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虚化与实化——以法律实用主义为指导的证据排除规则的出路

非法证据规则本身是作为刑事诉讼中限制国家权力而设计的实体性/程序性规则,其目的是为了调整侦控权力与被告人权利之间过于失衡的对比关系,从而达到被告人权利保障之目的.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上述目的实现效果如何,司法中心主义或者审判中心主义的制度设计至关重要.在美国,证据排除规则基本运作良好,这有赖于上述权力/权利构架的有序及稳定.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却呈现出与制度设计者预期不符的消极现象.这其中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度设计方面存在缺失的因素,包括对非法证据"违法手段"界定模糊,以及上述缺失都与其背后的支撑性理论—审判中心主义及控辩平衡原理有着直接的勾连.因此,应当结合/溯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运作失灵表象背后的制度设计及支撑性理论,以法律实用主义为指导原则确立我国行之有效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南非宪法规制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南非在宪法中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一规则在适用范围、权利主体、规制对象、因果关系等方面都有区别与传统普通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处,规定了"导致审判不公"和"以其他方式妨害司法"两方面的适用要求,并确立了"善意"、公共安全和紧急情况等例外,从而实现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刚性适用和裁量适用相协调.南非由宪法规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我国有一定借鉴价值,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调整,促进该规则的有效适用.     

浅析新刑诉法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20世纪初产生于美国后,在保护公民的宪法权利、遏制非法取证行为和维护司法公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此次修改的一大亮点.本文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入手,从三方面分析新刑诉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大完善,深入探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取得的突破性进步.     

美国证据排除规则的衰变及其启示——以Herring v. United States案为主线的考察

2009年1月的Herring v.United States案判决是近年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证据排除规则方面影响最大的判决,它确立了"过失行为所得非法证据不适用证据排除"的新规则。由此,美国证据排除规则的归责原     

欧洲人权法院视野中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以"格夫根诉德国案"为例

格夫根案的大审判庭裁决反映出欧洲人权法院在非法证据排除问题上的完整立场,即对通过酷刑获取的任何证据和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言词证据实行自动排除,对以非人道待遇取得的实物证据根据比例原则决定是否排除,对非法证据的派生实物证据根据利益权衡原则决定是否排除,并以公正审判权作为适用排除规则的重要尺度.在刑事司法准则日益国际化的背景之下,该立场反映了排除规则发展的整体趋势,对我国排除规则的完善有较强的借鉴意义.立足本土法律实践,反思与国际人权基准之间的脱节与落差,将排除规则纳入公正审判权的保障体系,是排除规则发展的大势所趋.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监听证据中的运用——以美国法为蓝本的考察

我国刑诉法修改后,技术侦查措施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均引起广泛的关注.监听是技术侦查的基本措施之一,在如何协调监听与排除规则的问题上,美国有着丰富的经验,也许可作为他山之石.在将排除规则运用于监听证据中的发展历程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卡茨案判决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由此确立了合理隐私期待的主客观双重判断标准.2012年最新的Jones案基本指明了排除规则在监听证据中运用的未来方向,对监听证据谨慎适用排除规则将继续成为大法官们的基本态度.     

现代信息技术对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影响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证据法中是最具争议性的证据规则之一,自从191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威克斯诉合众国一案中确立该规则以来,围绕这一规则所产生的争议就接连不断。争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关于排除规则适用的地域范围;其二是关于排除规则适用的案件范围。1961年,联     

刑诉法修改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变化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一项在刑事诉讼中切实保障人权、防止使用刑讯逼供等侵犯人权的非法行为以获取证据的重要制度保障,这项制度的确立在我国刑事诉讼法领域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随着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在新法条中得以贯彻和加强。本文试图结合《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修正案)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条文,来剖析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进步意义。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比较与完善

一、英美法系国家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的英文表述为“evidenceillegallyobtained”,指用不合法的方式取得的证据,通常是指取证过程中侵犯了被告人合法权益而取得的证据。在美国,“非法证据”仅指国家机构的侦查人员取证的手段非法,美国在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初,包括“毒树之果”在内的凡是以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非法方式调查收集的证据均予以排除,但随着犯罪率的提高,     

公民宪法权利的刑事程序保护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美国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为中心展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乃是为保障公民宪法权利在刑事诉讼中不受恣意侵犯而设置的工具性装置,其理论基础为震慑,其适用范围包括所有的“毒树之果”,其适用方式为强制排除,其申请主体为宪法权利受到侵犯之人.中国五机关2010年发布的“《两个规定》”中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对非法搜查与扣押取得的证据采取了裁量排除的立场,加上其中意在保障公民权利的规则与意在促进真实发现的规则之间存在交叉与重合,致使中国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具体解释与适用方面必定导致一定程度的混乱,从而使其震慑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应当趁刑事诉讼法修改之际确立强制排除模式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同时另行制定单独的、适用于所有诉讼种类的、以发现真实为唯一目的的证据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