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无权处分法律制度

我国《合同法》第51条规定了无权处分行为,本文从无权处分行为的内涵及法律界定、法律效力、法律后果等方面对无权处分制度进行了分析阐述,同时对与无权处分制度相关的其它法律制度在运用上的不同进行了分析探讨,以期能够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无权处分法律制度。     

我国无权处分制度立法模式之选择

无权处分是一项复杂的法律制度,其涉及到权利人与第三人、权利人与无权处分人以及无权处分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牵涉到民法总则中的法律行为、债权法中的买卖契约、物权法中的交付与登记的公示制度、不当得利与无因管理等法律制度,在德国、我国台湾民法,还涉及到物权行为制度.在这么复杂的法律关系中,物权行为的采用与否对无权处分的理解有很大的影响,物权行为模式下的无权处分与非物权行为模式下的无权处分有着重大的差别.     

无权处分与合同效力

无权处分制度涉及三方当事人和三层法律关系,跨越民法总则、物权法、债法三大领域,王泽鉴先生多次对无权处分进行论述,称其是"法学上之精灵"①。本文旨在抛开物权行为影响,希望把无权处分从纷繁复杂的物权行为争论中解脱出来,从合同生效要件及我国《合同法》中无权处分规定与《物权法》相关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上进行分析,通过法律解释的手段,对我国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作简要的论述。     

再论无权处分——以处分行为与物权行为的价值冲突为突破口

通过对无权处分行为制度进行历史考察、价值分析及其与相关制度的衔接问题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无权处分行为的性质应当界定为债权行为,它的效力应当不受处分人的“处分权”的影响,它已从传统的效力待定的法律行为类型中逃离,而成为有效的法律行为。至于无权处分中的物权变动效力,在有效的债权行为的基础上,结合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和善意取得制度,这个问题便迎刃而解。无权处分人有无处分权以及原权利人是否追认只是债的履行问题,这样就避开了适用处分行为(物权行为)这个矛盾而又费解的规则。这样的立法不仅简洁实用,而且还能够使无权处分制度很好地与其他制度协调起来。     

论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

无权处分是民事法律行为中的一项内容,而善意取得是物权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两者在适用时,特别在涉及对他人财产进行处分时,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法律后果,此时,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制度发生了竞合。我国法律对此规定并不完善,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尚存不足。笔者以下就无权处分、善意取得及两者的法律冲突问题,作简单探讨。     

论无权处分的效力

无权处分问题涉及到无权处分人、相对人与权利人三方面的法律关系，横跨物权法与合同法两大法律部门，牵扯到权利人和相对人两方面的保护问题，可以说无权处分制度的完善与否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财产法的内部和谐问题。只有将无权处分合同认定为有效，才能很好地与合同相对性、善意取得及权利瑕疵担保制度相衔接。     

论无权处分行为——兼析《合同法》第51条

作为“法学上的精灵” ,无权处分的理论魅力在于其与法律行为、合同效力、不当得利、善意取得等制度的关联。本文从开放的视角 ,检讨了《合同法》第 5 1条对无权处分的规定 ,并积极探索对其制度完善之路。     

无权处分问题研究

无权处分,王泽鉴先生称其为"法学上的精灵",其理论魅力在于与法律关系、合同效力、物权行为理论等制度的关联。由于物权行为理论的创制以及法律行为的概念的产生,无权处分的内涵亦随之复杂,它的处理现在已不仅涉及到权利人与第三人、权利人与无权处分人以及无权处分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还涉及到物权行为制度。本文从一则案例的判决入手,对无权处分问题做了简单的论述。     

试论无权处分

无权处分是我国《合同法》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本文旨在揭示无权处分的内涵、无权处分的效力、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之法律冲突、以及相应的法律后果和权利救济等问题。     

无权处分与履行不能

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与法律行为、物权变动模式、善意取得、履行不能等制度密切联系,特别是物权变动模式的选择对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影响甚巨。本文重点论述无权处分与履行不能的关系,二者如何建构方能达到法律逻辑与公平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