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公证业务拓展和业务规范

良医治未病，是公证预防纠纷、减少诉讼职能的真实写照。作为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有国家保障的ADR（诉解决纠纷）形式。公证不等同法院“不告不理”，其应该主动寻找施展自己职能的领域．而不是坐等办证，不是固步自封。如果说法院本身是“被动型”司法的话，那么公证就应该被认知为“主动型”。业务拓展，是公证“主动型”的体现。没有业务拓展．公证就没有了发挥自己制度价值的载体．     

新形势下公证“真实性”审查思辩

公证证明材料的收集和是否采用需要有公证员的主观认知、审查判断和确认。只有经公证员判断“真实、合法”的公证事项，才可以出具公证书。在“真实、合法”的判断中，真实性的判断是基础性的，但这一判断结果是否能够达到绝对的客观真实，在实践中不能一概而论。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公证机构所面对的“真实性”风险也是不同的。     

再探“赋予债权文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公证”

一、对最高人民法院及司法部相关规定的梳理 实务中．由于法律法规的规定较为原则，各级法院、相关金融机构，甚至一些公证机构、公证员对赋予债权文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公证（以下简称“具强公证”）的理解不尽相同，长期以来存在各种偏差。有些法院及公证机构也曾试图分析和理解《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以下简称“《联合通知》”）等关于具强公证规定的“立法本意”．这样的做法本无必要，因为从基础法律理论人手即可明白．相关规定已经明确了何种文书可以经公证赋予强制执行效力。     

楼上老丢垃圾请公证镇住他们

“现场事实状况公证”帮助解决纠纷出奇效，公证证据可被法院直接采纳。     

关于强制执行公证若干问题的探讨

特定公证书具有司法执行力为大陆法系国家公证制度的特点,是拉丁公证制度的传统。《拉丁公证制度的起源及其发展趋势》一文说：“拉丁公证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特殊原则，公证文书具有无可怀疑的执行力。拉丁公证制度规定，对于追索金钱物品的债权文书．如果债务人不能履行其给付义务并经过一定时限．债权人有权依据公证文书副本径直向法院申请执行，无须另经法院的审判程序。”     

公证证明效力研究

公证证明具有约束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效力，法院对公证证明事实的实质审查判断的自由裁量权受到限制或排除，对提出公证证明的当事人而言则具有免证的法律效果。公证证明在证据证明力方面具有优越性。公证证明的效力源于法律上的推定。公证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存在复式证明和单式证明两种形式，无论哪种形式，公证文书都是一种证据，在证据属性上属于书证，且是公文书、报告性文书。应在民事诉讼法中明确将当事人要求确认公证文书真伪的诉讼作为确认之诉加以规定。除涉及公证文书本身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公证证明事项在内容上具有很强主观性以及其他难以通过公证确认其真实性和合法性的证据以外，其他经公证证明的事项无须质证。     

经公证的债权文书的强制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第２４条以及《上海市公证条例》第３０条明文规定：“公证机构对符合条件的债权文书进行公证后，依当事人的申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即此时的公证债权文书相当于１份生效的法院文书，它把法院本应审查的程度降到了最低。现笔者拟从经公证的债权文书和法院生效文书的区别、担保合同是否属于债权文书以及主合同与从合同间的相互效力关系３方面进行阐述。一、强制执行的债权文书的认定根据最新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以下简称《联合通知》…     

新形势下对公证“真实性”审查的要求

公证证明是公证员依据法定程序．根据自身经验和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通过法律判断作出来的证明活动，一切证明材料的收集和是否采用需要有公证员的主观认知、审查判断和确认。只有经公证员判断“真实、合法”的公证事项，才可以出具公证书。在“真实、合法”的判断中，真实性的判断是基础性的．但这一判断结果是否能够达到绝对的客观真实，在实践中不能一概而论。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公证机构所面对的“真实性”风险也是不同的。     

强制执行公证争议问题研究（上）

第一个问题 关于赋于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的范围 一、争议的沿革 自1982年颁布《公证暂行条例》以来，法院和公证机构对赋于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的范围（以下简称“执行范围”）一直存在不同认识。这是困扰强制执行公证的核心问题。     

执法者要带头守法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报道了沈阳市某公证部门对一私营企业违规兼并国有企业的无效行为进行公证,从而导致另一债权人3600万元的债务被悬空的新闻。据悉,当法院作出了撤销该部门违规行为的判决后,这个部门仍然我行我素拒不执行法院的判决。对此,人们不禁要问,公证部门本是执行法律的,同时也担当着普法的重任,却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