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奴隶社会断狱基本原则初探

我国奴隶社会断狱基本原则初探宁汉林奴隶社会，＂狱＂的含义是＂告以罪名＂。而＂告以罪名＂，就是提起刑事追诉。＂断狱＂就是依据刑书简册审理裁决＂告以罪名＂的刑事案件，相当于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审判。审理判决，是刑事诉讼的核心，归之为＂断狱＂，这是人类社会处于...     

程序公正与刑事诉讼中的鉴定启动权

鉴定启动权本质上是举证权,而不是准司法权。在我国刑事诉讼中,鉴定启动权的配置具有单向的控方主导型的特点,有违程序公正理念,削弱了当事人的举证权,与大陆法的"鉴定权主义"和英美法的"鉴定人主义"制度均存在差距,不利于查明案件的事实和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刑事诉讼法》可以通过赋予辩方有条件的鉴定启动权和救济权的方法对鉴定制度予以完善。     

案管中心与检察院内设相关部门衔接机制论要——以强化内部监督为视角

正一、检察权的定位及内部监督(一)我国检察权的定位及内容检察权的定位是检察理论中的根本性问题,决定着检察改革和创新的方向。关于检察权的定位,学术界有"司法权说"、"行政权说"、"兼具司法权与行政权双重属性说"、"法律监督权说"、"兼具法律监督权与司法权双重属性说"、"独立权说",笔者赞同我国检察权兼具法律监督权与司法权双重属性。概而言之,检察权的外延要大于法律监督权,法律监督权只是检察权的基本职能,检察权中的部分职能并非法律监督权,是普通     

论法律监督权与经济公诉权

正目次一、整体利益与法律监督权二、法律监督权的实施机构三、经济监管权与经济公诉权按照传统的"三权分立"理论,国家由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构成。司法权孟德斯鸠称其为裁判权力,是法院和法官听审并作出有约束力裁判的权力。它是一种中立性权力,应遵守"无控告即无法官"的原则。"从性质来讲,司法权自身不是主动的。要     

公诉权之性质辨正

关于公诉权的性质,我国学者有行政权说、司法权说、准司法权说、法律监督权说、诉权说等不同观点。本文认为这些观点都失之偏颇,将公诉权置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考察,公诉权实为刑事诉权之一种。     

和谐语境下被害人参与刑事公诉案件量刑程序之完善——兼论我国现行量刑制度之现状

被害人是刑事公诉案件的独立参与人,对案件进展情况具有充足的知情权,对案件定罪及量刑事先具有独立的发表意见权,事后应具有独立的申请救济权。我国现行法律体系显然对被害人的上述权利重视不足。本文试通过分析我国法律体系在刑事公诉案件被害人量刑意见权的现状及不足,初步构建独立的被害人量刑建议制度,以充分保障被害人独立的量刑意见权。     

检察权配置刍议

我国的检察权既不是单纯的法律监督权,也不是司法权,更不是行政权,而是一种涵括了法律监督权、公诉权、职务犯罪侦查权等权能的综合性权力。本文指出,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权的配置应当立足于扩大刑事公诉权、巩固职务犯罪侦查权两个方面。     

刑事鉴定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刑事鉴定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同一案件多头鉴定、重复鉴定非常普遍;鉴定结论的采用混乱; 鉴定机构多家设置、无章可循;委托签定权不统一,当事人没有任何救济方法;首次鉴定的管辖权 和管理部门不明确;鉴定人的资格没有严格限制,鉴定人员整体业务素质不高;法律有关鉴定的 规定不能得到贯彻执行;错案率高,徇私舞弊现象时有发生等。对我国刑事鉴定制度反思后认 为,解决上述问题应从鉴定人的资料和责任、鉴定的启动、鉴定权与司法权的分离、鉴定管辖、鉴 定活动的监督和管理几方面进行。     

谈谈检察机关对刑事自诉案件的法律监督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刑事诉讼实践活动中,检察机关对刑事公诉案件的法律监督职能通过行使检察权(包括侦查权)、批捕权、提起公诉权、侦察监督权、审判监督权、监所检察和执行监督权等,已有较好的发挥,而对刑事自诉案件,检察机关则基本上没有实行法律监督。     

刑事抗诉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刑事抗诉权是检察权的重要内容,是检察权制约审判权、对审判权形成＂张力＂的重要手段,它的充分行使可以使被审判者对法律错误适用得以纠偏,避免司法擅断和司法权膨胀。     

论行政处罚的适用条件及其与刑罚的适用关系

行政处罚适用的核心条件是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但以尚未构成犯罪为临界点。行政处罚和刑罚同为公法上的制裁手段,都是以受惩戒者向以国家所代表的社会承担责任为落脚点,因而在功能和价值取向方面存在一致性。针对行为既违反行政管理秩序又构成犯罪的竞合现象,就行政处罚与刑罚在适用关系上结合现行法律法规进行应用理论分析,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原则上不能同时适用,行政违法构成犯罪案件应当归属司法权主管范围,而行政机关只能就那些诸如吊扣证照等专属行政职权与职责内容的法律责任追究行使独立的案件主管权。     

论产品质量行政处罚对刑法机制的冲击及解决路径

刑法介入产品质量监管的必要性源于产品质量法的局限性.我国产品质量监管中的实际问题是行政执法机关对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的“以罚代刑”,其根源在于我国立法对产品质量监管中行政权与刑事司法权之间界限标准的不合理,单一的数额标准为行政执法机关“以罚代刑”提供了制度空间.本文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应当去除“以数额入罪”的模式,选择“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定罪模式,将制售伪劣商品行政违法行为变为轻罪,并配置单一的罚金刑.     

侦查管辖的立法思考

随着网络等信息类犯罪的不断涌现,侦查管辖问题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现行关于侦查管辖的立法更突显出其不足及不能适应侦查实践之需求,因此研究探讨侦查管辖之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根据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立法建议就成为当务之急。尽管立法建议可能只是偏颇之见,但依然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     

国家刑事管辖权法定论

国家刑事管辖权是指国家管辖犯罪的权力。为了既能使国家权力实现又不使刑事被追诉者权利丧失,国家刑事管辖权应实行法定,即国家管辖犯罪应依法进行。国家刑事管辖权法定的核心在于国家刑事管辖权以人权保障为目的依法实行刑事立法管辖权,刑事司法管辖权和刑事执法管辖权分立制衡。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所见刑罚原则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是西汉初年的法律辑录 ,这批简文对刑事责任年龄、故意与过失、数罪的处罚等都有较细密的规定。其它刑罚原则有诬告反坐原则、证言不实反坐原则、连坐原则、上诉不实加刑原则等。汉律在定罪量刑时 ,充分考虑皇权和尊长的地位 ,对于触犯皇权和尊长都要从重处罚。此外 ,对于触犯人伦、群盗犯罪以及官吏犯罪也予以重惩 ,而对于自首和犯罪后自动减轻犯罪后果等则采取从轻处罚的原则。汉初的刑罚原则与秦律所载刑罚原则基本相同 ,西汉武帝以后在具体的操作细节和适用标准方面有所改变。     

刑罚权的边界:犯罪的定义与被定义的犯罪——对新一轮犯罪定义争鸣的基本态度

刑罚应处罚的危害行为的范围,属于刑事政策的话题。坚持现行刑法关于犯罪的定义,还是将治安违法行为和部分行政处罚行为一并归入刑法中的犯罪当中,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基础性问题。将何种行为定位为犯罪,实际上涉及到刑罚权的边界问题,而刑罚权的运作受到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法治模型选择、公权力制约以及法治的适宜性等多方面的共同作用。无论从分权的角度,还是基于法治的判断,乃至文化、国情等维度进行衡量,现行刑法对犯罪定义的基础性界定,仍具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     

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若干问题探究

对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关于"行政执法人员"的范围,主张"职权享有论",行政执法人员是指享有和行使行政职权的人员;关于"依法应当移交"的理解,应区分"依法移交"与"应当移交";同一违法行为引起的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应合并适用,在程序适用上应坚持刑事优先原则,行政执法机关移交刑事案件前不应先予作出行政处罚.     

行政犯罪分类理论反思与重构

我国行政刑法对行政犯罪的分类研究尚局限于刑法对其法益类别的规定，而忽视了行政犯罪的行政违法属性对其分类的意义。由于行政犯罪的主体不同决定着行政违法的性质和内容也不同，故宜以主体为标准将行政犯罪重新分为公权力主体行政犯罪、国家公职人员行政犯罪和管理相对人行政犯罪三类。新的分类符合行政犯罪自身的规律和特性，有助于行政犯罪的认定和适用及行政犯罪研究体系化。     

汉代有关女性犯罪问题论考--读张家山汉简札记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和<奏谳书>中保存了不少有关汉初女性犯罪及其处罚的材料.本文结合文献和简牍材料对以女性为主体的不孝罪、悍罪、奸罪、重婚罪及侵犯女性的犯罪行为如强奸、略卖等进行了考证.     

慎用死刊——刑事司法实践中死刑适用问题探讨

慎用死刑是刑事司法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慎用死刑必须正确掌握死刑的适用条件“罪行极其严重”。如何判断“罪行极其严重”是一个难题,应该加强立法和司法的解释。与此同时,正确地适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是正确适用死刑的又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