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涉农矛盾纠纷研判分析——以广东省韶关市始兴县罗坝镇情况为例

本文以广东省韶关市始兴县罗坝镇涉农矛盾纠纷现状为切入点,对当前我国基层在化解涉农矛盾纠纷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深入探讨并提出相应措施,为切实解决基层涉农矛盾纠纷提供依据。     

健全涉农纠纷处理制度切实维护农民利益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处理好涉农纠纷十分重要。本文作者就涉农纠纷的特点与处理机制,特别是发挥农业部门在处理涉农纠纷中的优势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农地纠纷、村民自治与涉农信访——以北京市调研为依据

涉农信访在整个信访总量中所占比重最大,其基本上以农地纠纷为内容。以保障村民自治为己任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实施过程中被误用或滥用,这成为诸多农地纠纷的始作俑者。法院面对农地纠纷止步不前,农民转而求诸信访,但信访无法亦不应该成为解决农地纠纷的主要渠道,信访不能代替司法。信访工作当前面临制度困境与功能异化的现状,需要从正确厘定其与司法的关系出发,使回归本位,并发挥最大功效。     

北京市怀柔区法院采取“三贴近”方式审理涉农纠纷

北京市怀柔区法院在时值春耕农忙之际，结合审判实践，围绕大局，便民司法，以“三贴近”方式积极完善涉农纠纷的和谐化解模式。     

北京市石景山区法院调研发现涉农工商企业纠纷存在四大问题

前不久,石景山区法院对近年来受理的23起涉及农工商企业纠纷案件的特点进行调研发现,涉农工商企业纠纷存在四大问题：     

婚姻纠纷之案由的确定

婚姻纠纷不仅仪只是一个关于婚姻效力问题的纠纷，在现代社会，它往往还涉及到婚姻双方当事人在财产、子女抚养问题上问题的争议，在财产问题上进而还可能牵涉到第三人加入影响夫妻共有财产的问题，这些复杂的争议就决定了婚姻纠纷在案由的确定上不能仅仅将目光局限在婚姻纠纷之中，不能仅仅局限在对婚姻效力问题的争议，这样，是不能有助于实质性的，有效的解决婚姻纠纷，而且也使得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充分保护。故而，本文讨论婚姻纠纷案由的确定其根本出发点就是对婚姻纠纷的形态进行分析和概括，以达到清楚确立复杂的婚烟纠纷中实质包含的争议，通过案由的方式子以明确表达出来，并尽量使民事案由和诉讼标的相衔接，使得民事案由能够发挥出诉讼标的在民事审判中的“脊梁”作用，这样才使得现实中复杂的婚姻纠纷得到实质解决，实现立法为民事案由确立的作用。     

土地权属纠纷解决方式的适用研究

当前中国土地权属纠纷呈多样化复杂化发展，然而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对土地权属纠纷解决方式只作了原则性、概括性规定，没有明确规定各类土地权属纠纷解决方式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适不利于±地权属纠纷的合法有效解决。本文通过对中国土地权属纠纷现状和现行法律法规封土地权属纠纷解决方式的规定的分析，探讨如何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合法有效的土地权属纠纷解决方式及其适用。     

如皋法院:“1+3”联动模式化解土地纠纷

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飞速发展,农村土地流转日益活跃,如何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已摆上了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但由此引发的涉农土地纠纷也相对增多,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加大与农工办、法制办、农业委员会的协作力度,创建"1+3"联动化解涉农土地纠纷新模式,保障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从纠纷到审判利用的过程分析——兼论权利意识和诉讼意识的关系

通过界定权利意识和诉讼意识的概念，指出纠纷发生后，当事人为谋求纠纷的实质性解决，倾向于援引规范作为他们说服的根据，从而使纠纷衍化权利纠纷，权利纠纷使当事人具备权利意识。此．后当事人经过对成本的权衡，并得到国家诉讼政策的允许，选择进行诉讼，将权利意识转化为诉讼意识。结论认为，诉讼意识范畴小于权利意识范畴，具有权利意识的纠纷当事者并不必然选择诉讼作为其权利实现的手段。因此，国家所要做的，就是为当事人之间适于通过审判解决的纠纷提供便利，使其接近司法、接近正义。     

农村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探析——以ADR为视角

ADR是对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的总称,其对满足社会成员多元化的纠纷解决需求。缓解法院压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以ADR为视角,构建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符合我国农村社会现实;通过健全组织机构、强化组织管理、完善调解制度和司法制度来构建ADR农村纠纷解决机制,对于化解农村社会纠纷．保持农村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之探析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规模迅速发展，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也不断加剧，由此产生的环境纠纷也大量涌现。面对这一现实，各国都积极构建了行之有效的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我国在现有法律体制下也创设了多种解决环境纠纷的方式，但没有形成一个协调、高效的多元化机制。故在本文中，笔者将从环境纠纷的概念特征入手，探析我国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我国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议。     

浅议乡村民间纠纷及其解决机制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乡村民间纠纷发生率和激化率呈上升趋势。随之而来，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滞后性、非规范性等问题逐渐显现，使纠纷不能合理及时地解决，造成群众集体上访，部分纠纷甚至转化为刑事案件，直接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经济的正常发展。本文基于此，在了解乡村民间纠纷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完善乡村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具体构想，以期维护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引导机制

当前，虽不敢妄言中国已经进入“后诉讼时代”，但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其合理性已被诸多学者反复论证并在实践中广泛采用。在此背景下，关于多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建构、完善以及相互之间的衔接成为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热情不减的探讨课题。置身于纠纷解决途径匮乏的现实情境，此种关注实为必要。不过，令人稍感困惑的是，人们在倾心构筑多种纠纷解决方式之际，却忽视了纠纷解决需求者在面临具体纠纷时选择之迷茫，这种“多元性无知”无疑是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推行之羁绊。通过探究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之引导机制，指引当事人找到进入“某个恰当程序的大门”。     

上海医患纠纷调解费可免单

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必须方60日内调结，费用由政府“买单”。《上海市医患纠纷预防与调解办法》从3月1日起实施，这是上海市首次为化解医患纠纷制定政府规章。     

我国知识产权纠纷诉讼解决的现状及评析

知识产权纠纷迥异于传统民事纠纷,具有结果难以预测、纠纷交叉、当事人利益目标多元等特殊性。我国当今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是以诉讼为主导的运行方式,其中,知识产权诉讼机制的困境在于程序的拖延;诉讼调解的难题则在于其悖离了调解的中立性原则。各纠纷解决方式难以协调、高效运行。其根本原因在于当下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是从客体要素出发的,较少关注当事人的个体因素对纠纷解决之影响。而纠纷解决过程实质上是当事人利益博弈的过程。因此,应运用博弈理论,从当事人的预期利益目标出发分析不同纠纷解决方式下风险一收益,将知识产权纠纷类型化,并配置相应的纠纷解决方式。     

公安机关参与的矛盾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构建

矛盾纠纷多元解决机制是当今世界各国在纠纷解决和司法制度发展中面临的共同课题，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则成为公安机关现阶段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以新时期公安机关参与矛盾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理论基础为依据，分析公安机关在化解矛盾纠纷多元机制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找出公安机关在化解矛盾纠纷多元机制中的困境，提出完善公安机关化解矛盾纠纷多元机制的建议。     

认真对待情绪：论纠纷化解的感性向度

是否能认真地对待当事人的情绪可以视为诉讼解纷与非诉解纷的本质分野。诉讼作为一种理性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会在价值取向、程序安排和结构构造维度对当事人的情绪产生明显排异，这种排异会使得当事人陷入二元对立的线性结构，从而在一些纠纷解决场域下减少了出现更好解纷结果的可能性。与之相比，非诉解纷机制则可以认真地对待当事人的情绪。非诉机制可以塑造一个对话性场域，通过情绪定位需求、触达自我、实现化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非诉解纷不会仅仅将情绪视为纠纷化解的障碍，而是有可能将之转化为纠纷化解的门径与路标。基于这样的认知，纠纷化解的感性向度及其价值意义可以被重新认识，并在机制上理解为什么“以理性为中心”的司法过程无法真实化解很多社会纠纷，以及类似“枫桥经验”这样的中国式纠纷解决机制为什么可以也应该成为中国现代化多元解纷机制的重要构成。     

运用“三个五”调解法妥善化解民间纠纷

依法调解平息民间矛盾纠纷是司法所的重要工作之一。如何有效化解民间矛盾纠纷，江苏省高淳县桠溪司法所在多年的调解工作实践中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总结出了“三个五”调解法，对提高调解员的工作能力，提高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纠纷解决观在刑事司法中的引入

解决纠纷是司法制度的原初和首要功能。纠纷解决观是一种以承认纠纷的客观存在和不可回避为前提,将解决纠纷视为重要任务以防范纠纷可能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的观念。纠纷解决观尚未在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中确立,其在刑事司法中的引入具有多方面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纠纷解决观的引入与刑事诉讼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的目的并不矛盾。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应在纠纷解决观的指导下进行相应的完善。     

论医患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

构建医患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根据医患纠纷当事人对纠纷解决方式的需求以及纠纷疑难复杂程度,采取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化解矛盾纠纷的优势,尤其是人民调解调解组织在预防和化解医患纠纷的重要作用,有利于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和医疗机构的正常诊疗秩序,关系着我国医疗事业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