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个案间量刑的失衡

刑事审判活动包括定罪和量刑两个方面，由此决定了刑事司法公正也必然要求并体现在定罪公正与量刑公正两个方面。我国刑法采用的是相对确定的法定刑，从一定意义上讲，量刑公正比起定罪公正更为重要。因为“定罪正确不等于量刑正确，量刑的意义不能为定罪所取代”。①如果量刑不公正，不仅损害定罪公正的法律意义，而且势必破坏司法公正价值目标的实现。长期以来，刑法理论界、刑事立法界乃至刑事司法界对于立法上整体的罪刑关系和司法上个案本身的罪刑关系比较关注，十分强调罪与刑的均衡与相当，②而对于司法实践中个案之间的罪刑关系重视…     

刑事政策介入刑法的途径及反思——以“李斯特鸿沟”的消弭为主线

刑法体系与刑事政策的割裂被称之为"李斯特鸿沟",发展刑事政策在刑法实践中的运用是应然之道,其中要注意刑事政策运用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平衡。本土语境下,刑事政策对刑法的介入主要体现在定罪、量刑、刑法解释等方面,实践中出现了刑事政策与罪刑法定原则、刑事政策与民意的冲突。如何对刑事政策在刑法中的运用进行规范和制约,在实现目标的同时,维护罪刑法定,维护法治与人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法治、罪刑法定与刑事判例法

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是 :中国目前是否需要刑事判例法？如何认识和处理成文刑法与刑事判例之间的关系？首先应交待两个前提 :第一 ,本文所说的刑事判例法 ,是指将一定法院对刑事案件的判决作为刑法渊源 ,成为定罪量刑的法依据。至于最高司法机关对成文刑法的解释即司法解释 ,当然不是判例法。第二 ,本文的观点仅限于刑法领域 ;至于民法等私法领域及其他公法领域应否建立判例法制度 ,不在本文考虑之列。法治在刑法领域表现为罪刑法定原则①。一个没有实行罪刑法定原则的国家 ②,不可能是法治国家。因为法治的任何含义、价值 ,都可以在罪刑法定…     

量刑辩论纳入庭审程序的经验与反思——基于司法实践的样本分析

一、引言准确定罪．精确量刑．是国家发动刑事诉讼的司法追求。刑事裁判包括定罪和量刑两个部分．分别对应于刑罚的罪刑法定及罪刑相适应原则．因此量刑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题中之义。纵观各国量刑程序．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的分离式定罪量刑程序．还是大陆法系国家的一体化定罪量刑程序．都力图通过控辩双方的有效辩论来实现量刑程序的公开公正。在英美国家,刑事审判设置了独立的量刑听证程序．包括检察官、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被害人和中立的社会调查机构都充分参与并影响干预法官的量刑决策过程。而在大陆法国家．     

“量刑反制定罪论”不违反罪刑法定

量刑反制定罪论高举实质正义的大旗,强调量刑对定罪的反作用。然而认为该理论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批评比比皆是,目前学界主要存在滥用司法权、突破构成要件限制以及违反传统的罪刑关系这三个批评意见。抽象意义上的滥用司法权以及违反传统以罪定刑的观念无法形成有力的批评,但量刑反制定罪不能突破构成要件的限制,在此前提下的量刑对于定罪的反作用正是该理论的合理性所在,这种解释论意义上的量刑反制定罪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与刑事司法

罪刑法定与刑事司法张敏徐丰兰我国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新刑法）第３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从此，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得以全面确立。罪刑法定本质上是作为罪行擅断...     

对量刑规范化的几点思考

量刑是对犯罪行为的法律后果的确定。长期以来 ,刑法理论界、刑事立法界乃至刑事司法界对于立法上整体的罪刑关系和司法个案本身的罪刑关系比较关注。十分强调罪与刑的均衡与相当。刑事审判活动包括定罪和量刑两个环节 ,定性准确和量刑适当是刑事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从一定意义上讲 ,量刑公正比定罪公正更重要 ,因为司法实践中个案之间量刑的不均衡 ,会导致涉案被告人及其亲属、被害人的不满和对立 ,继而引起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乃至法治的怀疑与动摇等等。因此 ,利用现有的法律资源 ,结合量刑实践经验 ,总结一套相对科学的量刑规则 ,对指导…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的适用

我国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是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将罪刑法定原则明确规定在刑法中．这是修订后的我国刑法的一个显著特点。罪刑法定原则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对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有指导意义的原则。这一原则体现了国家与社会的法制精神，体现了对公民的人权、民主、自由的充分保障，是一项进步的文明的法制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与贯彻实施，对于实现我国刑法的任务，惩罚犯罪、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司法实践中如何…     

关于非数额犯罪量刑基准的调研报告

前言定罪与量刑是刑事司法的基本内容和中心环节。在定罪正确的前提下,实现刑罚目的的关键在于量刑的公正性与合理性。当前,如何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保证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真正实施,切实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已成为实现司法公正和刑事法治的一个突出问题。     

浅谈对《刑法》二百六十九条的认识

罪刑法定、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和罪刑相适应是我国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其中，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是在定罪量刑过程中经常要使用的原则。由于我国《刑法》第269条的内容没有遵循上述两条原则，造成该法条在司法实践的应用中出现不少问题，下面笔者结合这一条文的内容，阐述一下观点。     

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问题研究

贪污受贿之定罪量刑标准关乎惩治贪污受贿犯罪的力度和效果,是我国刑事法治领域重大的理论和实务问题。当前我国贪污受贿的定罪量刑标准存在难以全面适时反映贪污受贿个罪的社会危害性、不能充分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影响个罪之间罪刑设置的体系协调等问题。本文认为,应确立"数额+情节"的二元定罪量刑标准,引入罪群立法模式并明确各自定罪量刑标准,受贿罪与贪污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应实行分立,由司法解释规定并科学、合理设定具体数额标准,妥善解决数额标准适用时的省际冲突等问题。     

量刑法定化:罪刑法定原则内涵的应有拓展

罪刑法定原则必须与时俱进,刑法规范内容的多样化必然带来罪刑法定原则内容的多样化,但罪刑法定原则长期被学界定位为犯罪与刑罚的法定化,无法充分体现其限制刑罚权滥用的制度价值。随着刑事司法中的最大问题由罪刑擅断到量刑不公的转变,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亦应该有所拓展,即从"犯罪与刑罚之法定化"的二元格局迈向"犯罪、刑罚与量刑之法定化"的三元格局。其中,评价范围与评价方法的法定化,就是量刑法定化的题中之义。     

批判中求可能:对量刑反制定罪论的法理分析

疑难案件中定罪与量刑之间的矛盾在所难免,出于化解这种矛盾而提出的量刑反制定罪论并不是一个合法的、有效的进路。这一理论主张不仅背离了刑事法治的基本精神,扭曲了定罪与量刑之间的应然关系,而且还忽略了刑法解释对定罪与量刑之间矛盾的调适作用。其实,在量刑反制定罪论的背后,吸收了其合理思想内核的能动性刑法解释,因能够以扩大或限制解释的方式,有效调和罪刑关系之间的矛盾,所以又成为了替代量刑反制定罪论的可行路径。     

新解刑法第3条:条文式罪刑法定与法典式罪刑法定之集成

刑法第3条与罪刑法定原则之具体关系存在不同解读.唯一正确的理解可能是刑法第3条前半段是基于刑法条文的罪刑法定,后半段则是基于刑法典的罪刑法定.中国刑法较少从刑法条款尤其是分则条文之视角来讨论罪刑法定;刑法条文既是定罪的规范,也是决定刑罚的规则;总则诸条款的适用无不以分则条款之适用为前提,分则条文几乎都实践并反映着罪刑法定.第3条反映了以条文式罪刑法定为基础的法典武罪刑法定,进而记载并反映着支撑中国刑法根基的罪刑法定.因此,第3条文本正确的表述顺序可能是“本法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     

刑事和解的价值分析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人权思想的广泛传播与发展,以及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相当原则从绝对到相对的理论转变,刑事和解制度应运而生并逐步得到大家的认可。虽然在实践过程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但作为一种新的理念,刑事和解逐渐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试运用经济分析和推理比较等方法,从人权保障、诉讼效益等诸多方面,对刑事和解制度进行价值分析。     

刑法格言4法律在惩罚前应予警告

格言简析 法律在惩罚前应予警告的格言,意味着定罪量刑应以行为时有刑法的明文规定为限.概言之,没有事先公布的法律就没有犯罪,没有事先公布的法律就没有刑罚.法律考虑未来而不考虑过去的格言,意味着法律对未来有效,对过去无效.我们可以将这些内容概括为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法不溯及既往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内容之一,故刑法的溯及力与罪刑法定原则密切联系.     

浅析我国刑事和解在理论上面临的困境及出路

刑事和解是指在犯罪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加害者与被害者直接相谈、协商,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刑事和解制度,但是刑事和解已悄然兴起,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我国的刑事和解面临着一定的困境,在理论上表现为与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刑罚目的的冲突等。因此,应对刑事和解与刑法理论的冲突加以解决,并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使得刑事和解走出困境,找到其出路。     

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刑事实体法根据

罪刑法定原则根本就不能包含“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在内。所谓刑事和解与“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之间的“理论矛盾”其实是一个伪问题。刑事和解是综合了犯罪人的罪行和人身危险性得出的结论。恢复性司法的显著特征就在于刑事处罚个别化。犯罪行为危害社会与侵害被害人的两种性质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危害社会和侵害被害人是从不同视角观察犯罪行为而得出的结论。犯罪的本质是社会危害性,但社会危害性的表现和内容则是侵害被害人的利益。“狭义刑事和解就是有罪无责”的观点是错误的,其根本原因在于混淆了刑事责任与刑罚的概念。在刑事和解的制度下,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是以非刑罚处罚的方法实现的。在刑事和解制度下,刑事法律关系可以由“二元结构模式”改造为“三元结构模式”。     

论罪刑关系不相适应的表现及解决办法

罪刑相适应我国刑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在当前的立法和实践中,却存在诸多不相适应的情况。对于立法上的不相适应,应该通过完善立法解决,不可轻易的使用司法解释的方法;在司法实践中,应严格按照罪刑法定的原则定罪量刑,同时要对法律条文进行深入研究,做到量刑的适当、统一和均衡,从而实现罪刑相适应原则要求,体现刑法的正义目标。     

量刑建议制度的思考

量刑建议是检察机关就被告人应当判处的个体刑罚向审判机关提出的意见,是求刑权。而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对公诉权的理解和认识存在一定的误区,表现为在刑事诉讼实践中,检察机关在行使公诉权时,只注重行使定罪请求权而缺乏量刑请求,实际上这样做并没有全面行使法律赋予的公诉职权。刑事诉讼的中心任务在于解决刑事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而提出求刑权应当是公诉权的应有之义。提起公诉的目的不仅仅是确定被告人是有罪还是无罪,实质上,是犯罪就必然伴随着追究刑事责任,就应当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处以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