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制工作统揽司法行政改革发展的认识与思考

法制工作牵动全局、关乎长远,在推动司法行政改革发展中具有基础性、根本性、保障性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不断完善和社会管理创新深入推进,法制在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秩序、平衡各方利益、化解社会纠纷、维护     

作为契机的危机——制度变迁视域下的“大萧条”之于经济法

危机是制度变迁的非根本性因素,但在变迁进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蕴藏巨大破坏性的经济危机,基于其紧迫性、不确定性、系统性等特点,能够降低制度变革的各项成本,并促使个体意识形态快速转变和社会意识形态有效整合,为新制度的确立、实施与巩固创造了常时不具备的条件。从该意义上讲,危机正是制度变迁的契机。契机的含义包括对危机功能的认识和变革时机的把握。美国经济法正是在应对大萧条的过程中从传统部门法脱胎而出。历史和逻辑表明,经济危机是经济法产生的契机。     

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与前景

本文认为，２０世纪的中国社会经历过三次历史巨变与三大法律革命。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所发生的一场法制创新运动，具有自身独特的个性。我们要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发展道路，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和模式。文章就如何看待西方法律文化对中国的冲击，如何理解传统在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如何认识法制变革进程中的政府功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法理学探讨     

论两宋民事法制的发展

将两宋民事法制发展置于整个宋朝的社会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宋朝的民事法制虽然在制度层面上较之前代详备发达,但却没有产生具有时代意义的民事法制。在宋朝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没有独立的商人阶层、个人意识淡薄、权利意识模糊难成知识体系、固有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及其强大惯性等多种因素决定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始终难超越厚重的历史文化传统及其影响下的社会生活实际,商品经济的繁荣也只能被局限在狭小的范围内促进民事法律内容及技术上精细烦琐,却无法赋予这种内容以实质的精神内涵,因此难以引发民事法制发生根本性发展和变革。     

社会文化认同与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反思

纵观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发展变化,社会文化认同作为影响法制现代化的重要因素,随着法制现代化进程的演进,其角色、地位和作用也有一个逐渐演化的轨迹。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法制现代化进程中,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文化认同与法制变革相互依存,并以各自的结构性更新和转型为前提,从对方那里获得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保证和条件,在互动过程中一体化走向成熟。     

市场经济与法学观念更新的思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不仅意味着我国经济体制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而且也预示着我国法制体制、法的观念、法学理论将产生相应的变革和更新。研讨法学理论转变,法学观念更新,无疑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对法学理论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一、市场经济的法学视角市场经济与法制密不可分,但市场经济还不能和法制(法治)经济划等号,而是一定意义上的法制经济。其一,是说市场经济有其本身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本质上,市场经济本身受经济发展规律所决定,这种规律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论清末修律的方法与意义

清末修律运动是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历史阶段，是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过渡的转折点。从法律形式与精神两方面看，清末法制变革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而从其出发点与方式方法上，它又体现出改良的意图与特征。这种改良与革命的历史性统一，反映出社会领域中法制变革的特殊性。我们应辩证而历史地看待这一时期法制变革的特殊意义。     

变法、法治与国家能力——对中国近代法制变革的再思考

在清末以来的中国社会变革中，法治不是主导性话语，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而非法制才是近当代史的主题。这启发我们认识近代以来中国法制变革的一个新角度：其最初的使命并非为了“以法治国”，而是“以法强国”。因为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华民族首要与最为急迫的任务乃是增强国家能力以抗外侮，平内乱，应对危机。清末的法制变革之所以失败，就在于它未能成功地增强国家能力并应对这两个挑战。结合政治学、史学与法学的分析可以发现，法治乃是常规社会的稳定器，它在大变革的社会中并不能增强国家能力以对外驱逐侵略，对内重构秩序。法治之要旨固然在于限制国家权力的专横，但在所谓后发国家，法治的建成却端赖于强大的国家能力。而国家能力就是理解近代以来中国法制变革的一个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     

行政执法原则浅谈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的进程中．法治必须贯穿始终。只有不断健全完善法制，严格依法行政，才能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人民文明进步。可以说，依法行政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的一大进步．也是行政管理方法的一大变革。因此，为维护市场经济正常、有序地发展，必须要严格执法．而严格执法则必须在公正、文明、廉洁、高效的原则基础上进行。     

法制的进化与中国法制的变革——走向法治之路

法制的进化与中国法制的变革——走向法治之路蔡定剑本文从阐述人类社会法制进化的一般规律出发，分析了中国法制发展的历史进程。指出由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中国法制正处于从传统迈向现代化的历史变革时期，中国首先需要实现法律精神的现代化，并依现代法精神对...     

试论我国社会法的基本范畴

社会法,是指调整国家和人民之间社会给付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社会法是在社会保障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超越了社会保障法的给付模式和给付水平。社会法在性质上属于公法,并且以社会给付为核心。我国社会法的体系宜分为“社会预防制度”、“社会扶助制度”、“社会促进制度”与“社会补偿制度”四大板块,这四大板块与社会给付程序法及社会救济法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社会法体系。它们在维护社会安全、促进社会公正上发挥着相互衔接、互相补充的功能,并形成一张安全网,保障个人在遭受各种风险时的生存和发展机会。     

中国经济法的改革与创新——一种制度变迁的视角

经济法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中国经济法的改革与创新,是在改革开放、社会转轨的大背景下完成的。经济法的发展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方面,＂渐进式改革＂注定了经济法在发展初期以国家本位为主导、以经济行政法规、法律＂双轨制＂立法为特征,在稳定的前提下,以较小的社会成本获得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政治的科斯定理）。早期我国经济法属于典型的＂由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意识形态的转变、以及国内外法制环境的变迁,特别是中国加入WTO,经济法完成了从国家干预法到国家协调法、从国家本位到社会本位、从国内法到国际转轨、从实体法到程序法、从硬法到软法、从公法到公私融合的六大转变。＂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新时代下,＂以人为本＂,以科学发展观为理念,经济法正迎接新的发展契机。     

冲突法的范式进化论

冲突法迄今为止的发展是由主体性、主体间性和社会性三种范式的进化演变构成的。三种范式的根本区分在于其致思路径的差异。主体性范式立足于冲突主体的身份、法则及其利益来直观和直接地解决法律冲突;主体间性范式发展出“间性”思维以变革主体性范式的“极化”思维,要求从主体间的关系或者主体间的协调立场出发构思法律冲突消解方案;社会性范式以境域化的现象学思潮为背景支撑,构建出社会责任、公益责任和私益责任三位一体的冲突法新使命。社会性范式远非冲突法的终点,它自身再次暴露的范式危机表明冲突法的征程乃是一条永不休止的进化之旅。     

“以人为本”法律价值探究及其法治理念构建

法律上重要的不是原创性,而是是否合乎民族性。普遍的法观念的确认,是对法的概念的综合性认知。法观念的形成,是认知个体传统法律文化的综合体现,包括法的概念、法的生成及法律发展史。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对构筑现代意义之中国法治具有理论上的借鉴意义。故此,“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之一种,在传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同时,归因于自然法观念与人类进化及社会公益观念的和解。     

经济法“国家干预”法律机制的探讨

为应对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世界各国政府对市场经济采取了各式各样的干预手段,使国家干预成为当今最热门的话题,其重要性勿庸质疑。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规范,应具有其固有的法律价值和规范模式。文章通过对经济法语境下＂国家干预＂内涵的分析,从经济法律规范的逻辑设计和规范结构剖析经济法对＂国家干预＂的规范模式。     

“谣言事件”与舆情管控——论谣言事件过程中政府媒体的舆情引导策略

"谣言事件"的发生发展与政府和媒体有着密切的关系:前瞻性宣传的消极化倾向为谣言的滋生提供了条件;谣言事件发生过程中相关部门举措失当会加剧危机态势扩大;谣言平复后缺乏有组织的、系统化的反思和教育。对"谣言事件",需要政府和媒体高效互动:建立危机宣传预警机制,做好"防谣"、"辟谣"预案;将媒体联动和政府举措相结合,畅通信息沟通渠道;积极及时组织舆论开展系统讨论和反思,培育民众的理性素质。同时,由于自媒体在信息传播方面有着实时性、简化强化性和灵活性等特点,政府和媒体还要积极发挥互联网特别是"自媒体"在舆论引导中的作用:要完善自媒体信息传播的法律法规;积极开设并良好维护官方自媒体平台,构建新型信息传播渠道;重视网络"意见领袖"的作用。     

全球法律一体化的理论反思

全球法律一体化问题是法律全球化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21世纪，全球法律正处于空前的融合发展阶段，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法律的互相影响甚至趋同化趋势勾勒出了前所未见的全球法律发展图景。但是，立足于历史和现实．我们既要看到一体化给世界法律发展提供的契机，也要看到一体化之下隐藏着对公平、正义、本土资源甚至和平与稳定的重大挑战。本文从“一体化”的危机意识入手探求和谐发展法律全球化之路。     

论行政复议制度修改的若干问题

现行《行政复议法》自1999年实施以来,对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仅对维护公民、法人、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的救济作用,而且对解决行政争议也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现行行政复议制度在某些方面已不能完全适应新时期、新形势下行政复议工作的需要。因此,早在2010年,全国人大就将《行政复议法》的修改列入了年度立法计划,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对《行政复议法》的修改已经正式启动。《行政复议法》的修改,是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一件大事,也是加强社会管理和创新的一项重要举措。本文拟就《行政复议法》修改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浅谈一些思考。期盼完善行政复议制度,使其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     

如何构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新机制

当代西方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正从"黄金时期"转入"社会福利危机时期",对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来说,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也面临价值选择与制度重构的双重挑战。在统筹城乡发展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大背景下,社会保障的核心价值理念应从"反贫困、重效率"向"保障积极人权、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回归;社会保障的核心制度模式应当是发展型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发展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是将国民的发展权置于首位,促进充分就业,使发展型社会保障与积极的就业政策之间呈现良性的互动。我国应依据上述原则和理念,构建社会保障制度的新机制。     

面子文化下的权力再生产——基于社会互动与资本交易的理论视角

在中国，“面子”是一种典型的文化产物，也是人际互动中重要的社会资本。面子资本参与权力再生产的过程类似于资本交易，其本质是将行政权力异化为权力资本，并将公共利益异化为特殊利益，其结果损害了社会的公平、公正和政府的合法性。从文化传统本源审视，这一现象与国人对儒家道德主张的形式化理解、以及我国传统人伦社会的特征紧密联系。要阻遏其造成的破坏作用，需建立和完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利益协调与表达机制．明确公务员的权利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