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新的犯罪被害人保护制度及其启示——以实质性保护犯罪被害人为视角

韩国近年来通过制定《犯罪被害人保护法》、《犯罪被害人保护基金法》以及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构建了内容较为完善的犯罪被害人保护制度。韩国改革犯罪被害人保护制度,是以保障实体性利益为中心而进行的。以介绍韩国新的犯罪被害人保护制度为媒介,对我国相关法律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善建议。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依法享有的权利及操作

1996年3月17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加强了对被害人的法律保护。所谓“被害人”是指遭受犯罪侵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本文所讲的被害人主要是指公民。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依法享用下列权利。 一、参与诉讼权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代     

我国刑事案件被害人权利保障制度的完善

保护人权是世界各国法律所注重的大问题,也是实现国家法治化、民主化建设的重要标志。刑事诉讼法是保证准确惩罚犯罪、保护人权的重要法律之一,通过规定诉讼原则、程序,特别是各种诉讼法律关系,实现保障人权的根本目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国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加强了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把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从一般诉讼参与人上升为当事人,扩大了被害人的自诉权,确立了刑事代理制度等,从而建立了比较宽泛的被害人保障制度。但从现代刑事诉讼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看,我国刑事诉讼法和相关法律规定的刑事案件被害人保障制度存在结构性缺陷和保护…     

《刑事诉讼法》修改的理念与原则

研究中心教授宋英辉我国《刑事诉讼法》于1996年进行了一系列重大修改。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以及我国先后签署联合国有关国际条约,现行《刑事诉讼法》已越来越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为此,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将《刑事诉讼法》列为第一批修改法律之一。修改《刑事诉讼法》,必须明确应当遵循什么样的理念和原则,以便实现法律修改之目标。我们认为,《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当处理好控制犯罪与人权保障,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公正与效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与被害人权利保障、立足国情与借…     

刑事被害人被侵害现状及其权利保护的立法思考

刑事犯罪中的被害人遭受犯罪侵害在我国刑事司法中目前存在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不同的犯罪案件中多少都存在着犯罪分子与被害人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使刑事被害人的被害成为必然。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在立法中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地位定位中就应该考虑到这些差异,以便在刑事司法中充分地体现出法律的公正并很好的保护被害人的权利、最终实现预防犯罪的刑法理想。     

构建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立法思考

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是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目的，但传统的刑事诉讼立法忽视对被害人的保护，使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本文指出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对于保障改善民生、彰显人文关怀、推进司法文明具有现实意义。     

论刑事被害人民事救济规定的立法缺陷及完善

二战之后 ,加强对被害人权益的保障已得到各国在刑事诉讼立法的重视。我国《刑事诉讼法》也注重加强对被害人权益的保护 ,但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在被害人的民事救济方面的规定还存在很多缺陷。研究这些缺陷并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 ,对于加强刑事被害人的人权保障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的若干设想

自198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为犯罪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发表后,大大推进了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进程,也促进了这方面的理论研究。我国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顺应国际潮流,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有了很大发展,适应保护被害人权利的需要,增加了涉及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的条款,确立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地位,赋予了被害人申请回避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权、启动诉讼权以及一     

浅议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障制度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总则,彰显我国立法的进步.但是,从刑事被害人人权保障角度上讲,我国仍存在很多需要加强和改进的地方.本文简要分析了刑事被害人及其人权保障的不足,认为要进一步保障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应从建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被害人司法审查制度,赋予刑事被害人上诉权等措施展开.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的职能与发展北大核心

2017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指引（试行）》（以下简称《指引》）。《指引》在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及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等法律及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基础上,结合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实际作了进一步规范,涵盖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目的与基本要求、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询问未成年被害人及证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查逮捕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查起诉等重要内容。     

过犹未及：保护被害人诉讼权利之反思

目前,虽然适度保护被害人诉讼权利确有必要,但是国内学界主流的学术观点过于强化了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因为无论是从西方国家兴起的被害人权利保护运动之后的立法动态、刑事诉讼的本质及其基本法理,还是从立法与司法实践中的具体作法来看,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只能限定在物质补偿权与知情权等方面,否则就是过犹未及。     

保辜制的制度与思想探析

保辜制度是中国古代的一项旨在保护人身伤害事件中的受害人的利益、追究加害人责任,进而整合社会关系的刑事法律制度。此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存在发展了两千余年。唐代是保辜制度的发展成熟时期,保辜制度得以定型化、系统化。宋、元、明、清历代继续发展,并在立法及司法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保辜制度有其深刻的思想源渊,并存在自身的规律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22条的缺陷评析及补救

合同法第122条赋予了受损害方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的“择一请求”权,是我国民事立法的重大突破。但是,当两个请求权所指向的利益可以独立并存时,该法条规制乏力,有明显缺陷,应予以修补。应当既承认受损害方的诉讼选择权,又同时维护其两方面的实体利益。     

英美侵权法行为“自身可诉”侵权制度及其合理借鉴——以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完善为中心

行为自身可诉侵权制度是英美侵权法上别具特色的术语和制度,其特点在于在某些特殊的侵权诉讼中,受害人或原告无需对损害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该损害事实的存在或者由法院根据被告的行为直接推定,或者由法院根据合理人标准自由裁量确认。这对保护民事主体十分重要的民事权益及客观上受害人和原告难以实际证明损害事实的侵权类型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我国立法有必要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合理借鉴其有益经验,规定在某些特殊情形下受害人无需承担证明损害事实的责任,并具体规定损害名誉侵权,以及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2条规定的"严重精神损害之诉"属该特殊情形。     

行政许可设定中的利害关系人权益保护

许可的设定是行政许可制度的源头和基础。它以立法的形式宣告了国家对公民权利领域尤其是许可利害关系人的权利的合理侵入,因而设定行政许可应至为慎重,在许可的设定中应保护许可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     

论我国对性犯罪被害人特别保护的完善——基于现状分析

性犯罪从根本上损害被害人人格尊严,使被害人难以从创伤中恢复,因此,相当多的国家均对性犯罪被害人采取特殊的保护方式。而在我国目前,不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都还未意识到性犯罪被害人的特殊性,从而表现出多方面的迟滞,这对我国建构完善的法律体系非常不利。     

试论离婚损害赔偿司法实践中的举证难问题

离婚损害赔偿诉讼是近年来才出现的诉讼形态,如何真正地保护在离婚诉讼中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实现惩治过错方的立法目的,必须把握好证据这一关。但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面临无过错方举证难的问题,从而制约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有效实现。为此,笔者认为,要解决离婚损害赔偿诉讼中举证难的问题,一是针对隐秘的婚外同居,要着重运用证人证言来连环证明事实,也可根据民诉讼法有关规定,申请由法院负责收集;二是针对受害者身受的家庭暴力,要强化各种证据证明力;三是针对虐待遗弃行为,应充分运用证人证言来证明事实。而从根本上说,要解决举证难问题,立法上应对无过错一方举证问题有特别的考虑,对举证责任要求不能过于苛刻,从而更好地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     

试论刑法中的被害者过错制度

被害者过错问题是被害学理论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被害者过错问题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刑法学意义,而这一问题虽已在不同程度上被各国刑法学界意识到,并在立法中有着片段性的反映,但问题没有被系统化地认识和规制。根据其对刑事事件发生的影响力大小及性质的不同,具体被害者过错可以被分为迫发行为、引发行为、激发行为和触发行为等几个层级,并和加害者刑事责任的大小呈反比对应关系。抽象被害者过错有着与此一致的道理。在刑法及一些相关法律中确立完整、系统的被害者过错制度,意义显著。     

IF A THREAT OF VIOLENCE IS PRESENTED,WHEN DOES THE LAW REQUIRE FAMILY MEDIATORS TO BREACH CONFIDENTIALITY?

For a family mediator to protect his client, a third party, and/or himself from unlawfully disclosing a client's admission, the family mediator should use the principles set forth in Tarasoff v.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when a threat of violence is presented by one of his clients, since many states have adopted these principles through case law and statute to protect third parties from acts of violence. The two most significant factors in determining whether to breach confidentiality are the identifiability of the victim and the likelihood of the potential physical harm. If a jurisdiction has not explicitly done so via statute, the family mediator should nonetheless follow these principles since they are likely to be adopted by that jurisdiction through case law, because the probability of a court's finding a spe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 family mediator and a client is relatively high.     

对驰名商标特殊保护的若干思考

国际上对于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已突破商标专用权的地域原则和注 册原则,要求成员国之间相互保护尚未在本国注册的外国商标,并扩大到非类似商品 及服务上,还在驰名商标对抗的要素上,除商标外,进一步涉及到厂商名称等商业标 记及域名。我国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在立法和执法方面都有所进展,但在商标注册、地 域范围、认定方式等问题上,还有值得探讨的地方,对于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的目标、 途径都应加强研究,以期完善立法,维护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