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专属经济区中的军事研究和测量活动

美军研究和测量船在我国专属经济区的监视和情报收集活动从未间断过,近期又频繁地在亚太地区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其"项庄舞剑"的意图昭然若揭。军事研究和测量活动应当被定性为军事活动,因而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此类活动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海洋应只用于和平目的"的宗旨相悖,已构成对沿海国安全的威胁,已经受到了诸多国家的质疑。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进行管辖,并不妨碍航行自由,而是履行国际义务、维护航行自由与航道安全畅通的举措。     

论海洋自由与航行自由权利的边界

在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主体的现有国际海洋法律制度下,海洋自由与航行自由的内涵没有得到明确的界定。沿海国与非沿海国之间常因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而产生争议和冲突。明确航行自由的边界至少应包括两项核心内容,一是要充分尊重"和平使用海洋"原则,二是在优先"顾及"沿海国国家安全利益和专属管辖权的基础上才能享有航行自由。同时,对于中国而言应从加强国内立法和对外凝聚共识两方面明确航行自由的内容,切实保障国家自由航行权利的实现。     

论平时海上军事行动中《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运用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海上武装力量平时海上军事行动的主要依据,赋予了军舰在海上的豁免权、无害通过权、过境通行权、航行自由权、管辖权等权利以及相应的义务。当前,我国一些海域划界未完成,主权归属不明;各国对《公约》的解释也不统一,法律主张冲突等状况,为平时海上军事行动带来了较大挑战。以《公约》为依据,加强海上军事互信和安全合作,建立完善平时海上军事行动相关制度等,是解决海洋争端、维护海洋权益较为可行的途径。     

论中国海洋安全与海洋法制

随着中国与主要周边国家陆地勘界工作的临近,可以预见,我国今后的威胁将主要来自海上;同时,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我国开发利用并依托海洋的深度与广度将不断拓展,面临的海上问题将日益增多,即所谓的海洋安全或海上保安。海上安全主要为海上通道安全(海盗行为)、海域划界争端包括岛屿主权归属引发的冲突安全、测量活动尤其是军事测量活动引发的军事安全、大陆架外部界限扩展引发的公海航行安全等。而确保海洋权益、维护海洋安全的重要措施之一是积极遵守国际、区域以及双边关于海洋问题的条约制度,重点是制定和完善国内相关海洋政策与法制。     

论专属经济区军事利用的法律问题

专属经济区是海洋法公约创设的自成一类的新海域和新制度。沿岸国对其自然资源拥有主权并享有专属管辖权。其他国家在沿岸国专属经济区虽享有“航行、飞越”等有关军事利用的自由,但这种自由不属于传统的公海自由,其上覆区域也不是“国际空域”。因此,任何国家任何形式的军事利用活动,都必须尊重沿岸国的主权和安全,只用于和平目的,禁止一切非法活动。沿岸国和其他国家在专属经济区水体和海床军事利用权限的范围和程度上是有区别的。     

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风险分析

随着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的日益增加,投资目标国以国家安全为借口的审查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法律障碍的情况凸显,况且我国仍缺乏完善的海外并购法律保护体系,缺乏完善的风险防范和救济机制。因此,本文拟从研究欧美发达国家对外资并购在国家安全审查方面的法律规制入手,提出了我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防范投资目标国国家安全审查风险的具体措施,以期为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铺平道路。     

军事行政复议制度构想

创建军事行政复议制度是新世纪新阶段规范军事行政权行使、维护部队和谐稳定、提升依法治军水平的必然要求。国家行政复议制度的逐步完善、依法治军实践的不断发展、外军行政复议的制度设计为创建该制度奠定了良好基础,提供了有益参考。构建该制度的重点是以国家法律为基本依据,有效平衡军事行政权力与军人权利、军事需要和司法需要,合理确定军事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参与人、管辖制度和运行机制。     

海外并购的额外法律风险及其对策——由“中海油并购优尼科案”引发的思考

海外并购的额外法律风险是投资者在海外并购活动中所面临的人为的、非投资者所能控制的东道国基于国家安全、民族利益等因素而援用或制定特别法律进行监管所产生的特殊风险。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可能给投资者的海外并购带来一定的额外法律风险。近年来,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日益增加,却缺少对海外并购额外法律风险的防范和救济机制。这就需要我们积极寻求投资保证、体制和外交上的支持与救济对策,为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铺平道路。     

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风险分析

随着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的日益增加，投资目标国以国家安全为借口的审查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法律障碍的情况凸显，况且我国仍缺乏完善的海外并购法律保护体系，缺乏完善的风险防范和救济机制。因此。本文拟从研究欧美发达国家对外资并购在国家安全审查方面的法律规制入手，提出了我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防范投资目标国国家安全审查风险的具体措施，以期为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铺平道路。     

国家利益、国家战略和中国海外安全利益研究综述

中国在地区和全球性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国家利益构成发生新变化,国家利益内涵增加,海外利益不断扩大。国家利益的维护手段也有新变化,需要国际合作、应急机制和外交管理等新的手段。中国国家战略需要统筹国内、国际利益,要更加重视海外利益,尤其是海外安全利益。一国的发展离不开安全的环境。海外安全利益是海外经济利益的重要保障。本文主要辨析了国家利益、国家战略和中国海外安全利益等概念,并分析了中国国家利益构成新变化和国内对海外利益的研究现状。     

物权请求权能否作为诉讼时效客体

各国关于物权请求权是否为诉讼时效客体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颇多争议,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和正在起草的《民法 典》关于这方面规定存在着许多弊端,从理论与实务角度分析认为物权请求权不能够成诉讼时效的客体。     

从思维和存在关系的新视角探求诉讼证明方法

诉讼证明本质上是一种思维活动,诉讼证明的对象可分为两种最基本的形式:法律事实的证明和法律关系之证明,而法律事实的证明又有赖于客观事实的证明和心理事实的证明。证明对象不同,其相应的证明方法也不同。客观事实的证明遵循的是自然科学规律,而心理事实的证明遵循的是思维规律。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之宪政经验述略

清帝逊位之初十几年的中国近代史，就是围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斗争史。国民党试图凭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实现责任内阁和政党政治；袁世凯或明或暗地破坏该法，欲使中国社会回归传统，让自己君临天下。然而，最终双方都以失败而告终。何也？在袁世凯，大概因为封建传统思想严重，过于迷信武装的力量和政治手腕，以至于公然逆民意和历史潮流而动，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国民党，大概因为没有真正接受宪政文化的洗礼，没有彻底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对时局的把握也不够准确，以至于不知不觉地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     

隐私权制度中的权利冲突

现代社会,隐私权日益成为一项重要的人格权。基于隐私权概念的不确定性和法律的局限性,隐私权与其他权利的冲突不可避免。解决的方式有立法和司法两种。其中司法中的利益衡量方法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类型化研究来看,隐私权与表达自由的冲突主要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而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则主要通过立法途径解决。     

完善我国继承权丧失制度的若干思考

继承权丧失制度是继承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直接关系到继承权丧失人和其他继承人的切身利益,而且对于保障家庭职能的实现,弘扬法律的公平价值理念,维护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构建和谐社会,均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国现行的继承权丧失制度过于原则、简单,缺乏可操作性.一直以来学界对该问题也少有涉足.对继承权丧失制度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探讨,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完善该制度的建议.     

论挪用公款罪的客体规定性及故意内容

按照挪用公款罪的客体规定性,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实施的挪用公款行为,利用“从事劳务活动”之便实施的挪用公款行为,不为谋取私利或者不以个人名义而挪用公款的行为,都不能构成挪用公款罪。2002年4月28日立法解释第(一)项不科学。“归个人使用”只是挪用公款罪的目的要件,不是故意内容,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时间、数额不是故意内容,只是定罪情节。     

四肢关节活动度测量方法研究

目的研究有效的四肢关节活动度的测量方法。方法以被测关节为原点,在构成该关节的“两边”上各取一点组成一个三角形,分别以两脚规测出“各边”的长度,运用数学原理,分别测出被测关节最大及最小限度活动的度数,计算出该关节的实际活动度及失能度。结果提高了准确度,减少误差,弥补了其他方法的不足。结论三角形法简便易行,克服了四肢因体态、制作工艺等因素造成的误差,是一种客观、精确、有效的新方法。     

制约与解释--生活场景对法律生命的考量

人与社会存在的固有事实与本来逻辑显示,内含秩序与正义两大终极价值的法律与人的生活场景紧密结合在一起.法律的存在也是一个过程,具有断裂的可能性.人的生活场景是由自然性的物质世界、社会性的物质世界、文化世界、关系世界构成的统一体,决定着法律的生成、运作与进化;法律也不断地解释着人的生活场景,法律的生命在解释的过程中体现出来.在此过程中,法律必须具有深厚的亲和力.     

经济法与行政法在何处重合？——试论经济行政法

经济法从产生以来就面临着其他部门法尤其是行政法的挑战,不断提出否定它的独立的法律部门的学说,甚至将其看成是行政法的分支学科,称其为经济行政法.其实,经济法有其独立的调整对象,在许多方面也不同于行政法.经济法决不等同于经济行政法.经济行政法是经济法和行政法的交叉或是说重合而形成的有其独立的调整对象的亚部门法.     

邓小平法治思想与我国政府法治的实现路径

邓小平法治理论论述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方针、基本要求、民主与法制的辩证关系和立法、执法、司法、法制宣传教育以及一系列法治理论,对推进我国政府法治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为我国政府法治的实现路径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