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股东代表诉讼的审理

我国《公司法》第152条规定了公司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当公司利益受到侵害时,如果公司拒绝或者怠于行使诉权的情况下,股东可以代表公司,为了公司的利益对控制股东、董事、高管人员或者第三人的非法行为提起诉讼,通过司法救济途径来维护公司的利益。由于我国新《公司法》定位在修订层面上,对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创设是原则性的,可操作性并不强。司法实践中,无论在     

论公司类型案件特殊诉讼机制的构建

公司法是团体法,公司类型案件在诉讼主体、起诉条件、判决效力等方面具有特殊性,而我国现行的公司法及相关立法尚无对公司类型案件特殊诉讼机制的规定,完全忽略了针对公司团体性的特点而应给予公司类型案件的特殊诉讼对待,这使得许多公司类型案件无法在现有的诉讼机制中得到妥适的解决。本文认为,增强公司法的可诉性,构建适应公司类型案件特点的特殊诉讼机制,是完善我国公司法和民事诉讼程序法的迫切需要。本文写作的目的,就是拟从分析公司类型案件的种类入手,从中抽象出公司类型案件的特性,论述由此决定的构建公司类型案件特殊诉讼机制的必要性,并针对公司类型案件的特性,提出对构建我国公司类型案件特殊诉讼机制的意见,以期对我国的公司法制建设贡献微薄之力。     

公司司法解散诉讼实证研究

《公司法》规定的公司解散制度从程序角度而言尚不尽人意,操作性不强。本文采取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公司解散诉讼实务中司法解散诉讼主体资格的确定、司法解散诉讼的适用范围、司法解散诉讼的前置条件以及调解和清算,结合司法实务、借鉴国外立法经验,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以期能为引发更为深入的研究提供素材,以及对有关司法解释的出台有所裨益。     

公司司法解散诉讼实研究

《公司法》规定的公司解散制度从程序角度而言尚不尽人意，操作性不强。本文采取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公司解散诉讼实务中司法解散诉讼主体资格的确定、司法解散诉讼的适用范围、司法解散诉讼的前置条件以及调解和清算，结合司法实务、借鉴国外立法经验，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以期能为引发更为深入的研究提供素材，以及对有关司法解释的出台有所裨益。     

浅析我国股东诉讼制度——读《公司治理视角中的股东诉讼研究》一书有感

公司治理不是绝对的私权自治,还需要司法权力对其加以干预,司法权力介入公司治理,完善股东诉讼制度,用以救济股东权利、解决公司纠纷成为一种必然。公司法中的股东诉讼制度是国家司法权对经济生活的适度干预,是司法权力对公司治理干预的表现。     

股东派生诉讼的法理探析

股东派生诉讼已被我国司法实践所接受 ,但我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几乎没有涉及到股东派生诉讼 ,这给司法实践带来困惑。而西方公司法及其理论相当成熟 ,在修改公司法或作出司法解释时应当借鉴这些理论及做法。因此从法理上探寻股东派生诉权的源由 ,梳理派生诉讼的股东主体资格条件 ,明确提起派生诉讼的前置程序 ,厘定被告主体及其侵害行为的范围 ,对于司法实践和完善立法都有现实意义     

修订后《公司法》适用中的疑难问题与解决路径——江苏省法院系统公司法疑难案例研讨会综述

修订后的《公司法》(以下简称新《公司法》)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当前,对有关疑难争议案例进行类型化研究探讨,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给出可行的解决方案,统一执法理念与尺度,在新《公司法》制度框架要求法院更新审理公司诉讼案件理念的今天尤为迫切和必要。为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征集、整理了大量新《公司法》实施以来的公司诉讼案例,于2006年12月6-8日在江苏省靖江市召开了江苏省法院系统公司法疑难案例研讨会,对案例中所反映的新《公司法》施行后公司纠纷案件审理中遇到的较为突出和集中的几类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现将研讨会上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以求教于学界和实务界同行,共同促进公司法立法与司法的良性互动发展。     

论公司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在我国的完善

公司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在国外许多国家大多以立法形式予以确认 ,而我国公司法却未确认这一制度 ,我国现有的民事诉讼法也未将股东代表诉讼作为一种诉讼形态作出明确的规定 ,这给股东权益保护带来了很大缺陷 ,同时也使司法工作中无法处理该类纠纷案件。建立和完善公司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是《公司法》乃至诉讼法上的一个新课题 ,在修改我国《公司法》、《民事诉讼法》时 ,应力求构建一整套较为完善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法院不能受理股东请求确认股东会决议有效的诉讼

【要点提示】股东请求确认股东会决议有效的诉讼,法院能否受理?公司法对此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如果从民事之诉的一般理论、公司决议的诉讼类型、公司治理的司法介入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法院应当倾向于对该类型诉讼不予受理。     

从股东代表诉讼看股东代表仲裁

《公司法》明确引入了股东代表诉讼,使适格股东可以在公司受到损害时寻求司法的保护。而《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股东代表诉讼列为专门的案由更是实现了该诉讼由纸面至实践的完美转身。但对股东代表仲裁,除了个别学者在公司法著作中轻描淡写带过之外,无论是司法机构还是仲裁机构均没有回应。本文从美国股东代表仲裁的演变出发,针对我国股东代表诉讼的现状,论述了我国股东代表仲裁的可行性,并进而引申出如何在公司经营中运用股东代表仲裁以及运用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我国商事诉讼制度的解析与重构

基于民商实体法之间的显著差异,导致商事诉讼在许多方面均区别于民事诉讼。无论是否设有独立的商事法院,商事诉讼仍以不同的形式在各国得以存在。重构我国的商事诉讼制度,应以既有的民事诉讼制度为基础,同时建立若干适应商法特性的特别诉讼制度来实现商法的功能。     

在政治与法律之间——气候变化诉讼中的政治问题理论

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引起全球关注,与此相应,气候变化诉讼案件在世界各国法院大量涌现。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气候变化诉讼都面临一个法律障碍:法院是否有权进行裁决。这取决于各个国家是否将气候变化问题视为法律问题。在美国,气候变化诉讼从产生之日起就面临所谓的"政治理论问题"的困扰。根据美国最高法院判例,政治性的问题或者那些被宪法和法律授予行政部门负责的问题,决不能由本法院来处理。气候问题是不是政治问题,引起了法律界的广泛关注。美国法院的判决在双方面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随着跨国气候变化诉讼的增加,联合国也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应该及早在法律上作出应对。     

美国“F立方”证券欺诈诉讼管辖权规则及其晚近发展

"F立方"证券欺诈诉讼近年来在美国呈迅速增长态势,在美国证券立法框架下,此类诉讼的管辖权主要涉及1934年《证券交易法》中"10b规则"的性质及域外适用问题。2010年联邦最高法院对"莫里森诉澳大利亚国家银行案"的判决,使得"F立方"诉讼管辖权规则开始由"行为"和"效果"标准向"交易标准"转变。而该案之后《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的出台,以及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对"交易标准"的适用与发展,丰富了"F立方"诉讼管辖权的规则内容。美国"F立方"诉讼管辖权规则的发展,也将对我国上市公司以及私人证券欺诈诉讼机制的构建产生一定影响。     

论诈害案外人恶意诉讼之程序法规制

恶意诉讼的形态多种多样,有些可以得到法律的规制,有些则由于法律制度的缺失,难以得到规制,以诈害案外人为目的的恶意诉讼即如此,因此应当考虑借鉴外国民事诉讼法上的经验,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扩大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范围,赋予权利被恶意诉讼侵害的案外人以诉讼参与权;扩大申请再审主体的范围,赋予权利被恶意诉讼者侵害的案外人以请求撤销生效裁判的权利。     

论房产纠纷行政与民事交叉案件之审理对策——兼评《物权法》实施对民事行政关联诉讼审判之影响

目前房产纠纷行政与民事诉讼交叉案件的审判存在很大缺陷,不仅诉讼时间冗长,且难以正确处理二者之间关系,不能有效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应当在《物权法》立法精神和原则的指导下,以行政与民事程序"二审合一"审判模式一并审理解决行政与民事关联诉讼的难题,重构房产纠纷行政与民事交叉诉讼的审判对策。     

Trend and retrospection of legalization: Analysis on the data of legislation and litigations in China

As China’s society is developing towards modernization, the role of law i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Due to the legalization progress, there will be a trend of more laws and litigations. Over the past 30 years, the problem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Chinese laws have become apparent. While the quantity of legislation is rapidly growing, the issues appear as follows, i.e., how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legislation and enforce the formulated laws effectively, how to tackl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limited resources and the ability to settle disput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igations and other means for settlement of disputes when the courts facing more litigations.     

案外人申请再审的主体资格及路径分析

恶意诉讼、诉讼欺诈等诉讼功能异化的产物常常会侵害到案外人的实体权益,在我国尚未完全引入撤销之诉的前提下,以再审程序为依托,赋予案外人对侵害其合法权益的生效裁判、调解书以申请再审的权利是最为直接的事后救济途径,亦是从程序上规制恶意诉讼的有力措施。在民事诉讼法新修订后,我国现阶段实际存在着执行程序中和执行程序外两种案外人申请再审的救济路径,二者适用条件不尽相同,对诉讼欺诈的规制效果亦不同。为实现对程序安定与既判力的维护,对案外人申请再审的主体适格性应适度从严。     

人情：传统司法适用民间法的进路——基于涉及“招夫养子”习俗之诉讼中批词与判词的考察

＂招夫养子＂是从宋代即有文献记载的民间习俗,从有关＂招夫养子＂诉讼的批词和判词来看,在中国传统司法中是直接适用民间法,把民间习俗当作＂法＂来对待的。在古代中国,习惯法作为一种法律渊源,是以＂人情＂为进路进入到以＂天理—国法—人情＂为总体适用规范的国家司法之中的。     

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审查标准刍议——以WTO体制约束为宏观背景

我国对国际贸易行政行为中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均进行全面深入的审查,审查标准严格。应按照WTO规则要求并借鉴其他国家相关经验,遵循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刮益平衡理念,对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审查标准进行如下改革:区分国际贸易行政行为中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确立灵活的审查标准,并将正当程序原则确立为行政诉讼审查标准。     

外国法：“事实”与“法律”之辨

法律说或事实说只能为各自对应的外国法查明模式提供部分合理性证明,但对于与外国法相关的其他重要问题,即冲突规则是否应依职权适用、外国法无法查明时的法律后果以及外国法错误适用的救济,两者均无法为各国的普遍实践提供令人信服的合理性证明。两种抽象属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拟制的,未能为外国法的相关重要问题提供统一的解决方法。应当不拘泥于外国法的抽象性质,而致力于确立有关外国法各具体问题的恰当法律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