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资本制度变更后债权人的自我保护

世界各国的公司资本制度正在走向缓和,我国2005年《公司法》顺应此趋势,改严格资本制为缓和资本制。缓和的资本制度虽然刺激了投资,提高了公司效率,但是对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却不利。本文重在寻求公司债权人在缓和资本制下的自我保护。     

从新《公司法》看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改革

2005年10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并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新《公司法》)。此次修订的新《公司法》分别在第26和81条对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的资本制度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体现了未来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发展方向。     

新《公司法》的资本公积补亏禁令评析

资本公积不得补亏是2005年《公司法》对资本公积规则的重大变更,与此次《公司法》修改放松资本管制的基调颇不和。资本公积的构成主要依赖于公司财务会计规则的界定,但其功能及其实现方式则是公司法中的命题,资本维持原则的要求构成了资本公积补亏的法律约束条件。然而为实现证券监管之目的,新资本公积规则不仅逾越了公司法的功能边界,而且忽略了其自身的基本逻辑。1993年《公司法》缺乏对公司理财行为的关注,客观上为公司财务操纵提供了一种庇护。2005年《公司法》则走到另一个极端,剥夺公司财务运作上的自主权。证券监管思路的调整与会计准则的修改将完全消解新《公司法》资本公积补亏禁令的存在意义。     

反思折中资本制——以公司资本制度的路径选择为视角

学界通说认为,折中资本制与法定资本制、授权资本制共同构成了公司资本形成制度的三种模式,然而作为一种学说,折中资本制的制度内涵和合理性尚存在可质疑和再讨论的空间。基于对折中资本制的本质研析,对比欧盟与美国公司资本制度建构的不同路径,并从制度移植的角度考察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立法例的晚近发展,探讨资本制度的模式选择问题,从而审视我国现行资本制度的立法规制,以对我国资本制度改革提出建构意见。     

论公司资本制度颠覆懈的环境与逻辑缺陷及制度补救

2013年我国《公司法》完成的资本制度改革基本上是沿袭了法国、日本、韩国、台湾地区近10年来的做法,于我国国情考虑很不周延。工商机关从公司登记事务切入取消公司法定最低资本数额和实缴要求自始不合法治原则,谋求逃避监管职责的制度“走私”利益,欠缺正当性,存在违法情节;而深圳创造的“认缴制”概念在法律上没有确切的含义,没有体系化的制度结构,深究起来不知所云。地方政府越权修订国家的公司法,冒犯全国人大权威,实质获取“举改革大旗”、“挖制度洼地以引流抢夺国内金融资源”、“摘皇榜”等行政机会利益,倒逼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吃改革宴席中的立法“剩饭”,污损了民意机构的尊严。实施颠覆性的改革措施,忽视了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公司资本制度变革的背景及底线。英美授权资本制下维护交易安全的配套制度非常完备和精细,我国则缺乏那种系统性的法律配置和软文化,依托法定资本制保护债权人利益是我国长期的最适合制度选项。所幸的是,本次改制后,法定资本制的框架尚得以保存,我们必须戒急用忍,通过公司法的进一步修订建立及时、妥当的配套制度,跟进补救其错漏。     

顾雏军的资本江湖

从2001年入主科龙始,顾雏军建立这个庞大的帝国只花了不到四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从不承认自己是资本玩家的顾雏军成为了五家上市公司的控制者,格林柯尔系也成为中国资本市场造系运动中的又一个“杰作”。然而,从顾雏军开始打造格林柯尔系的第一天起,舆论对其的猜测和非议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而其中最大的疑问莫过于对其资金来源的疑问。进行如此频繁、大规模的并购活动,顾雏军却始终对其资金来源语焉不详。而正是对这个问题的追问,最终导致了顾雏军和格林柯尔系最终崩盘。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当2006年4月,已在狱中的顾雏军在将其旗下最重要资产科龙转让给海信的协议书上签字的时候,他的资本江湖路,已经山穷水尽了。     

刍议公司资本形成制度的改革与发展——以“认缴制”的定性为起点

我国公司登记的“认缴制”改革在资本形成制度上并没有改变我国法定资本制的性质.当前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形成模式都呈现出不断放松管制并加强自治的趋同化发展潮流.“认缴制”与授权资本制的法律效果不同、自治效果也有差距,无法替代授权资本制.授权资本制的优势不仅体现在公司的便捷化设立和资本的高效率筹集,更深远的价值还在于其对私法自治的实质性落实,以及对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有效平衡,能够适应现代化的公司治理和资本市场发展需求.我国资本形成制度未来的发展方向应立足于授权资本的分次发行,以及多元化资本概念的构建,实现资本的有效利用.     

分期缴纳出资与资本制度的关系研究

对公司资本制度进行类型化归纳,主要有法定资本制、授权资本制、折中资本制三种类型。2005年我国对《公司法》进行修改时,对公司资本制度进行了重大修改,从修改后的内容来看,比较分期缴纳出资与各资本制度的关系,可以得出:我国《公司法》设计的资本制度仍然属于法定资本制。     

我国公司法资本制度改革实践研究

2014年3月1日,新修订的《公司法》开始实施。这部新《公司法》对公司资本制度进行了一次重大改革,自实施以来,对我国经济也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和震动。本文从公司法资本制度改革的历程,分析其改革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探寻其改革规律,从而对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立法改革提出相关建议。     

打黑背后的经济、政治、文化资本考察——以重庆打黑为分析样本

打黑曾经是而且仍然是我国政治生活及法律生活的主题。对涉黑犯罪人员进行定罪处罚体现了刑罚正义,但对制止涉黑犯罪只能起到治标作用。涉黑犯罪能够作为一种犯罪形态长期存在,有其运作的经济资本、政治资本与文化资本,官员涉黑也有其经济资本、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等原因。这些资本错综复杂地交织于不同场域,是致使涉黑犯罪“打击不力、除黑不尽”的深层原因。     

合作制保障与效率提升:我国合作社“资本控制”法律规制研究

“资本控制”已成为我国合作社治理中的普遍现象。基于合作社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合作社不得被“资本控制”,法律须排除资本对合作社的控制,包括限制追加资本社员的附加表决权、限制理事会和监事会成员中的追加资本社员比例、排除资本对合作社“隐性的事实控制”。但与此同时,为替代“资本控制”对合作社的效率提升功能,立法须回应追加资本社员的资本报酬获取诉求,主要包括保障追加资本的安全、明确资本报酬事项、保障追加资本社员涉自身利益决议参与权,以及明确追加资本股可以退股、转让,等。     

英国“小公司”法改革评介

一、“小公司”法改革之背景与“ThinkSmall First”原则 (-)“小公司”法改革之背景 英国现行公司法主要反映了大公司的需要,然而它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小公司与私人公司的需要。公司法中的某些规定,如持股的披露,仅适用于公众公司(通常为以“plc”字母结尾的大公司),而另一些规定,如资本维持与股东公平交易执行规则,应在公众公司与私人公司中有不同的适用规则,却在公司法中以某种方式混杂在一起,以致难以识别那些仅适用于私人公司的规则。一些有关小公司的关键性规定,如董事的义务、少     

善筹资本才能成大事

清朝时，慈禧策动“辛酉政变”取得成功，由此获得垂帘听政的资本；而光绪帝的“百日维新”，却以失败告终。     

质疑法定资本制之改革

法定资本是一种多元的结构,并非只是大陆法系国家的专利,最早的法定资本制度出现在英国公司法中。即便在现代美国公司法中,也有法定资本的规则——资本维持原则。只是不同国家法定资本的规制重心/规制策略略有不同,有些国家偏重事前规制,有些国家偏重事后规制。而且,法定资本也是一种复杂的规范系统,它不仅属于公司法的调控范畴,在会计法、破产法中也都有法定资本的规制痕迹。法定资本的改革必须是一种系统化的改革,而且任何公司资本制度都有其合约、经济与文化基础。大量的实证数据表明,我国取消最低注册资本、改实缴制为合约缴纳制等改革措施欠缺合约逻辑和经济逻辑,也不符合我国的文化偏好。     

杨乃武冤案平反的背后:经济、文化、社会资本的分析

在“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中,杨乃武之所以能逐渐上升为案件主角,积极推动着冤案平反的进程,在于他所掌握的资本远远优越于“小白菜”葛毕氏。当事人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状况决定了其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和权力,进而影响案件的进程和结果。这一方面客观上促进了该案中正义的实现,另一方面也使得对于正义的诉求蜕变成当事人之间各种资本的较量,最终势必影响司法正义的实现。     

多层次资本市场中集资类犯罪行为的研究

层次资本市场建立以及创新,应当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为经济实体提供融资选择,保护投资者合法利益.然而,由于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尚处于起步期,市场环境、相关制度建设等方面并不完备,一些犯罪借用了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成果外衣实施.集资类犯罪便是其中主要犯罪类型.本文通过详明集资类犯罪的分类,阐述了集资类犯罪所侵害的“秩序”的具体含义,以及侵财类集资诈骗中“诈骗”的本质,并通过吴英案透视“秩序”与“诈骗”的区别,从而明确了区分两类犯罪的标准,从而为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乐百氏为何全线受挫

2001年岁末,广东乐百氏集团何伯权等五位创业者集体辞职。有“王志东下课”的版本在前,这次“乐百氏”高层换血又一次印证了 WTO 背景下“资本说话”的威力,然而,同是与国际资本“对话”过的“娃哈哈”,其做法似乎要比“乐百氏”高明许多,人们不禁要问: 2001年11月30日下午,乐百氏集团总裁何伯权在全体中层以上干部会议上宣布,由于“与控股方‘法国达能’对公司今后的发展战略等问题发生严重分歧,公司2001年的业绩增长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为尊重大股东的决定”,何与杨志强、王广、李宝磊、彭艳芬五位乐百氏的创业者集体辞职。与此同时,何伯权宣布接任乐     

我国企业道德资本研究述评

现阶段,学者们主要对企业道德资本的概念、内容、作用及其培育进行了研究,但没有形成相寸成熟的理论体系。在充分肯定了‘道德资本”概念提出具有重要意义的同时,学者们就“道德是否是一种资本”问题还存在争议。尽管人们对这个问题还持不同的意见,但对手道德现状的担忧和道德在经济活动中价值的肯定却是一致的。     

公司法资本制度改革的逻辑与路径——基于商业实践视角的观察

从商业实践的视角观察公司法资本制度的逻辑与演进,有助于理解全球性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的不同路径以及我国2013年改革的争议。法律对公司资本的约束起源于描述股东出资设立公司的过程,揭示资合公司的起点与治理架构的基点。公司实体的持续存在催生了"资本维持"的初始观念,"有限责任"的外部性则最终塑造出法定资本制的核心规则。但法定资本制简单而朴素的逻辑难以适应变化多端的商业实践,由此见证了会计、估值、债务契约、证券监管等辅佐、分担或替代了法定资本制的部分功能。法定资本制改革具有内在动力。改革抛弃了传统而僵化的"法定资本"概念,将资本制度的重心从债权人利益保护转移到股东权益的合理配置。我国公司法在规则层面实现了资本制度的现代化,但与之对应的商业理性与行为模式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相关配套制度和商业实践来弥补认缴登记制立法的疏漏。     

对公司法定资本制度的重思——以中国和美国公司法定资本制度的构成和改革为视角

本文对中国和美国公司法定资本制度的构成和改革进行了阐述和对比.并以此为出发点,对法定资本制的内涵和理论基础进行反思,从而提出公司资本制度的改革应当以凸显公司资本的经营功能为目标,实现规范公司资本规则的性质由强制性向任意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