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政务与政府管理创新再透视

在当今信息时代,如何运用网络技术来实践电子政务,从而以电子化、自动化来提高政府的行政效能使其更科学有效地为社会服务已成为当前各国政府面临的越来越紧迫的一项工作。本文从分析电子政务的科学内涵及战略地位出发,通过阐述电子政务是推进政府管理创新的有效途径,探讨了如何发展电子政务以促进政府管理创新。     

探析电子政务所引致的政府管理创新

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实施电子政务是各国政府主动应对社会信息化新形势所采取的有效举措。电子政务不仅仅是政务手段的电子化,它同时还会引起政府管理全方位的创新,主要包括政府的管理理念、管理组织与管理行为三个纬度的转变。     

实施电子政务是打造廉洁高效政府的重要路径

电子政务是指政府机构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政府职能的电子化、网络化。电子政务的实施,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场深刻的政府变革,它可以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改善政府与公民的交流方式,在实现资源共享的同时,规范政府行为,减少权力“寻租”行为和腐败现象     

浅谈行政执法证件的电子化管理

行政执法证件的电子化管理是指行政执法人员管理机关在开发电子信息软件的基础上，将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信息输入电子软件，行政执法部门借助电脑通过互联网报送执法人员各种信息，上级行政执法人员管理部门通过互联网审批执法人员资格，并将执法人员信息在网上公布的管理系统。行政执法证件的电子化管理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是行政执法部门对行政执法人员及其证件管理的创新，是电子政务向行政执法证件管理领域的延伸。     

试论电子政务与政府管理创新

互联网的冲击使政府行政环境发生了变化,政府管理创新是适应这一变化的唯一出路,而电子政务是适应互联网条件下政府管理创新最重要的促进器。这一点已被西方国家政府管理创新的发展实践所证明。西方国家电子政务在政府管理创新过程中的实践经验,为我国政府实现管理创新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为适应新的行政环境,我国政府应尽快发展电子政务,实现政府管理创新。     

电子政务服务的要素、本质与特征探究

目前,电子政务已成为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方式,但在政务服务从传统走向电子化过程中,社会各界对电子政务与电子政务服务的认识存在差异.本文通过区分二者的构成要素,探讨了电子政务服务的类型与本质属性,并以服务的基本特征为依据对电子政务服务与传统政务服务进行比较,明确了电子政务服务的基本特征以及电子政务与电子政务服务的关系...     

试论电子政务与政府管理创新

电子政务在推动政府管理创新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本文阐述了电子政务与政府管理创新的内涵及主要内容,分析了电子政务与政府管理创新的密切关系.从加强对电子政务工作的领导,建立科学、规范的电子政务建设决策机制,借鉴先进经验,努力培养高素质的电子政务人才,努力做到电子与政务共同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加强电子政务建设,促进政府管理创新等对策.     

论电子化政府环境下的公民政治参与

公民政治参与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也是电子化政府的发展目标。建立电子化政府为公民政治参与创造了有利条件,疏通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渠道,必将推动政府治理方式的变革,树立全新的政府管理理念,全面提升政府的服务品质。在电子化政府的建立与发展过程中,必须把加强公民参与作为一项基本的任务,贯彻到政府工作的各个方面。     

网格技术在电子政务知识管理中的应用

电子政务是信息时代的产物,它的出现给政府管理改革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与冲击.本文阐述了政府知识管理的基本内涵,分析了网格技术的关键要素及其核心问题,进而提出了一种基于网格技术的电子政务知识管理框架模型,并对其实现的关键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对网格技术在解决我国电子政务信息服务问题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     

我国电子政务立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探讨

电子政务是现代政府管理的发展方向,也是信息技术推动下政府改革的产物,而法律是推动与保障电子政务发展的重要手段,如果缺乏法律体系对电子政务的支撑,则电子政务寸步难行。因此,加强电子政务立法,是推动电子政务向深层次发展的前提。目前发达国家的电子政务已初步构建了较完善的电子政务法律体系,为电子政务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法律环境。而我国目前电子政务立法处于较滞后的阶段,电子政务立法已迫在眉睫。在此背景下,文章将深入探讨我国电子政务立法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同时分析我国对电子政务立法的必要性,以及在当前背景下我国电子政务立法的可行性。     

论期待可能性理论的适用

"法律不强人所难"是期待可能性最通俗的表述,其理论的出发点便是站在人性的立场上,限制司法权的适用。期待可能性要解决的是这样一个理论问题,当行为人的意志自由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时,如何确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本文在对期待可能性理论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认定标准等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主张对行为人"不得已"的行为,基于对"脆弱人性"的关怀,应当以无期待可能性为由减免刑事责任,同时作为超法规的责任减免事由,适用期待可能性时应持慎重态度,防止滥用。     

论刑事证明责任倒置之误用

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要求控方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责任,除非被告人提出积极的辩护主张;而证明责任倒置则是根据刑事政策或客观需要,将本应由控方承担的证明责任转嫁于被告人承担,如果被告人不能履行则承担败诉后果;很多学者将证明责任倒置误认为是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中的证明责任移转,进而错误地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系证明责任倒置的典型;刑事证明责任倒置的理论根基是有罪推定,在现代法治环境下也有存在的价值,但必须对其适用进行严格限制。     

实行行为之语境解读

实行行为在理论中的重大实用价值无疑给实行行为赋予了强大的生命力,然而,在相应的刑法理论已经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原有实行行为概念的存在就会失去意义,实行行为与我国的犯罪构成并不协调。危害行为的概念能够解决因果关系起因限定问题,因此,构建实行行为在我国因果关系中的言说语境似无必要。在我国的客观要件当中,没有评价实行行为的必要和可能,而只需要对危害行为作出适当的评价。     

骗取信用证行为的认定困境与反思

骗取信用证的行为应当如何认定不仅涉及到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犯罪的界限,而且涉及到信用证诈骗罪与骗取金融票证罪的界限。对于以往实践中,直接由骗取信用证的客观行为推定行为人在主观上存在非法占有目的进而认定行为人构成信用证诈骗罪的做法,应当进行深刻反思与检讨。非法占有目的支配下实施的骗取信用证进行诈骗活动行为应认定为信用证诈骗罪,滥用目的支配下实施的骗取信用证行为,造成金融机构严重损失的,成立骗取金融票证罪,即应当根据骗取信用证过程中有无真实的基础交易、被骗资金的实际用途、走向等客观方面的情况,结合行为人的主观方面,正确认定骗取信用证行为,建立起民刑责任衔接、重罪轻罪完善的科学的法律体系。     

建设法治政府的模式与政府法治论

当前我国法治政府的建设模式是以行政为主导的,这已成为法治实施过程中诸多问题的根源,而议会主导型模式将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法治政府论对于民主型政府、有限型政府、治理型政府、责任型政府和平权型政府五种价值的阐述直接证成了选择议会主导型模式的理性要素。以政府法治论为理论基础进行分析可知,扭转立法不作为、缓解司法不独立和改善民主监督不充分将成为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最新方向。     

在国家管辖豁免中国家行为的性质认定

随着国家参与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限制豁免理论逐渐发展成为国际习惯。如何认定国家行为,是限制豁免理论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国家行为是由合格的主体代表国家所从事的行为,判断国家行为的标准有"目的标准"和"性质标准"。从各国的司法实践来看,性质标准更具有合理性。我国已经从绝对豁免的立场向限制豁免的立场转变,但根据什么标准来认定国家行为,国内尚存在立法空白,因此,应尽快制定《外国主权豁免法》,以适应发展的要求。     

犯罪构成模式评价标准建构简论

犯罪构成模式评价标准，对于研究犯罪构成具有前提性意义。评价标准的确立取决于对犯罪构成的属性、犯罪构成的机能、犯罪构成的价值三个基本前提的认识。犯罪构成不是法律，而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工具理论。犯罪构成的机能包括工具机能和理论机能。前者又分为解释机能，联系机能，评价机能，指导机能，后者又分为整合机能，体系机能。犯罪构成的价值包括目的价值和形式价值。犯罪构成模式的评价标准是：是否适当解释，是否支持评价，是否和谐，是否经济。而且，这四个方面之间存在主次顺序，不可等量齐观。     

违约可得利益赔偿之立法及其阐释

为了维护可得利益赔偿的公平性,各国法律都从不同角度限制违约可得利益赔偿,其限制方法无非是过错、因果关系、损害的确定性等既有规则。就总体来看,过错已经不再是违约可得利益赔偿的主要因素,合理预见规则成为主要限制方法,另外原告必须合理确定地证明可得利益。     

行政主体理论之变革

行政主体理论在形成过程中,形式上借用了法、日概念的外壳,实质上却有将民事主体理论、法人学说迁入行政法的痕迹。当前行政主体理论遇到的问题,是与法人制度渐行渐远的结果。通过彻底摹写法人,就能够让行政主体理论继续运转下去。而目前处于上风的、仿效德、法分权主体模式之建议,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必须做有条件的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