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数字行政法——比较法视角的探讨

数字行政法的演化和形成是行政法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变迁。人工智能自动化行政决策与行政裁量合法性的冲突,信息化无形财产与现行行政规制制度的矛盾,典型地体现着数字化对当代行政法核心结构的挑战和数字行政法的转型特征。基于数字化的新产业革命和行政组织及其行政范式的变革为数字行政法的兴起提供基本背景。数字政府的规模、网络新时空和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为数字行政法的形成提供了基本条件。     

论担保行政与担保行政法*--以担保国家理论为视角

行政改革浪潮背后代表着国家理论的巨大变迁，也即现代国家已经从“给付国家”转变为“担保国家”。担保国家理论使得国家从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转变为担保者，国家责任从执行责任转变为担保责任。国家理论的这种转变引起了传统行政与行政法的重大变革，产生了新的行政类型和新的行政法，即担保行政和担保行政法。随着我国公私合作领域的大力扩展以及行政任务私有化的快速推进，担保行政和担保行政法必将成为我国行政法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及重中之重。     

论行政程序在大数据下的内涵变迁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形成了数据的普遍化和社会化,传统行政法治的内涵也因此受到了巨大冲击,行政程序作为行政法治的核心要素无疑不能例外。这既影响到行政程序在行政法中的地位、价值、内容和运行,也影响到行政程序的规制模式和构型设计。正因如此,大数据背景下行政程序规制应由粗放向精确、由程式向有序、由定性向定量、由感性向理性变迁。在行政程序构型上,应由板块式到结构式、由自洽式到自证式、由博弈式到分配式、由套路式到效率式转换,以体现行政程序的时代特性和科学内涵。     

日本行政法的基本原理──法治主义论

法治主义亦称“行政合法性原理”或“法治行政原理”,一般而言,法治主义是指行政活动必须依法进行的规范原理或制度,它意味着行政权的活动必须根据法律、服从法律,其目的是“以法的合理性抑制行政（担当者）的恣意”,以保障国民的权利与自由。日本行政法学者认为,法治主义是行政法得以成立与发展的根本前提条件,也是日本行政法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原理,从日本行政法的理论与实践来看,行政法的法治主义基本原理主要涉及行政与法的关系、法治主义的模式、法治主义的实证发展以及法治主义的主要内容等问题。一、行政与法的关系日本行政法…     

人工智能行政执行场景的行政法调控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法学研究呈现同质化、抽象化与实操化不足特征，且与全球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规制存在显著差异。人工智能行政执行场景是行政主体运用人工智能完成行政任务所创设的新型科技行政空间。行政法学研究应当从对算法、数据等科技领域的过度关注转向人工智能行政执行场景。人工智能行政法调控路径由人工智能行政法调控理念与具体举措构成，前者蕴含适度超前调控、多元规范调控、纳入场景调控的调控思路；后者则围绕既有行政实定法的法教义路径与注重行政法实效的法政策路径予以调控，包括算法调控、责任调控、补漏调控、立法调控、法政策调控。     

行政基本法典模式、内容与框架

行政法法典化是一个国家行政法律制度日趋成熟的表现.综合考虑行政法治发展的规律和特性、行政法法典化的目的和基础条件,我国行政法法典化应选择行政基本法典模式.行政基本法典包括行政组织法、全部行政活动和行政监督救济法等内容.具体而言,应当以行政活动作为核心概念,由此形成总则、行政组织、行政活动、行政程序、政务公开和数据治理、...     

行政主体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研究

行政主体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是行政法治实践中发生的问题，《行政诉讼法》没有作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具体规定，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亦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困惑。因而关于行政主体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具体范畴、考量标准等都没能形成比较合理和一致的看法。我们认为，主要有置换法律法规位置、混淆法律法规门类、误读法律法规条文、颠倒法律法规规制事项和曲解法律法规原则等错误适用。应将“适用的法律法规是否与案件事实对应、适用的法律法规是否与当事人对应、适用的法律法规是否与行政职权对应、适用的法律法规是否与行为方式对应”等标准确定下来成为行政法规范，使行政主体在适用行政法时予以注意，并能够为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提供法定标准。     

经济行政法理论探源——经济法语境下的经济行政法

经济行政法只是在计划经济和集权行政体制下管理行政法中的一个下位概念,它很难融入法治行政法的体系。经济行政行为应当受到法律规制,但公法类的经济行政已被行政法涵盖,私法手段的经济行政因缺乏具体的相对人,使得行政法则很难规范。在法治语境下,经济行政法应当与行政法宗旨保持一致,即以政府经济行为为规制对象,因此,将规制经营者的经济法视为经济行政法是一种严重误读。     

行政法经验主义及其在数字时代的走向

行政法经验主义是一种行政法哲学,其不仅凸显行政法的实在性,强调行政法的主体精神,而且是对行政法实效的证成。行政法经验主义在行政法哲学中长期占据主流地位,这是由行政法作为社会现象、面向复杂情势、作为动态化的事物、理念多元构型等本质因素所决定的。历史、政治、文化、法治等诸多因素保证了行政法经验主义强大的历史惯性,使其在大数据时代仍然没有过时。行政法经验主义在大数据时代的走向,既体现为大数据对行政法经验主义在经验模式、经验元素、经验文化、经验方式等方法上的补充和超越,也体现为大数据与行政立法、行政决策、行政程序、行政守法等重要行政法治领域的融合。     

中国行政法发展：现状、瓶颈与思路

我国行政法主要规范行政权和维护公共秩序，公共服务领域行政法律规范少，在具体行政法律制度设计方面存在不少问题。现行行政体制不利于行政法体系的完善和行政法正常发挥作用，阻碍了行政法治由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转变，我国行政法进一步发展面临行政体制障碍。行政组织法是我国未来行政法发展的重点和突破点，应当通过完善行政组织法促进行政法发展。将行政体制改革纳入法律规范范畴，由立法机关制定行政体制改革法，通过立法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在明确划分各级政府权力基础上，制定地方各级政府组织法。在不断完善组织法基础上，完善行政程序法、行政救济法和行政行为法。     

藏匿于科学之后？

现代行政的任务日益复杂,对科学知识的运用、通过风险的管理以及对科学不确定性的应对,越来越成为规制的常态。规制活动中,政策性的裁量评价与科学事实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对法治以及行政机关的正当性提出了挑战。行政决定中裁量性的成分被“披上”科学的“外衣”;行政决定中原本需要说明理由的内容,借由科学的客观性和正确性,获得不容置疑的正当性。如此一来,科学事实与政策裁量在规制活动中的交融,为行政恣意专断打开方便之门。对此,本文提出,即使在涉及专业艰深的科学知识的情况下,行政同行评审能够将行政行为事实部分和裁量评价部分做到清晰地划分,能够有效地避免行政法所珍视的合法性、合理性、透明行政、公众参与以及合作治理等价值流于形式。     

风险规制与行政法治

随着风险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风险规制上升为现代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风险预防原则在实证法上的出现标志着立法者将风险规制纳入行政法规范体系之内的努力。但是,由于不得不决策于不确定性之中,风险规制实践对传统行政法治理念构成重大挑战。有必要发展"软法之治"和"参与型行政"等新的制度技术,以求得风险规制与行政法治之间的平衡。     

公共行政组织的法律规制

公共行政组织在当今中国的兴起与发展已成为必然趋势,但同时也涌现出众多不可忽视的问题。对公共行政组织加以有效的法律规制,不仅是确保行政分权、实现行政民主化的必要途径,也是控制国家行政权力、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和实现法治的必然要求。具体思路是:借鉴域外经验,增强“准行政组织”性事业单位的独立性和社会自治组织的“自治”程度,以建立独立自治的公共行政组织;在规制的路径选择上,实行加强规制与放松规制并举,并从加强立法、拓宽行政法的适用范围、扩展司法审查范围以及扩大公众参与等方面实现对公共行政组织规制的相关制度构建。     

投稿须知

本刊策划和设计了“公共管理理论、政府与法治、政府与经济、公务员制度、社会管理、探索与争鸣、宪法行政法研究、法学论坛”等栏目。特别是“公共管理理论”栏目已成为《行政与法》的特色栏目。     

新世纪行政法发展的走向

本文从行政法调整的对象及其范围──行政的“疆域"、行政权行使的主体、行政法治原则、行政的目标和手段、行政控权机制五个方面较详细地探讨了行政法的变迁和变革的主要内容。透过对这种变迁和变革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新世纪我国行政法发展走向和趋势的一个大致图景。     

重新定位行政规定的功能

行政规定不是行政法治的负资产,而是行政法治的重要环节,具有不可替代性。在行政法难以兼顾实质公正的情况下,行政规定能够有效地缓和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之间的紧张关系;面对“流变”的行政现实的冲击,行政法的安定性难以自保,而行政规定能够起到重要的缓冲作用;当自由裁量成为当代行政所无法避免的现象时,行政规定能够有效地压缩行政自由裁量空间。同时,行政规定还具有促进多层级、开放性行政规范体系的形成和行政制度创新等行政法治]进的重要功能。     

论当代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

当代行政法形成和发展的现实基础是行政民主化潮流以及新的“政府 -公民”关系的形成 ,并与近几十年来世界范围内主要法治国家 (地区 )在行政领域的改革方向相适应。而信赖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在行政法上的最终确立和发挥作用 ,乃是行政法在当代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为此 ,必须进一步明确信赖保护原则的基本内涵、社会基础、宪政基础、法理背景以及在当代行政法上的地位和作用 ,这是实现行政法治的内在要求。     

资本主义社会以前有没有行政法——与舒扬同志商榷

舒扬同志在《行政·行政权·行政法》一文中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是没有行政法的,理由是,行政法是在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原则确立以后,随行政权的独立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同宪法有密切联系的,同依法办事,法治国家的政治原则相通的。但在资本主义     

论行政法治与经济发展——以美国行政法作用领域和方式的演变为例

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市场、法治已经成为公法学者讨论社会变迁中的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词。法治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市场机制的稳定与顺利运行，离不开一种由法律调控所提供的普遍秩序。法治作为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制度安排，能够有效地发挥政府与市场的积极作用。不同于立法和司法分支，“行政政府”在政府作用于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承担了具体而繁重的任务，行政自由裁量权作为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必要手段也日益膨胀，与此相对应，作为法治核心内容的行政法治也经历了时空的变迁。控制行政权、特别是行政自由裁量权成为现代行政法治的主要特征。这其中，美国的经验具有典型性。本文主要以美国行政法作用领域和方式的演变为例，探讨了行政法治与经济发展之问的协调作用，以期为中国提供某种借鉴。     

福利行政法观的经济学基础

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决定了警察行政法观的产生。到了二十世纪，非“正统”经济学的兴起促进了行政权的扩大和“公务说”的产生，经济自由主义的复兴又导致了“控权论”的延续。而“凯恩斯革命”及政府干预主义带给人们的“公共福利”、“公共利益”等观念又使得两大法系的行政法治理论在逻辑基础、人文精神以及价值取向等方面取得了一致。这一时期行政法治理论的中心思想是：只有不断地缩小市场机制作用的领域，而扩大行政权力作用的范围，才能为相对人提供更为广泛的服务，公共利益才能实现最大化。因而，我们称之为“福利行政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