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上市公司中董事会与监事会的共同作用

德国上市公司采用双轨制的公司治理模式,即董事会和监事会分别担负公司的经营管理与监督职责。同时,通过一系列权利、义务的分配,使董事会与监事会能够在公司治理中紧密合作,共同发挥作用。依照《德国股份法》及《德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有关规定,德国上市公司中董事会与监事会的共同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董事会对监事会的报告义务;二、监事会的同意保留权;三、监事会的协商职能。     

德国宪法上的财产权保障与股东权利

德国宪法学中有关股份财产权的讨论，核心问题在于国家作为立法者如何公平地平衡股东的不同利益，即国家如何处理私主体间的基本权利冲突。本文介绍了德国股份财产权保障的基本理论，并结合涉及股东知情权和少数股东排除制度的联邦宪法法院判决实践，审视德国《股份法》在股份财产权的宪法要求下如何处理公司、股东与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以及不同股东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     

公司社会责任条款司法适用之法理分析

我国公司法中规定的公司社会责任条款的司法适用需要同时具备功能规定性和现实可行性。功能规定性是指应当在社会利益相关方向公司主张权利,寻求救济的案件中提出。现实可行性是指需要通过立法或有权解释明确公司社会责任的一般义务内涵。公司社会责任一般义务内涵的确立不仅仅在于泛泛地讨论公司的本质和功能,更是根植于在一个理念、现实和技术三维空间里运行的法对于公司的态度。建议将公司社会责任一般义务内涵落实为公司治理义务。     

德国公司治理立法的最新进展及其借鉴

2002年德国完成了《德国公司治理法典》的制定工作,并于2006年6月进行了最新修订。《德国公司治理法典》本身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通过修订《德国股份法》第161条,在《德国股份法》上创立“遵循或解释原则”,使其具有一定的法律意义。《德国公司治理法典》囊括了公司各组织体的治理规范。其创新之处在于:注重协调监事会与董事会的运作关系;注重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新设中期财务报告制度;强化财务报告审计人的义务;强化监事会的独立性和董事的薪酬披露义务。《德国公司治理法典》的实践启示我们,我国的公司立法应在尊重我国国情的基础上,立足于现有模式,有效吸收具有普适性的优秀制度。     

我国合同法上附随义务之正本清源——以德国法上的保护义务为参照

我国学界虽然承认保护义务属于附随义务的类型之一,但是由于对保护义务的历史渊源和法理基础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在法学理论中仍然存在着诸多概念上的争议。德国2002年生效的《债法现代化法》在采纳了给付义务与保护义务二分法这一现代债法理论的基础上,将保护义务纳入《德国民法典》第241条第2款,自此承认了保护义务在制定法中的独立地位。根据德国法的理论研究成果和最新立法实践,追根溯源,对保护义务的历史渊源和法理基础予以分析和论证,并对保护义务的内涵、外延及违反保护义务的法律后果予以界定,可以澄清我国学界对保护义务和附随义务的整体认识。     

互联网服务提供者的义务与责任——以《德国电信媒体法》为视角

《德国电信媒体法》是世界上最早针对互联网服务制定的单行立法之一。该法重点规定了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应履行的义务。这些义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服务提供者的信息披露义务。这类义务又可进一步分为一般信息披露义务和特别信息披露义务。另一类是服务提供者对用户数据保护的义务。同时,该法还明确规定了违反义务应承担的责任。这些义务和责任的规定有助于互联网使用者权益的保护。德国的立法实践对我国当下加强互联网立法有着特别重要的借鉴意义。     

透视美国公司法上的董事忠实义务——兼评我国《公司法》对董事忠实义务之规定

集中管理模式之下的公司董事具有相当大的权力,股东与董事之间难免会产生代理成本,为此法律规定了董事对公司和股东负有信托义务。信托义务主要包括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我国现行《公司法》对董事忠实义务的规定不够完善,建议我国《公司法》扩大董事忠实义务责任主体的范围,规定举证责任分配,归入权的具体行使主体、行使方式、行使期限等。     

监事会变更之诉和给付之诉的类型化研究——以《德国股份法》为鉴

现代公司治理结构采取三元模式，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相互制约，相互制衡，为公司的运营提供有效率的保障。监事会作为公司的监督机构，监督公司的经营与管理，并维护着公司的合法利益。但是，我国《公司法》对监事会监督权，尤其是诉权监督规定存在模糊、责任机制缺位、可操作性差的缺点，笔者试图借鉴《德国股份法》的规定，从变更之诉和给付之诉类型化的角度时我国监事会诉权机制的构建献计献策。     

实践《公司治理规则》的法律途径--论修订后的《德国股份法》第161条

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制定了《公司治理结构规则》以后,很多国家都相继制定了自己的公司治理规则。德国不仅制定了《公司治理规则》,而且通过对《股份法》的修订,从法律的角度强化上市公司对公司治理规则的遵行,以期达到完善公司治理的目的。     

德国新债法中附随义务的构造

附随义务是德国债法发展的产物,经由德国法院和学者的努力,这一义务在2002年的德国债法修订中被纳入<德国民法典>,正式成为法定债务类型.附随义务是与主给付义务相对称的概念,可分为与履行相关的附随义务(从给付义务)和与履行不相关的附随义务(保护义务),前者又与主给付义务一起构成给付义务.对于从给付义务和保护义务的区分标准,德国学者提出了众多学说,而所谓的保护义务又与德国侵权法中的交易安全义务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股东质询权与董事会的说明义务——《德国股份法》第131条之介评

现代公司法以“所有与经营相分离”为原则 ,在削弱股东会权力的基础上 ,将公司经营的控制权集中于董事会。这样 ,在客观上可能造成了股东会与董事会对公司经营信息掌握不对称 ,董事会可能利用其优势地位侵蚀股东权利的现象。为此 ,《德国股份法》创设了股东质询权与董事会说明义务的条款 ,以保护股东的知情权 ,使其更好地行使股东权利。德国法上的这一设计 ,对后世各国影响很大 ,各国纷纷借鉴 ,在公司立法或修正时确立了该项制度。一、《德国股份法》第 1 3 1条内容及分析(一 )股东质询权《德国股份法》第 1 3 1条第 1款规定 :“只要所询问…     

信义义务下的美国小股东保护制度及其借鉴

由于封闭公司的异质性，多数决原则、集中控制、商业判断规则等传统的公司规范不适宜于封闭公司。为此，美国制定法和判例法不断修正和调整信义义务规范，通过宽泛地适用信义义务规则，课以公司控制者更严格的信义义务要求和标准，加重其信义义务责任，甚至类比适用合伙原则，给予小股东，特别是小型封闭公司小股东充分、有效的保护和救济，值得我们借鉴。     

公司社会责任对公司法理论的影响

公司作为一个社会成员，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应承担社会责任。公司社会责任是公司承担的一种社会义务。利益相关者理论将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纳入公司治理，使公司社会责任有落实的可能。董事会在作出经营决策和执行业务时应对其产生的社会后果作出必要的安排。关键是董事对其所承担义务的内容有准确理解并认真履行。董事勤勉义务应有的注意，不仅包括实现公司营利目标，也包括调整公司与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维护利益结构的平衡，即在坚持全体股东长远利益的同时，确认和尊重其他利益相关者，建立公司与股东、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和谐、互利的合作关系。     

公司减资违反通知义务时股东的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载“德力西案”评释

《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未规定公司减资违反通知义务时股东的赔偿责任。实践中,公司减资违反通知义务的类型包括未履行通知义务和通知形式不适当。违反通知义务的法律后果,一是债权人的法定救济权被阻却,二是债权人获得对股东的求偿权。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公司法理据系资本维持原则,请求权基础系《公司法解释(三)》第14条第2款而非第13条第2款或《民法通则》侵权责任之规定。股东赔偿责任的性质为法定责任、有限责任、补充责任、内部连带责任;股东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减资决议有效、公司违反通知义务、公司不能清偿债务使债权无法实现以及股东主观存在过错。股东赔偿责任的确定基准为减资数额,赔偿范围包括减资额和利息。     

德国患者权益新立法的主要内容和启示

《德国患者权益改善法》是德国针对患者权益保障的最新立法成果，该法的主要内容是对德国传统判例法的归纳总结，将判例法确立的重要制度吸收到了《德国民法典》中，包括医疗合同的性质、医方的主要义务，尤其是明确了医疗纠纷案件中的举证责任分配制度。     

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的断裂与缝合——第三人介入情形的责任类型分析

《侵权责任法》明确了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法地位,并确立了第三人介入情形下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补充责任。补充责任将安全保障义务人置于赔偿次位具有其独特的含义,但其也存在与侵权法原理、两大法系及司法操作的不协调。《合同法》安全保障义务人违约责任的直接责任性质进一步凸显了安全保障义务人补充责任的突兀,但两者也有诸多衔接的可能性。废除补充责任是可能的选项之一。在目前立法背景下,类型化第三人介入情形下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时义务人的责任,实现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同时请求;或者是通过对安全保障义务补充责任的再解释,弥合两者之间的裂缝,亦是可行的方法。     

从商法角度看我国公司社会责任制度的构建

随着新《公司法》的通过,对公司社会责任问题的讨论在法学界又掀起了新一轮的浪潮。立足于公司社会责任在我国的历史发展及现实情况,本文将从商法的角度,探讨公司社会责任的涵义和我国目前《公司法》所确立的公司社会责任制度的现状,并对完善我国公司社会责任制度提出了建议,以期为我国公司法律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论个人信息安全事件通知义务

个人信息安全事件通知是个人信息处理者履行信息安全保护义务的重要环节，能够促使信息主体和监管机构在发生个人信息安全事件后及时采取行动，防范次生损害。《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均规定了个人信息安全事件通知义务，但内容不一、详略有别。从“个人信息”的范畴来看，只有发生安全事件的“个人信息”可能影响信息主体实际权益时，才有必要通知信息主体；从通知内容来看，应当对通知监管机构和信息主体的内容作出区别规定；从通知的理论基础来看，由侵权责任和合同附随义务产生的私法责任是信息处理者向信息主体履行通知义务的理论基础，向监管机构履行通知义务则是公法要求；从通知的条件来看，对个人信息采用加密等技术手段后可不向信息主体履行通知义务，只有发生安全事件的个人信息达到一定规模体量才有必要通知监管机构；从通知的法律责任来看，更宜适用作为特别法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法律责任规定，同时限缩私法层面的赔偿责任，强调公法层面的处罚责任。     

冲突与和谐：法律援助的政府责任与律师义务

2003年7月21日，国务院颁布《法律援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标志着我国法律援助工作进入法制化、规范化发展的新时期。《条例》第三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了法律援助的政府责任：“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而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又规定了律师承担法律援助的义务，“律师必须按照国家规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尽职尽责，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律师法》第四十二条）；“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条例》第六条）。“责任”与“义务”意思相近，通常可以替换使用。那么应当如何看待法律援助的“政府责任”与“律师义务”之间的关系？笔者试以抛砖之作，求教于大家，并期待引起社会对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关注。     

论股份公司控制股东的义务与责任

确立控制股东对公司和对其他股东的义务,对改善我国当前股份公司的治理结构、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控制股东设定义务在法理上也有充分的根据。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是控制股东应履行的两项基本义务,各自有很多具体的要求。在学理上确定这些义务的同时,应该尽快完善控制股东违反义务之后的责任体系。在这方面,我国《公司法》和《证券法》的有关条文应该做出修订和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