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医师说明义务与患者知情同意权

医师的说明义务与患者的知情同意权是医疗关系的核心内容,并成为医疗责任认定的主要依据。韩国对于这一对权利义务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从传统医疗模式向人道模式的转变,使得患者从医疗关系的客体转变为主体。这一转变不仅改变了患者的地位,更体现出法律的进步。然而,单纯强调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将会导致医师实施保守治疗,因此,平衡医师的说明义务与患者知情同意权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从法学视角探讨医学伦理下的知情同意权

知情同意权是医学伦理及法学发展的产物,正确理解与运用知情同意权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一项重要措施。本文从法学理论基础及权利冲突的角度分析、解读知情同意权,探讨医方如何正确履行告知义务。     

危急疾病治疗过程中的几个关键法律问题——“丈夫拒签手术单致孕妻死亡”案的法律启示

危急疾病治疗过程中涉及到几个关键法律问题。第一，危急疾病患者向医院表明自己要接受医疗服务的意思并且这种意思传达到医院，患者和医院的医疗合同即告成立。第二，手术同意单本质上是知情同意书。第三，知情同意权应由患者行使，其家属的知情同意权应当受到严格限制。第四，医院在患者家属拒签手术单的不实施手术仍应承担违约责任。     

论法医临床鉴定中被鉴定人的知情同意权

临床医学中的知情同意权是医学实践中由基本伦理上升为受法律保障的患者权利,通过告知同意书的契约形式表达。法医临床鉴定中的被鉴定人与医疗体系中的患者具有类似的法律地位,但尚无相应的法律法规赋予被鉴定人知情同意权。笔者建议法医临床学鉴定中可赋予被鉴定人一定的知情同意权,在与鉴定机构的契约化关系下,参与鉴定过程,知悉必要的鉴定信息,并对鉴定意见有选择性同意权,从而实现司法鉴定程序的公平、正义。     

医疗知情同意权的现实困境与解决对策研究

医疗知情同意权是国际上公认的病患具有的基本权利,其建立的伦理基础源于病患人格权的尊重、自主选择权的行使、医务人员善的道德义务。但在实际操作中,针对医疗知情同意权的排除情形,必须加强法律和制度的完善和健全,才能有效的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     

由谁来行使知情同意的权利:患者还是家属?

知情同意权是患者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医疗实务中,该项权利却普遍地由患者的家属予以行使.本文围绕应当由谁来行使“有同意能力的患者”的知情同意权这一问题,由现行法的态度出发,从正反两个角度论证了应当由患者本人行使其知情同意权的观点.     

由谁来行使知情同意的权利:患者还是家属?

知情同意权是患者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医疗实务中,该项权利却普遍地由患者的家属予以行使。本文围绕应当由谁来行使“有同意能力的患者”的知情同意权这一问题,由现行法的态度出发,从正反两个角度论证了应当由患者本人行使其知情同意权的观点。     

浅议患者知情同意权的法律保障

知情同意权是公民基本人权在医疗活动中的具体体现,保障患者知情同意权是解决医患矛盾的根本途径。本文就知情同意权的产生和作用及现实存在的问题、解决办法提出一些意见。     

病人知情同意权的法律分析

随着病人权利意识的不断提高,病人知情同意权的维护问题被一再提出。知情同意也称知情许诺,指医务人员为病人提供作出医疗决定所必需的足够信息,并在此基础上由病人自主作出选择(同意抑或不同意)。知情同意是病人自主权的灵魂和核心。尊重病人的知情同意权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     

医疗权的伦理辩护

为国家设定建立医疗保障体系和高效优质的医疗服务体系以保障和促进人民健康义务的基本人权是医疗权,而不是健康权.合作抵御包括疾病在内的自然的侵害,是人际社会形成的重要根据.现代医疗服务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善,一种人之生命的必需.病人的医疗权是病人对分享社会合作成果的一种期待,这种期待具有伦理的正当性,能够得到伦理的辩护.这种作为正当性期待的医疗权本身又要受限于权利秩序中当时的条件和资源.     

试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伦理困境与法律对策——以法定医疗伦理损害责任为背景

在医疗伦理损害责任背景下,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具体履行医疗告知义务时、患者(特定情况下其近亲属)知情不同意时、以及面临具体法之局限性时,常常陷于对患者的知情权、生命健康权、自主决定权、乃至自身的法律责任风险进行个人抉择的伦理困境。尽管导致伦理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法律视角来看,制定明确、规范的医疗伦理行为指引,建立解决医疗伦理困境的常设机构,健全医疗风险规避、医疗社会保障和医疗伦理督察制度,应是现实可行的应对之策。     

从法律角度谈病人的知情同意权

知情同意权是病人在诊疗过程中享有的基本权利之一 ,尊重和理解病人的知情同意权是医务人员应尽的义务。本文从法律的角度对病人知情同意权的依据、主体、表现形式、适用和限制情形及相关的法律责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以达到改善医患关系、减少医疗纠纷的目的。     

家属签字剥夺患者决定权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应修

家属签字程序剥夺患者自主决定权 保护知情同意权应修改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专家认为,应通过立法给予伦理委员会一个合法的身份,将其引入到医生临时处置权的判定之中,用法律保障伦理委员会作出公正的结论,而不受医患任何一方的干扰.     

医疗干涉权的法理分析

医疗干涉权作为医生的一项职业特权，因李丽云案件而引起广泛关注。对医疗干涉权的准确界定是前提条件；医疗干涉权的适用条件与原则是基础；目前我国医疗干涉权的行使存在着与患者知情同意权的对立，法律与伦理的冲突以及法律适用弊端等问题；应该从行使主体、社会环境、立法体制等方面加以改革和完善。     

论医疗知情同意权的历史嬗变及法律启示——来自美国医疗诉讼案例的考察

医疗“知情同意权”(Informed Consent)作为英美法系的产物,是一项重要的私法原则,在其历史发展的嬗变中,始终与生命权、健康权、隐私权等重要人格权概念密切交织着;在美国医疗诉讼法律史发展过程中,知情同意权构筑起了严密的逻辑演进路径,即从“医师标准”到“患者标准”再到“理性人标准”的嬗变,形成了一项独特的免责特权制度.同时,对“知情同意权”的适用和侵权保险保障机制做出了合理的规制,这对当前我国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有着重要的法律启示.     

从法律角度谈病人的知情同意权

知情同意权是病人在诊疗过程中享的有基本权利之一，尊重和理解病人的知情同意权是医务人员应尽的义务。本文从法律的角度对病人知情同意权的依据。主体、表现形式、适用和限制情形及相关的法律责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以达到改善医患关系，减少医疗纠纷的目的。     

医疗知情同意的台湾经验与启示

医疗知情同意规则包含医师说明义务和患者同意权,是现代医患关系的核心内容。在我国台湾地区的理论和实践中均主张由医师履行说明义务,而说明义务趋向双重标准,内容也不断扩张,在个别情形下存在例外情况。借鉴台湾地区的相关经验,大陆相关法律法规可从扩展细化医师说明内容、明确说明义务履行主体等方面来加以完善。     

司法精神障碍鉴定的伦理原则

司法精神障碍鉴定的公正处理有利于保护精神病患者合法权益,维护法律公平正义,由于它主要涉及鉴定人与被鉴定人、家属及司法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所以存在着很多伦理问题,应当运用客观公正、尊重以及最小伤害伦理原则进行规制。尤其是针对目前司法精神障碍鉴定领域存在的鉴定人员称职性、鉴定意见涉及终极问题等的问题,可以以伦理原则为指导进行制度改进,提高鉴定人筛选标准,完善"终极问题原则"和"无病推定原则",确保司法精神障碍鉴定制度顺利进行。     

浅论侵权法上的过度医疗与患者的知情同意权

过度医疗本是一个医学概念,要将其在侵权法上规制,必须将其和民法上的意思自治相结合。而从医疗侵权责任在《侵权责任法》中的规定来看,患者的意思自治主要体现在其对患者知情同意权的保护之上。因而侵权法上的过度医疗,应该是患者知情同意权和"无意义、无价值"治疗的事实相结合的概念。基于患者知情权在普通诊疗活动和特殊诊疗活动中的不同形态,应区别分析两种诊疗活动中的过度治疗判定标准。目前侵权法对于过度医疗的规制,因缺少对患者合理医疗权的确立,使得患者主要只能通过主张其知情同意权被侵害来主张其权利,对患者权益的完整保护有待立法完善。     

浅析成年监护人对医疗行为的同意权

在成年监护人的生活照料监护事务中是否对被监护人的医疗行为享有同意权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但是,在我国民法或者特别法中对生活照料监护的义务和权限尤其是在实务中成年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医疗行为是否享有同意权的问题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我们可以通过国外有关医疗行为同意权方面的立法例,设计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成年监护制度.