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基层司法中的批词研究

批词是传统中国司法活动中重要的司法文书形式。审判官利用批词推动着传统诉讼进程。清代州县诉讼中的批词,无论在适用阶段、对象还是内容上都丰富多变,代表传统全能型审判官在无分行政与司法、实体与程序的情景下对案件处理的一种灵活方式。民国基层司法中批词仍然存在,其在发挥程序性作用方面与清代类似,但在案件的实体问题上已为正式的法律判决书所替代。这种既有关联又有区别的特点显示出近代中国基层司法文化演进的延续性。     

论海峡两岸司法文书及司法外文书送达

海峡两岸日益交往密切,涉及两岸通婚、继承以及经贸投资等各种纠纷不断增加,两岸间能否及时有效地送达司法文书及司法外文书(下称文书),已成为促进或阻碍两岸民商事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至今,两岸尚未有任何正式的有关送达事项的官方安排,仅有通过民间机构达成一个关于公证书送达的协议。本文全面论述了两岸间文书送达的涵义、性质和特点,分析了两岸现行有关送达制度的缺陷,提出了构建两岸民商事送达制度的基本思路,力图为建立两岸有效的文书送达制度提供有益的建议。     

遵循司法规律:检察制度改革的应然选择

检察制度改革目的是完善检察工作制度,围绕经济社会发展,正确履行检察职能。检察工作的司法属性决定了检察制度改革受司法规律的制约,检察制度改革必须符合司法规律的内在要求。司法规律中的容许性、规则性、程序性、确定性、连续性等,要求检察制度改革在遵循司法规律时充分体现其均衡性。在静态均衡上,保证检察职能的结构均衡和价值均衡。在动态均衡上,改善司法环境,完善检察业务工作机制,增强内部监督制约机制。     

亟需对司法建议进行立法调整

司法建议是指司法机关在行使侦查、检察监督及审判职能中,发现有关单位和组织在工作中存在不足或者内部管理制度上存在违法犯罪隐患等问题时,通过制作并发送司法文书,提醒有关单位和组织注意其不足和隐患,并建议其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堵塞漏洞,改进和完善工作方式,从而预防犯罪与各种纠纷发生的法律制度。司法建议由司法机关作出,不具有     

中国司法体制若干问题研究

在我国,"司法体制"一词的出现源于司法改革。它应当是指司法机关的设置、领导或监督体制、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具体包括审判体制、检察体制、侦查体制、执行体制和司法行政事务管理体制。司法体制与司法制度、司法程序、司法工作机制既有联系,也有差异,在司法体制改革中应当加以区分。同时,与外国的司法体制相比,我国的司法体制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借助司法公开深化司法改革

司法公开是司法机构活动本质属性和内在规律的要求。司法权的专属性、定分止争的功能和追求正义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司法活动必然要遵循司法公开的原则;其内在规律也揭示了司法公开性的必然性。作为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尤其是对我国现阶段司法改革而言,它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必要性,是维护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和树立司法权威的可靠制度保障。司法公开绝非简单的文书公开,而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建构,并以此倒逼司法改革的深化。     

简论中国的司法规律与特征

中国司法发展到今天业已进入改革的关键时期,而司法改革的开展要遵循一定的规律,根据现实的需要进行。由于历史背景、基本国情的不同,中国的司法规律与国外相比有自身的特点,这些特有的司法规律是中国司法之所以能够在世界司法中占据一席之地的重要因素。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中国司法具有人民性、政治性,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以及独特的检察制度。     

司法权威的中国语境与路径选择

当代中国社会处在转型发展时期，司法承担着调节权益、解决冲突、实现治理正当化的功能。由于司法在中国制度框架中的特殊地位，原本仅具有裁判功能的司法，在中国制度实践中都具有政治意义。因而，在中国社会现实中，原本属于司法裁判意义上的纠纷，都可以顺理成章地转化成影响社会安定的公共事件。司法功能异化严重威胁着司法权威，其根源在于权力结构、社会结构、司法无用文化、政党与司法关系。为此，在司法权威构建中应坚持法律至上的理念，并再造司法权威的基本制度。     

现代社会中司法的力量——兼论转型中国司法的两难困境及应对

在现代社会中,司法成为一种专门且相对独立的活动,这不仅是分权制衡的必要和纠纷解决的产物,也是现代国家统治正当化的策略选择。由此,司法活动既受内在限制,也蕴含了影响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潜在力量。面对人们司法预期增长与法院自身能力不足的矛盾,司法力量的铸成需以克制为基本立场,并依靠相应的制度和司法技艺灵活处理可能危及自身安全和正当性的社会需求。相形之下,转型中国的司法尚未完成现代化就已经无法避免能动的角色担当,其力量的培育不仅需要在审判独立性方面着力,而且还要注重为法院"减压",并理性认识和评估法官实践中的智慧。     

司法规律层面检察权运行表现

检察权是法律监督性质的公权,包含司法权和行政权属性.对检察权应偏重于对司法规律即司法性原则的认识把握,我国宪法法律、检察理论实践决定着检察机关司法机关定位及遵从司法规律运行的客观必然性,在具体检察权运行中均有司法规律和特性的突出表现.本文试图从理论层面进一步确立检察机关的司法机关性质,从实践层面呼吁对检察权行使程序和方式进行司法化改造,从而更好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检察制度.     

晚清中央司法机关的近代转型

晚清进行的司法改革首先从中央司法机关法部与大理院的转型开始。中央司法机关既要对自身机构进行改造 ,以适应新的职能的需要 ;也要调整好部院之间的关系 ,以实现司法独立。这一转型过程十分艰难 ,尤其是部院关系的协调颇费周折。通过部院转型这一视角可以透视司法改革的行动者对于改革全局的影响 ,展现中国司法制度近代化的生动侧面。     

世纪沉浮:司法独立的思想与制度变迁——以司法现代化为视角的考察

司法独立作为现代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 ,是司法现代化的形式合理性表征 ,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以司法现代化为视角 ,考察 2 0世纪中国司法独立的百年曲折历程 ,勾勒近现代中国司法独立思想的形成与确立 ;从清末变法修律这一司法现代化的历史起点 ,探讨中国司法独立的制度发端及其得失 ;分析其内在矛盾及其制约因素。当代中国的司法独立历经了勃兴与衰落、反思与改革、重构与进步的艰难发展历程。透过这世纪沉浮 ,折射出司法独立的思想与制度变迁脉络 ,从而揭示这一变迁的实质和内在规律性。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野中的司法审查制度——以完善现行《行政诉讼法》为中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法治体系现代化。而作为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监督政府依法行政、解决行政争议的司法审查制度在整个法治体系中不可或缺。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新时期,司法审查制度的完善必将助力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效推进。完善《行政诉讼法》的关键在于消除立案难、审判难、执行难的制度性障碍,有针对性地构建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相称的司法审查制度。     

制度内生视角下的中国检察改革

检察改革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指涉及检察的改革,后者指检察机关进行的改革。广义概念涵盖改革实践与相关立法发展,有助于总揽分析改革的历史发展规律与成就。伴随着国家与社会发展,中国检察改革经过六十余年的发展,完成了以制度移植、现代化和中国特色为核心成就的检察制度三阶段发展。检察改革构成了中国检察制度创新发展的重要路径依赖。依推进规律可将其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其中呈现了以制度建构为核心价值目标的发展逻辑,是中国检察制度内生演化的现实展开。制度内生性经由检察改革实践得以呈现,是检察制度中国特色的客观证成,是中国道路的技术寻证。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优化的三个转向

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司法实践经历了地方探索、改革试点、全面法治三个阶段,法律体系初步建立,但在受案范围、起诉主体、诉前程序、举证责任等方面仍存在诸多缺漏.优化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应实现三个转向:立法模式实现从包容论向独立论的转变,诉讼类型实现从救济型诉讼向预防型诉讼的转变,规则构建实现从粗陋向细化的转变.通过制定《公益诉...     

民事检察在民事诉讼中的空间及路径探讨

十多年的司法实践已经证明,民事检察对于维护司法公正与权威,救济当事人的受损权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它所面临的困境也已严重制约着其职能的履行。对民事检察的改革与完善应当秉承宪法对检察机关的角色定位,围绕法律监督的主题进行,同时应当处理好检察权与诉权、审判权的关系,在合理的空间范围内加大民事检察力度,拓宽民事检察广度,实现其应有的法律价值和社会效果。     

论国家治理体系下的检察公益诉讼

检察公益诉讼是富含治理内涵的司法体制创新。该制度体现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具有的在执政党领导下、改革与建构并重、注重社会主义公益保护、兼具国家主导与半开放性等特征。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形成了关联深广、多层嵌套的复杂网状治理结构。文章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角度,剖析了检察权与行政权、审判权、立法权和公民权的关系演变,描述了网状结构中各主体不同的权能定位,以实现提升检察公益诉讼的治理效能。检察公益诉讼的治理效果明显,表现为治理领域广泛覆盖、治理力度全程深入、治理主体全面带动、治理规范充分法治化、治理方式刚柔并济。为了实现检察公益诉讼的治理目标,还需增强协同治理效应、完善治理机制与规范建设,并逐步提高检察机关司法治理能力。     

检察权独立行使的相对性——兼论列宁关于检察机关垂直领导的思想

检察权的独立行使在列宁时代已被充分强调。检察独立旨在依法公正行使检察权。为此 ,应在维持现行领导体制的前提下推进检察改革 ,改革的任务是围绕维护检察权的相对独立性 ,改革和改善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 ,改革妨碍检察权依法独立公正行使的不合理体制 ,并强化地方权力机关对检察权行使的监督。     

检察机关合规不起诉裁量权限制的三种模式

作为一种以合规激励为核心的合作性司法模式,合规不起诉制度是起诉便宜原则的又一适用场域。如何明确和限制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是在探索合规不起诉制度时应该关注的问题。从比较法的视野来看,美国的内部控制模式和英国的司法监督模式是目前限制合规不起诉裁量权的两种主要代表模式。内部控制模式以美国司法部的内部文件的约束为主要手段,侧重发挥合规不起诉制度的犯罪预防和社会治理功能。司法监督模式以法官的司法审查为主要手段,关注对合规不起诉裁量权的实际控制问题。我国对合规不起诉裁量权的限制采用的是双重控制模式,即以保护民营企业这一基本原则与合规不起诉制度的适用条件为内部约束,以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与合规听证为外部监督机制。作为主管部门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制定司法解释或者规范性文件,总结实践经验,进一步细化合规不起诉适用对象的遴选条件,明确有效合规的标准,促进程序公开透明。     

司法改革视野下检察业务考评机制改革新思考

检察业务考评对驱动检察机关职能发挥、实现检察机关价值有重要作用。在本轮司法改革前,我国检察业务考评机制呈现层级化运作方式,由上级院考评下级院,检察官个人不作为考评主体;此后,各地在层级化考评运作下,探索构建对员额检察官个人的考评机制。我国检察业务考评的发展回应了检察改革实践,但尚未充分适应中国特色检察制度的要求,尚未做到完全按照检察规律办事,急需创新制定适应司法改革的考评措施。应从层级化考评的完善、创新设置个人考评、考评的组织与程序三方面进一步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