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犯罪主体研究

本文在广泛借鉴国外相关刑法规定和刑法理论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我国刑法规定的各种经济犯罪刑事责任承担主体,还深入探讨了国家机关能否成为我国经济犯罪主体的问题,明确了我国不同经济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     

经济犯罪与财产性犯罪之我见——浅析经济犯罪中是否应该包括贪污罪等财产性犯罪

经济犯罪的性质是什么？它与财产性犯罪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界定？这个问题是在进行经济犯罪司考和研究时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无论是中国的刑法还是外国的刑法中,对于经济犯罪的概念,都未对经济犯罪一词做明确而又正式的界定。因此,关于经济犯罪与财产性犯罪的关系问题中外学者的看法各不相同。本文通过对我国经济犯罪的概念的界定等多个方面认识对经济犯罪和财产性犯罪之间的关系进行阐述,以期对这个问题达到更准确和合理的理解与适用。     

解析经济犯罪侦查的管理与决策

经济犯罪极易对公众利益造成严重损害，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经济犯罪变得越来越具隐蔽性、智能化和复杂性，这给经济犯罪的侦查带来巨大挑战。在这种背景下加强经济犯罪侦查的管理研究，提升决策水平就成为了经侦人员的必然选择。本文将重点探讨经济犯罪侦查的管理与决策。     

风险型经济犯罪研究

风险型经济犯罪是公安机关提出的一个业务概念,是指可能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金融犯罪和其他严重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风险型经济犯罪具有涉案金额高、涉及地域广、涉网涉众和社会危害严重的特点.公安机关防范风险型经济犯罪应当实施"掌握关注、警示教育、熔断处置、立案查处"四级预警机制,与有关职能部门通力配合、合力处置.在打击风险型经济犯罪中,应当做到主动出击、抓住战机,全警协调,不留后患.     

德国的经济政策与经济刑法、经济犯罪互动关系研究

<正> 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是这个国家在一定时期为了经济发展而制定的行动准则。一个国家制定或者产生了经济政策之后,总是要采取各种手段,包括刑法手段,来保证实现经济政策所要追求的目标。刑法作为最有力的法律手段,总是会被国家用来作为推行自己政策。然而,刑法的作用,即使在被充分利用的时候,对于实现经济政策所要追求的目的,也并不总是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的。当经济犯罪在一个社会中猖撅的时侯,对刑法的检验和对作为经济刑法指导思想的经济政策的检验,是同样重要的。 德国是目前世界上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德国的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经验与教训,尤其是经济政策的变动以及这种变动对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的影响,在目前商品经济发达国家中是比较典型的。本文希望通过对德国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发展历史的研究,探索经济政策与经济犯罪和经济刑法之间的关系,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提供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对我国经济犯罪死刑废止的可行性分析

死刑是我国所有刑罚方法中最严厉的刑罚,它以剥夺犯罪分子的生命为内容,因此,又称为生命之刑。近年来,死刑存废问题成为我国刑法理论上的一个热点问题,尤其是关于经济犯罪中的死刑存废问题更是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民众的关注。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十三个经济犯罪中的死刑被废除,这也更引发了人们对经济犯罪中死刑存废问题的关注和探讨。经济犯罪中死刑的废止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又不是一个能一步到位的问题,要想逐步废止经济犯罪中的死刑必须找到合理的死刑替代措施。     

经济犯罪刑法适用的公众认同

从法理上而言,公众认同不仅是提高刑事司法公信力的根本途径,而且是罪刑法定原则之下的必然要求。经济犯罪大都属于法定犯的范畴,与自然犯相比,其违法性不易被普通国民认知,对其的刑法规制多采用空白罪状与兜底条款,如何区分经济违法性与经济犯罪至为重要。在经济犯罪刑法适用过程中,应通过破除“刑法万能论“、合理解释空白罪状参照规范与完善裁判释法说理制度以获得公众的认同。     

浅析我国经济犯罪死刑的废止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经营模式的不断丰富,经济方面的犯罪日益突出,而且形式和内容都比以往复杂。但是尽管如此,从经济犯罪的特征、刑罚的实际功效以及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角度来看,我国刑法对经济犯罪刑罚的规定过于严苛,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设置和适用死刑的社会成本高于收益,不但背离刑法的价值追求,而且也不符合我国刑法"轻刑化"的发展模式。寻求合理有效的预防经济犯罪的方法与途径,比严酷地惩治犯罪,有着更为积极而长久的作用。     

经济犯罪原因剖析与预防对策研究

经济犯罪已经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环境下频发的一种犯罪类型。任何犯罪都不是一个犯罪原因简单造成的,而经济犯罪更应从社会、人的本性以及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去分析;同时,对经济犯罪的预防也应该从整体、根本上着手,在预防手段的现代化、转变立法思想、建立诚信社会等方面打防并举。     

临沂市农村经济犯罪研究

近年来,农村经济犯罪问题日趋显得严重,但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里,尤其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到大多数的国家,农村经济犯罪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必然会引发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加上我国目前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正是经济犯罪高发的阶段,因此做好农村地区经济犯罪的研究对维护我国农村治安稳定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文即以临沂地区农村经济犯罪状况为例进行分析,并提出针对建议以提供参考.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