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证人模式与司法鉴定模式之比较

专家证人模式与司法鉴定模式是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在解决专门性事实问题上两种不同的模式。两者在法律文化基础、有关专家的诉讼地位和资格、程序启动、质证、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上都有很大的不同。然而,由于两种模式都存在其固有的缺陷,近年来各国都在进行相应的改革,出现了相互融合和借鉴的趋势。     

专家对第三人责任的规范模式与具体规则

专家对第三人责任案件可以大致分为专家意见案群和遗嘱案群。即便专家采取非个人执业的方式,其个人也应当对受害人负责。在比较法上,专家对第三人责任的规范模式主要有侵权责任和合同责任两种。我国现行法采侵权责任模式,在立法论上也应当采此种模式。而在此模式下,专家对第三人责任的若干特殊的、重要的规则也需要专门予以探讨     

论我国私人承担行政任务的行政法规范模式选择——基于德国主观主义模式与法国客观主义模式的比较

我国行政法不具有规范私人承担行政任务的功能。德国和法国都将私人承担行政任务纳入了行政法的规范,但两国基于不同的法哲学立场采取了不同的规范模式。比较德国主观主义模式和法国客观主义模式,综合考虑两种模式的功能完善程度和对我国的适应程度,我国应选择在安定性和合目的性之间予以调和的相对主义模式。     

行政诉讼调解模式论

本文主要探讨行政诉讼调解的两种不同模式:"调审合一"和"调审分离"模式。分析在不同国家所采取的模式,比较两种模式的不同和利弊,针对我国行政诉讼的调解提出解决方法。     

公众参与、专业知识与政府绩效评估的模式——探寻政府绩效评估模式的一个分析框架

政府绩效评价,本质上是对公共政策实施过程和效果的评价,是公共政策完整逻辑过程的一个环节;因此,关于公共政策分析的框架以及与此相关的知识论视角,同样可以适用于对政府绩效评价模式的分析。绩效评价有两个模型,即公众参与模型和技术理性模型。由于在公共行政过程中专家和大众具有不同的知识和政策评价标准,因此不论是公众参与模式的绩效评估模式还是技术理性模式,都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而将公众和技术理性结合起来的复合型政府绩效评价模式,可以兼顾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和技术理性,实现绩效评价实践对公共政策民主化和理性化的政策学习功能。     

论刑事诉讼模式的改革及完善

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现代刑事诉讼模式主要有职权主义诉讼和当事人主义诉讼。这两种诉讼模式尽管在诉讼结构、发现犯罪事实等方面有许多不同,但同作为现代诉讼模式,两者没有实质的不同,在人权保障、诉讼职能等方面有很多共同点。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模式不属于职权主义诉讼,在诉讼理念上存在重大差别。本文指出我国的刑事诉讼改革应确立一种现代的诉讼模式,并建立与之相配套的制度。     

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模式之转型

以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所涉主体为基点，通过考察行政机关、利害关系人、专家和普通公众四类主体在食品安全风险规制中所承载的不同角色和功能，可以抽象出食品安全风险规制的两种模式。我国传统的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模式属于自上而下模式，食品安全法的颁布与实施强化了该模式。面对当前我国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自上而下的规制模式在风险议题形成、安全标准制定、风险评估、风险信息沟通和风险管理等方面面临全面挑战。相互合作的规制模式有当代政治法律理论和国外食品安全风险规制经验的支持，有助于在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所需要的理性与感情、科学与民主之间寻求尽可能的平衡，符合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规制的现实需要。在规范层面上，该模式的制度框架由核心制度、支持性制度和技术制度构成。     

走出民事诉讼模式的误区——民事诉讼模式划分问题研究

本文主要分析了民事诉讼模式的含义和民事诉讼模式划分问题,通过对两种划分方法的对比,将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从原则和模式两个层次上予以界定,以及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变的背景下为了民事审判方式能正确进行,必须超越两大法系在具体制度上存在的巨大差异,运用模式分析法,将它们的共同点统一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上。     

试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事诉讼模式──也谈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

各国的民事审判模式，主要有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两种模式，与此相适应，也存在两种不同的庭审方式。上述两者都有诸多局限性。我国由于历史原因和受苏联的影响，一直采用职权主义模式。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必须进行庭审方式的改革，在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两种模式中，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诉模式。     

走出民事诉讼模式的误区——民事诉讼模式划分问题研究

本文主要分析了民事诉讼模式的含义和民事诉讼模式划分问题。通过对两种划分方法的对比，将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从原则和模式两个层次上予以界定，以及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变的背景下为了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能正确进行，必须超越两大法系在具体制度上存在的巨大差异，运用模式分析法，将它们的共同点统一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上。     

刑事证据制度修改的亮点与难点

证据既是刑事诉讼活动的基础,也是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直接决定了刑事审判的质量。新《刑事诉讼法》对证据一章做了较大调整．增加了新条文、增设了新制度,如何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该部分的条文变化是理论界和实务界目前首要关注的问题。本文对新《刑事诉讼法》证据部分进行了系统梳理,将证据章修改的“亮点”归纳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入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以明确、证人出庭与证人保护协调一致．核心精神在于保障人权。同时提出证据章修改的“难点”是证明问题．结合立法过程中产生的争议和质疑对证据规则、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问题进行了评述。     

在自由与规制之间——两大法系自由心证主义比较研究

诉讼正义实现的基础在于案件真相的发现.就案件真相的发现模式而言,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虽然发展历程彼此相异,但却殊途同归.前者经历了从绝对自由的证明到相对自由的证明;后者经历了从绝对不自由的证明到相对自由的证明.现代两大法系自由心证主义以自由与规制、真相发现与抑制主观随意性为最重要的特征.两大法系对自由心证的合理规制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取向与枢架:两大法系刑事证据法之比较──兼论中国刑事证据立法的基本走向

本文从宏观角度对两大法系刑事证据法的基本内容：证明标准、证据资格（可采性）、证明责任以及证明力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了两大法系刑事证据法差异和共同点的形成原因。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中国刑事证据制度现状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并结合现实国情提出了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证据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框架。     

书证搜集裁判:模式比较与本土改造

引入两大法系共通的书证搜集裁判,有利于解决我国当事人提交书证能力不足的现实问题。在裁判模式上,大陆法系和美国在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其书证搜集裁判的适用范围大致相似,并且裁判本身都在解决纠纷过程中发挥决定作用。在裁判效果上,妨碍书证搜集的一方应当在不同情况下分别于证据、事实、请求和程序层面承担不利后果。从现有制度出发,法院依申请取证制度应当引入比较法上书证类型的共识并且区分法官的裁判义务事项和自由裁量事项,同时从条件和过程两方面控制法官的裁量权,强调以裁判的形式加以保障。我国《证据规定》第75条正是书证搜集裁判的现行法基础,有必要重塑和细化其规范要件,并且建构层次清晰的裁判效果体系。     

TRIAL ON THE ELECTRONIC EVIDENCE: CHINA’S RULES ON ELECTRONIC EVIDENCE

How to use electronic evidence to decide cases has become a major conundrum in Chinese judicial practice. Starting with an analysis of a typical cas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wo basic ideas of electronic evidence in deciding cases, points out 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scientific proof and judicial proof, and concludes that it should follow the road of judicial proof by suitably refer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scientific proof. On the basis of such discussion, it further expounds on the models and the mechanisms of electronic evidence. In addition, considering Chinese traditional theory of evidential law and learning from the proving method in historiography, it puts forward the theory of evidential system for electronic evidence in the virtual space. Finally, it focuses on how to deal with the digital alibi in practice and arrives at a solution by managing those theories comprehensively.     

The Effect of Human Rights on Criminal Evidentiary Processes: Towards Convergence,Divergence or Realignmen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ontribution which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has mad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n evidentiary processes across the common law and civil law systems of criminal procedure in Europe. It is argued that the continuing use of terms such as 'adversarial' and 'inquisitorial' to describe models of criminal proof and procedure has obscured the genuinely transformative nature of the Court's jurisprudence. It is shown that over a number of years the Court has been steadily developing a new model of proof that is better characterised as 'participatory' than as 'adversarial' or 'inquisitorial'. Instead of leading towards a convergence of existing 'adversarial' and 'inquisitorial' models of proof, this is more likely to lead towards a realignment of existing processes of proof which nonetheless allows plenty of scope for diverse application in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settings.     

论医疗侵权纠纷案件的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分配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其基础理论为“法律要件说”,由此而推导出“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举证责任倒置是对“谁主张,谁举证”规则的修正,与侵权行为法相伴而生,其适用条件是由法律严格限制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医疗侵权诉讼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这样规定并不妥当,理由也不充分,缺少法律基础,对医学发展不利。要完善我国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应当从明确医疗侵权行为的专家责任性质入手,建立专家举证制度,实行举证责任轮换,构建分散医疗风险制度。     

具体举证责任视角下举证妨碍理论与制度的重构

举证妨碍理论的产生与现代证明责任理论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而在晚近兴起的“具体举证责任’’理论视野之下,这一概念与制度也将悄然重构。举证妨碍概念在不同的理论背号下的界定或建构是有区别的,在具体举证责任理论下举证妨碍的行为主体、针对对象及行为方式均与传统界定有别。举证妨碍的多元理论基础之间存在逻辑层次关系,相应的救济效果也需体系化重构。举证妨碍作为法解释学上的一个概念不仅也不应囿于实定法上的明确规范。     

刑事被告人证明责任进程分析

英美法系的提出证据责任、说服责任和大陆法系的主观证明责任、客观证明责任,严格来说,存在区别不能简单等同。比较而言,前者更利于描述证明责任在诉讼程序中的运作状态。应以英美法系的证明责任分层理论为分析工具,比较刑事被告人证明责任在英美法系国家、大陆法系国家及日本的运行进程,以期对我国的刑事被告人证明责任有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