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办案环节排除非法证据的重心、程序及效力

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中排除非法证据的重心应是非法言词证据。检察环节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可设为四个步骤，即发现非法证据线索；初步排查已发现的非法证据线索；审核、听证、决定；权利救济。检察环节被排除的非法证据，不能经过补正、补强或者再次取证转化为合法证据。     

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构建和完善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确定检查机关为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定主体之一。根据法条规定,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的多个环节均有排除非法证据的职责和机会,比较而言,将审查起诉阶段确立为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主要环节,更为可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构建和完善,首先应明确区分"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在此基础上,本文就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设计、证明责任分配、配套制度、配套机制等重要内容展开较为充分的论述。     

控告申诉部门排除非法证据程序若干问题

检察机关具有排除非法证据的职责,这个方面几乎没有争议。但是检察机关控告申诉部门对非法证据的调查核实权问题,就存在争议。它能否独立进行调查,还是仅仅作为一个信息中转站,值得进一步思考。相对于审查起诉和审查批捕部门排除非法证据,控告申诉部门要启动排除非法证据面临着更多的困难,而且它一旦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如何处理也需深思。     

检察机关审查排除非法证据问题探讨

我国检察机关依法享有排除非法证据的职能,能够发挥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加强对侦查主体行使权力的监督;满足检察机关与法院互相配合特殊关系的需要;确保检察机关恪守客观公正的立场,校正辩方弱势的不平衡。通过实证观察,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实际运作并不乐观,存在非法证据界定不明、缺乏审查排除程序规则等问题。有必要正确界定非法证据,明确非法证据的排除原则;设置对抗性的听证程序,构建包括启动、审查、处理、救济环节的检察机关审查排除非法证据机制。     

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制度建构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创造性地将非法证据排除扩展到检察审查环节,并赋予了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职权。此举无疑强化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也使检警关系更加趋向合理。但是,由于只是从权力赋予的角度明确了检察机关具有的职权,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在制度运作上仍然存在着概念界定不清、程序设置不详、证明责任不明等不足,因此有必要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予以完善,构建科学合理并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则体系。     

审查批捕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构建

本文尝试从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工作实际出发,从程序启动、调查核实、排除程序及救济机制等方面探探讨审查批捕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具体构建。     

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困境与出路——以非法言词证据为中心

鉴于检察机关的特殊地位,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具有正当性,这也是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重要内容。但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实际效果并不乐观,其原因在于排除主体的定位模糊,非法证据的发现机制不畅,被告人滥用诉权,非法言词证据范围不明确,同步录音录像缺乏监督等。因此,检察机关应当从创新工作机制出发,逐步推动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度的完善。具体而言,检察机关应当采取建立检察官排除非法证据的激励机制,扩展其发现非法证据的渠道,完善预案机制等措施,以提高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言词证据的成效。     

职务犯罪案件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韵实证研究

检察机关的特殊地位使其具有排除非法证据的正当性，但实际情况并不乐观，其原因在于排除主体的地位模糊，对非法证据的发现机制不畅，非法言词证据范围不明确，同步录音录像监督不严等。因此，检察机关应该从创新工作机制出发，逐步完善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度，以提高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言词证据的成效。     

审查批捕环节冤假错案防治研究

近年来，冤假错案频频被报道出来，而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的行为，几乎是每一起错案的诱因。审查批捕环节是连接侦查工作与审判工作的中间纽带，其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拟从审查批捕环节入手，以非法证据排除为视角来探讨和防范刑事错案的发生。     

检察视野下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几个理论问题

较之西方国家的非法证据排除集中于法庭审理阶段而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具有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特点。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性理论问题、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中起到何种作用、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本质属性是什么、排除非法证据的模式有哪些以及如何在诉讼中排除非法证据、排除证据的效力怎样等基本理论问题都需要学界展开深入研究,以期在这些理论问题研究基础上构建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程序的相关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