式实施。这些法律法规涉及政府采购、保险、律师出庭、国企改制、中小企业维权、反倾销反补贴、公安机关行政复议、经济适用房、家电维修、出入境检验检疫、摩托车生产、车辆保险费率改革等诸多方面。其中,《保险法》规定,财产保险公司可以经营意外伤害保险和短期健康保险业务。中国的机构代理人可以代理多家保险公司的寿险业务。《政府采购法》规定,政府采购应当采购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具备一定的条件。政府采购可以采用六种方式进行。供应商对政府采购活动有疑问或者认为…     

政府采购若干法律问题探讨

世界贸易组织已正式接受中国加入该组织,中国加入《政府采购协议》也只是时间 WTO问题。如何使我国正在进行的政府采购立法与国际规则接轨,如何同时兼顾到我国民族工业的保护,WTO在政府采购领域这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从政府采购的政策目标定位、政府采购合同、纠纷解决机制和民族工业保护几个方面对《政府采购协议》规定和国外各国做法作了比较研究,对我国的应对措WTO施提出了建议。     

论政府采购合同的法律性质

《政府采购法》将政府采购合同定位为民商事合同,似乎是对政府采购合同在宏观上具有民商事合同的某些性质作了准确定位。然而,微观分析这一定位,可以发现它既未反映合同类型化的法制演进逻辑,更与政府采购合同国际发展趋势不一致。政府采购合同的本质属性明显有别于民商事合同,属行政合同。     

政府采购合同的行政法研究

政府采购合同是政府采购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是通过合同实现政府意志和社会公共利益。我国《政府采购法》将政府采购合同定位为民事合同，然而微观分析这一定位，其本质属性明显有别于民事合同，政府采购合同应属行政合同。     

两岸紧急采购制度之比较分析

政府采购法乃是市场经济国家管理政府公共支出的一种基本途径，祖国大陆、我国台湾（以下简称“两岸”）均透过政府采购法规定相关政府采购行为，借以保障采购质量和有效控制预算支出并提升采购效率及效能，营造公平市场经济。近年来由于气候异常全球暖化现象世界各地灾情不断，台湾地区近年发生921大地震、莫拉克风灾、H1N1疫情蔓延等灾害；祖国大陆亦遭遇舟曲泥石流、四川汶川大地震，及各地发生之洪涝、旱灾等，接连考验两岸＇-3局危机应变能力，并彰显出紧急采购之重要性。在遭遇各种灾害紧急状况下，因应紧急采购所需，两岸均有制订相关法律规定。本研究比较两岸之紧急采购制度，并参照相关实务案例，说明台湾采购法实施偏重法治化，但辅以行政部门采购稽核作业，及监察部门的审计稽查，均可对采购作业进行防杜弊端，避免不法情事产生积极作用。祖国大陆在政府采购法规范下，则较偏向因地制宜之弹性方式实施，可因应不同之地方需求，快速反应并确实符合实际灾害抢救需求，惟需注意相关稽核制度之管控。     

《劳动合同法》的不足与完善——《劳动合同法》在中小企业适用的法经济学分析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劳动合同法》在中小企业中遭遇多种类型的实施困境,导致企业在实际经营中多方采取逃避《劳动合同法》的做法。本文仅就企业、工人双方基于《劳动合同法》框架下的非合作博弈关系,从博弈论以及劳动力供求关系双重角度论证了《劳动合同法》实施困难的必然性以及原因。建议在中小企业中构建新型劳动关系,在企业与工人博弈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亦应当采取切实的措施提升《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关系的影响力以及对工人的保护力度,进而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内在动力和助力。     

Recovering fraudulent claims for Australian federal expenditure on pharmaceuticals and medical devices

The Australian Federal Government expends increasingly large amounts of money on pharmaceuticals and medical devices. It is likely, given government experience in other jurisdictions, that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of this expenditure is paid as a result of fraudulent claims presented by corpor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legislation such as the False Claims Act 1986 (US), the Fraud Enforcement and Recovery Act 2009 (US), the Stark (Physician Self-Referral) Statute 1995 (US), the Anti-Kickback Statute 1972 (US), the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 1938 (US), the Social Security Act 1965 (US), and the 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 2010 (US) has created systematic processes allowing the United States Federal Government to recover billions of dollars in fraudulently made claims in the health and procurement areas. The crucial component involves the creation of financial incentives for information about fraud to be revealed from within the corporate sector to the appropriate state official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opportunities for creating a similar system in Australia in the health care setting.     

合理政府规模理念及其对我国行政组织改革的启示

政府规模的合理选择不能简单地以"大政府"、"小政府"来定位,而应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状况,以提高政府能力的有效性,满足广大公众的需求为标准来确定。我国政府组织改革应突破"小政府、大社会"理念框架的限制,以合理政府规模理念为基础,寻求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符合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以及社会发展的、适度规模的合理、高效政府。     

The false claims act and the eroding scienter in healthcare fraud litigation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expansive methods in tackling healthcare fraud, particularly in misapplying the False Claims Act. Although tasked with the obligation to curtail the fraudulent submission of Medicare & Medicaid claims, the U.S. government must rein in the current trend to utilize the False Claims Act against smaller medical providers. As the Act's original focus has ebbed in significance, the government has increasingly applied the False Claims Act to circumstances that do not evince actual fraud. In doing so, federal courts have effectively eroded the statute's critical scienter requirement. The federal common-law doctrines of "payment by mistake" and "unjust enrichment" adequately address the payment of non-fraudulent, albeit false, Medicare & Medicaid claims. Ye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pursues these appropriate remedies only rarely and in the alternative, essentially when the government fails under the False Claims Act. Thus, this article argues for reform, calling for a clearer delineation between remedial and punitive measures. In cases involving smaller medical providers, courts should strictly limit the False Claims Act to those instances where fraud is clearly manifest.     

美国《政府绩效与结果法》述评

美国《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是各国政府绩效改革浪潮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性立法。该法对政府绩效管理的目的、内容、责任、实施进程以及实施中的其他问题有详尽的规定,具有规范效力的统一性、推行实施的渐进性、管理评价方面的分权以及内容的灵活性等特征。该法在实施中获得好评的同时,也表现出了绩效改革与传统行政法治秩序之间的固有矛盾,使得绩效与法治两种目标的冲突在美国的政府改革过程中日见突出。我国正逐步深入的行政改革需要对此认真思考。     

知情权及其保障——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例

知情权具有宪法基本权利的位阶。在我国,宪法没有直接规定知情权,但它却被确认于地方政府规章以及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中。通过宪法解释方法将知情权列入宪法基本权利的条件已经成熟。《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作为保障公民知情权的行政法规,需要处理好处于其上位的《保守国家秘密法》、《档案法》以及处于其下位的"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之间的关系,协调与"卷宗阅览权"、"隐私权"保护之间关系。由政府信息公开引发行政争议构成了一种新类型的行政诉讼,它需要我们在行政诉讼法理论与实务中作出积极的回应,方可切实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论政府职能合同外包中的公法约束

合同外包是政府应用私法手段履行公共职能.政府职能所具有的"公共性"特质决定了合同外包要受到某种程度的公法约束.这种公法约束首先体现在合同的边界,干预行政的外包要受到法律保留原则的制约;其次体现在合同的缔结阶段,涉及大宗资金的合同外包,必须严格遵循程序规则,同时给予合同竞争者以异议机会;最后,对于合同的履行,政府负有监管与后备担保责任,以保证公共服务提供的质量与提供的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