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制度为自由心证保驾护航——以自由心证与法定证据比较为视角

自由心证是连接抽象的立法公正和具体的司法公正的桥梁,但我国立法中没有规定自由心证,学理上对该原则也曾一度持批评态度。本文在肯定应当建立我国民事诉讼自由心证制度的基础上,通过自由心证和法定证据制度的比较分析,初步构建了自由心证制度合理性之保障体系,进一步明确了自由心证制度合理运行的制度条件,并对与自由心证制度相关的、在功能上制约或保障自由心证制度的若干制度的完善提出了意见。     

自由心证在我国的历史与学术争鸣

自由心证是证据评价方面的原则,是现代法制文明的标志之一。从我国法学界排斥自由心证到为自由心证正名入手,本文从制度、理论基础、法官素质等几个方面阐明了立法引进自由心证的必要性这一论题。     

论证明的自由

在我国,诉讼法学界一直对自由心证原则持批判和否定态度,大多学者认为自由心证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与我国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的“实事求是”证据制度格格不入。但随着学术交流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对自由心证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纷纷著书立说为自由心证正名,认为自由心证恰恰回归到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本文从不同证据制度中对证据审查判断的特殊性的比较入手,对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作了初步的研究,并分析了我国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下审查判断证据的标准及如何进行制度上的完善。     

试论我国民事审判中自由心证制度的建立

自由心证是指法官依据法律规定,通过内心的良知、理性等对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进行判断,并最终形成确信的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官运用这种原则来进行审判的情况已经大量存在,但是我国还没有建立起与之相适应和配套的制度,本文针对实践中对这个原则存在的认识偏差和混乱,对自由心证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阐述,指出这项原则确立的必要性和存在的问题,并对如何建立相应的体系进行了一些思考。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审查起诉阶段的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和程序,推动了我国刑事司法的进步.具体的司法实践依然困难重重,对司法实足的效果大打折扣.本文在分析非法证据排除立法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司法实践分析了具体落实排除非法证据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相关制度的完善措施,创设性的构建了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听证程序.     

司法民主视野下的自由心证限制

司法民主充分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及群众路线为原则的社会主义民主观,而法官对案件证据审查的自由心证体现了法官的职业化、神秘化、精英化,可见司法民主与自由心证存在内在不同.本文从司法民主与自由心证的合理性说起,在肯定自由心证的合理性同时也发现自由心证存在的不足,进而寻找自由心证合理存在的制度环境及必要限制,力求让法官对证据审查的自由心证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使得司法民主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中的“毒树之果”研究

在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中,对于"毒树之果"是否具有证据能力没有明确规定,如何解决"毒树之果"问题是司法审判实践的难点。对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的运行,案件的公正审判具有重大影响。因此,本文拟从介绍"毒树之果"的内涵出发,深入分析研究我国"毒树之果"问题,浅谈解决"毒树之果"对于完善刑事证据立法、规范刑事司法实践的重要意义。     

自由心证的类型化分析

作为对法定证据制度之辩证否定的自由心证制度,其根本要求是法律对证明力不做具体规定,而交由裁判者自主裁量。在证据能力方面两大法系采取了各不相同的做法,其中英美法系采取的是证明力的自由评价与证据能力的法定主义,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对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均采取自由评价制度。两大法系在证据能力方面的不同态度,使自由心证表现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受诉讼价值目标、审判组织结构等方面的影响,我国自由心证的技术建构应当选择大陆法系的立法模式。     

民事诉讼证据失权制度初探

我国民事诉讼在证据的提出方式上实行的是最广泛意义上的随时提出主义 ,这种做法已经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弊病。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建立证据失权制度 ,明确规定当事人举证时间的临界点。本文分析了证据失权制度的价值 ,初步提出了在我国建立证据失权制度的立法构想。     

自由心证的类型化分析

作为对法定证据制度之辩证否定的自由心证制度，其根本要求是法律对证明力不做具体规定．而交由裁判者自主裁量。在证据能力方面两大法系采取了各不相同的做法，其中英美法系采取的是证明力的自由评价与证据能力的法定主义．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对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均采取自由评价制度。两大法系在证据能力方面的不同态度。使自由心证表现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受诉讼价值目标、审判组织结构等方面的影响．我国自由心证的技术建构应当选择大陆法系的立法模式。     

论证据裁判主义与自由心证的衡平

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证据运用的形式与实质的矛盾凸显了对证据裁判主义和自由心证进行衡平的必要。以证据裁判和自由心证同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必备条件的现代证明模式的确立是实现衡平的基础。衡平的基本路径除了对自由心证制度的准确定义外,需要重点关注证据规则体系和具体规则设计的现代化,以及达成证据规则"软化"或"硬化"的程序控制方法。     

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最佳证据规则

最佳证据规则是普通法系的一项古老的证据制度,该制度起源于英国,但此后被美国不断发扬光大,并广泛应用于证据立法和司法审判。在历史演进中,最佳证据规则虽然在现代呈弱化趋势,但其精神却从未退出历史舞台。我国民诉法确立的原始证据优先原则与该制度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然而,由于立法技术和体例的原因,我国证据立法中并未明确最佳证据规则的地位,相关制度规定也存在立法分散、内容矛盾等缺陷。因此,我国需要对该规则加以完善,使其更有效地应用于司法实践。     

自由心证——自由与约束之间

作为一种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诉讼,其解决纠纷有赖于诉讼过程的公正,尤其是对案件事实真相的回复.为了解决争端,对于寻求事实真相方式而言,诉讼经历了神示证据、法定证据、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的演变.本文指出证据问题是诉讼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作为诉讼制度的核心,证据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保证.     

论自由心证及其限制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加强、提高党的五种执政能力。而后召开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中,最高法院院长肖扬指出,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是人民法院落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求的重要任务。审判工作是司法工作的重中之重,乔恩.R.华尔兹说过,审判和诉讼就是“把一片片证据拼在一起的工作”①。因此,法官如何运用证据,通过何种方法认定案件事实,对于准确定罪量刑起着关键作用。本文就如何理解、把握并运用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略作分析。一、自由心证的含义及发展自由心证,即法官自由评…     

英美证据评价制度的定位

近年来,汤维建教授及其同事何家弘教授分别撰文指出,英美法系的证据制度既不属于自由心证制度,也不属于法定证据制度,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制度。这样的观点不仅为许多学者接受,也对我国的证据制度建构产生了影响。对其观点之依据进行分析发现证据的关联性不同于关联程度,证据关联性的法定性不等于证明力评价的法定性;陪审员的非自由意志也不能成为证据证明力评价法定性的依据。要之,英美证据评价制度是与大陆法系证据制度不同的另一种自由心证制度,受诉讼价值目标以及审判组织结构的影响,我国统一证据法不能采用英美法系的立法模式。     

我国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完善

作为诉讼制度的核心,证据是当事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武器,也是法院认定案件事实依法裁判的依据。作为对证据加以固定和保存的证据保全制度,在民事诉讼中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然而,我国目前的民事诉讼立法对证据保全制度规定的尚未完善,现行的制度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这不仅无法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而且更不利于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维护。鉴于此,对我国的民事证据保全制度作进一步的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其完善的初步构想,以期能促进证据保全立法的完善和满足司法实践的需求。     

证据裁判原则评介

证据裁判与自由心证两大原则构成现代证据法的基石。证据裁判原则要求法官应当依据证据认定犯罪事实。充分关注证据裁判原则 ,科学界定其基本内容 ,贯彻其基本要求于立法之中 ,便成为我国刑事诉讼理论与立法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我国建立刑事诉讼庭前证据开示制度的思考

我国现行的诉讼模式是在职权主义的基础上引入了当事人主义的因素,但却没有设置与对抗制配套的证据开示制度,不利于实现刑事诉讼公正效率的价值目标。为此,我国应当借鉴国外刑事诉讼立法的成功经验并结合实际情况,探讨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这对我国刑事诉讼的立法与司法实践都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论自由心证制度

一切纠纷进入司法程序后,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案件事实的查明,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就成为诉讼法上永恒的主旋律,由此而生成各种别具特色的证据制度。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制度以存在大量错综复杂的证据规则为特征,相反,大陆法系国家在否定法定证据制度的基础上,实行自由心证制度,证据规则规定得比较少。我国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自由心证制度,一段时期内,学界主流观点对自由心证采取一种鄙视和排斥的态度,有关自由心证的学说、观点通常成为学界普遍批判的对象。一、自由心证制度的涵义所谓自由心证,就是对证据的证明力及其取舍法律不作规定,而由法官…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证人证言制度探究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证人证言制度是整个民国时期证据制度的一个成熟代表,它具体规定了证人的权利和义务,规范了对证人调查取证的过程,为当时的司法审判中自由心证原则的适用提供了充足的证据来源,并因为证人具结之规定,使得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得到提高,从而保证了司法审判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