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道”与“自然—自由”:庄子心性秩序理论的形上建构

在天人之辨这一主题中,局限于对庄子哲学作"客观自然义"理解,遮蔽了其心性理论及其道德哲学主旨,即如何合乎人性化生存这一存在论与价值论问题。理解庄子的心性秩序建构需要把握其双重规定性,即"德-道"理型与"自然-自由",前者构成心性秩序的本体性规定,后者则是庄子建构心性秩序的实践理性原则。在这样的理解中,自然与道德、个体性与普遍性、生命个体与伦理实体的关系及其内在张力获得伦理道德精神与心性秩序的精神还原。基于本体与现象的区分对自然与自由关系的探讨,庄子不仅深刻反思了人的道德存在本质从而呈现其存在论价值视阈,而且由对自然心性与现实人伦的深刻审察进一步敞开社会伦理向度这一重要的实践领域,探讨自然秩序与道德价值、自然心性与历史道义之间的关系,由此获得审视现代理性道德价值这一深刻的现代性论域。     

道德调控与和谐社会心态塑造

和谐社会心态是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基础,它具体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与他人的关系上、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中.和谐社会心态的塑造需要借助道德调控的力量.道德调控既是塑造和谐社会心态有效手段,也是塑造和谐心态的重要保障.确立道德调控的目标体系、运用多种道德调控手段、构建良性的道德保障体系、加强道德调控的法律规约是塑造和谐社会心态的重要策略.尤其在社会公德方面,把"道德的应当"转化为"道德的必需",以强化民众对道德规范的践行,增强道德调控的有效性,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培育和塑造美好和谐的社会心态.     

论当前中国法律理论与民意的冲突——兼论现代性法律的局限性

法律理论与民意的冲突,目前成了一种不容忽视的冲突。泸州"二奶"遗赠案反映了自由权利与社会责任的冲突;"刘涌案"反映了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冲突;"死刑存废之争"反映了法律理想图景与现实正义观念的冲突。冲突的根源在于:现代性法律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前提预设,把人视为独立自由的平等个体,把错综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剪裁成单一片面的法律关系,要求尽可能地限制国家权力,甚至主张以"人道"规范一切;但是,社会中的人却不是独立自由的,而是受到多种社会伦理规范的制约;国家职能和社会规范都是多元的;民意具有现实性和综合性的特点。现代性法律与中国民意的冲突,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国家社会体制的冲撞。现代性法律只能调整特定的社会关系、满足中国的部分需求。     

公正的旁观者:亚当·斯密经济伦理思想的伟大创新

斯密从经济理论的人性假设出发,对其独特的"经济模型"和"看不见的手"理论进行了创新性研究,指出道德标准和公正原则是其"经济模型"赖以实现的价值支撑."公正的旁观者"是价值的最高裁判者,是上帝、自然神性与人的德性的统一."公正的旁观者"在经济伦理思想的演进中发挥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以"公正的旁观者"理论的提出为标志,经济与伦理的关系在现代性语境中发生了重大的转向."公正的旁观者"是现代经济伦理思想的伟大创新,是实现现代经济社会良序运行的伦理保障.     

经济伦理视角下的道德底线失守之谜

本文基于伦理和经济若干特征来分析社会道德底线失守的原因,并对社会道德底线的“结构”作简要评析,从某一个视角解释道德底线失守的演化路径.个体道德底线是社会道德底线的第一道屏障,个体只有在一定的经济文化结构中才会逾越社会道德底线；通过分析当今社会对社会道德底线的某些认识误区,试寻找社会道德底线失守之谜,从而提出道德自律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构建.     

现代性的精神维度与法的主体性——兼论后现代性视角下的法的主体性

现代性的精神维度包含人们所熟悉的理性、启蒙、科学、主体性,自我意识、创造性、批判精神等.从多维的角度来透视现代性的精神维度,我们可以将其界定为个体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理性化的公共文化精神、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历史叙事.与现代性多元化精神维度相一致.法的主体性也表现为多种属性的统一.而在后现代主义的视野下,法的主体性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康德法哲学的权利伦理视域与法治理想

康德围绕解决“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如何可能”这一法哲学问题,通过权利的普遍原则论证了权利的道德哲学基础、权利对于道德的优先性以及一个公民社会的私人权利原则是如何可能的;通过法治的理想社会原则论证了人的两重性、法治国原则以及一个永久和平的伦理的世界共同体是如何可能的。康德法哲学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自然法思想、宪政理念和法治理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西诚信传统比较及其对我国政务诚信建设的启示

诚信是人类社会普遍的道德准则之一。诚信概念结构的双重维度隐含了中西方两种不同的认知模式和发展道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更多地以一种伦理规范的形式存在,始终没有成为法律的固有原则。而在西方,自古罗马以来,诚信就不仅仅是道德要求,更是作为基本原则贯穿于法律制度中。有鉴于转型时期政务失信行为多发的现实,今后应进一步加强政务诚信建设。为此,必须同时关注道德和法律两个维度,积极谋求中西政务诚信传统的互补与融合创新,将中国传统文化重伦理自律的"道德诚信"与西方社会重视制度他律的"法律诚信"结合起来。     

道德哲学要求与经济理性考量之应然关系的法哲学证成——从孟德斯鸠论中国的奢侈问题谈起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第一卷第七章第六节中论述"中国的奢侈"问题时,认为中国各个皇帝们所实施的道德性措施实际上具有理性经济考量的特质。对于其中反映出的道德哲学要求与经济理性考量的应然关系问题,传统理论的论证虽然有合理之处,但严格来讲也具有极大的不足。法律哲学的历史恰就是以道德哲学为基础的法律观与以经济理性为标准的法律观的互动史,因而通过法哲学中介并证成道德哲学要求与经济理性考量之间的应然关系极为便利。从法律哲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来看,道德哲学要求与经济理性考量之间可以用一种新型关系来说明,当道德哲学要求与经济理性考量化约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时,作为论证中介的法律哲学可以证明,道德哲学要求与经济理性考量完全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呈现亲和状态,共生于一定的制度性因素中。     

宽容与平衡:中国刑法现代化的伦理思考

人性作为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统一结合体,不仅具备了人类道德基础,同时也具备刑法现代化的伦理精神。做到以宽容的眼光看待人性,就要以人类道德作用基础,在容忍人性中利己的要求时,也要尊重人性中利他的欲望,同时这也具备了刑法现代化的伦理精神。目前,在当前的社会中,缺乏人性宽容精神,这也正是中国刑法最为薄弱的地方,导致中国刑法出现道德化危机,并引此而造成了中国刑法在理论研究中的立法制度安排等一系列误区,因此需要以利益为平衡原则,深化中国刑法的现代化伦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